在传统认知中，明朝封建专制高度强化，平民基本没有政治话语权，只能保持臣服的姿态。本书借由对生祠理论与实践的考察，挑战了这一偏见在明朝专制集权的土壤中，生长着另一套政治模式：地方官受命于皇帝，并由平民决定其价值，平民借此实现政治参与。而生祠，正是平民获得政治话语权的工具。
与天子受命于天相对应，作者将这一模式称为小天命，其背后是政治生态、神灵信仰、儒家思想之间复杂的互动。平民以立碑立祠的传统绑架地方官，用孝道掩饰生祠中的利益交换。生祠成为利益杠杆，地方官多施惠政以换取晋升的政治资本，百姓立生祠换取官员为当地利益服务，抵抗朝廷的苛政。以生祠为纽带的官员平民利益体，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平民对地方官员的认可有助于提升朝廷的声誉，为中央反对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滥用皇权的原则立场代言。
本书首次将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间进行研究，通过大量碑刻记录、地方方志和文人文集，考察了生祠制度，阐发了对明代政治与思想体系的思考。
导言
大明王朝的神圣和世俗生活始终交织在一起。皇帝上承天命，需要敬天法祖，尊贤重士，确保治下臣民安居乐业。祠堂与寺庙广布于殿阁官署之间，复杂而激烈的争论亦围绕现实政策和祭祀礼仪而展开。本书将关注这些争论中常被视为虚应故事的两个方面：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为活人设立的生祠。
明人的早期著作就表达了家国一体的普遍观念。元代官员陈天祥称：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
稳定的统治秩序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这是人们的共识。而天命思想则将统治者与上天的力量联系起来。上天，或称玉帝、天帝，会警示那些不能保障民众生活的王朝，甚至于终推翻它。正如明太祖所说：
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明太祖将自己视为天地之子、臣民之父，抚育万民也意味着对他们的责任。但是在现实中，朝廷实际的剥削和忽视往往压倒了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然而我将在本书中论证，那些对明代统治神圣性方面的修辞性表达，实际上也赋予了臣民政治参与的权力。
本书亦旨在考察明王朝的制度性建设。大大小小的祠寺广布于王朝版图之内，充当着连接政治和信仰之间的纽带。它们祭祀神灵、表彰楷模，传递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向祈祷者提供帮助。皇帝在都城连绵不断的宫阙之内祭祀天地。各地官员也在露天祭坛上祭奠神灵和厉鬼，在重檐祠寺中祭奠英灵与模范，在巍巍庙堂里祭奠城隍和孔子。家庭纪念先祖，学校追思先贤。每一个社区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寺庙或更小的祠堂，供奉着曾是人类的仙佛。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祠庙中，有一部分奉祀的是仍在世的生者。
例如，上文提到的元代官员陈天祥素来重视民生，把它作为执政的要务。《元史》记载：天祥凡所设施，皆合众望。他矜悯当地因贫困而沦为盗匪的民众，受到百姓的爱戴。他治下的民众因此在生祠中为他塑像，加以崇奉。所谓生祠，早可追溯至汉代，大多是因为祠主关心民生疾苦而设立。明朝人认为有些生祠的设立是应当的，有些则值得怀疑，他们对生祠的质疑反倒比认可在历史殿堂中激起更大的回响。20世纪的改革者们嘲笑生祠是腐败落后的传统，后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也往往对此视而不见，或因其荒诞怪异而略而不谈。或许，在晚明魏忠贤和东林党人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中，生祠所扮演的角色导致了这种观念的产生。仔细研究这一著名案例，将会揭示有关生祠政治的核心面向，而这一面向也体现在明代数以百计的生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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