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著版本
1928年，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十二把椅子》正式完稿。但次出版前，书刊审查员就做了大幅度删减。以后每出版一次，就改动一次，整整改了十年。后，这部长篇小说缩减了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现在出版的这个版本，是个根据存档手稿修复的完整版本，同时收录了历史、文学等背景方面的注释。
并非两个人的传奇
根据传记文学家们的回忆和描述，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可谓不可复制的传奇。时至如今，几乎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史实，哪些只是传说而已。
不过至少两位作家的身世是可考的。1923年前，这两位年轻的敖德萨人就来到了莫斯科定居。早在敖德萨期间，身为记者与诗人的伊利亚·阿尔诺里多维奇·法因奇利贝尔格（18971937）就为自己取了伊里夫的笔名。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卡塔耶夫（19031942）曾供职于敖德萨刑事侦查局，他的笔名彼得罗夫可能是改行当记者后才取的。1926年，彼得罗夫来到苏联铁路交通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所属《汽笛》报，与伊里夫成为同事。两位作家一起共事十年，是彼此知心的挚友。伊里夫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两个要是同生共死该多好！
1937年，伊里夫于死于急性肺结核发作，享年39岁。彼得罗夫在好友葬礼上伤心不已地说：我出席的就是我自己的葬礼了……在生活中两人的性格差异很大，彼得罗夫喜欢发脾气，时常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伊里夫则比较内敛而又不乏幽默感。一起共事的十年里，两人彼此称呼对方只用敬语您，但两人间的友情远比常人眼中的亲密无间更加深厚。1942年，彼时身为战地记者的彼得罗夫乘坐飞机从新罗西斯克返回莫斯科途中，飞机被德国歼击机击中，彼得罗夫不幸身亡，年39岁。
1927年间，著名作家瓦连京·彼得罗维奇·卡塔耶夫也在《汽笛》报供职，而他就是彼得罗夫的亲哥哥，也是伊里夫的好朋友。瓦连京·卡塔耶夫来莫斯科相对较早，1927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家了。大型杂志不但经常发表他的散文，他的剧本也被莫斯科艺术剧院频频搬上舞台，大型出版社土地与工厂甚至打算出版他的作品全集。
长篇小说《十二把椅子》的创意发起人就是瓦连京·卡塔耶夫。他本打算与弟弟彼得罗夫、好朋友伊里夫共同创作这部作品。彼得罗夫和伊里夫作为文学枪手撰写主要章节，而瓦连京·卡塔耶夫本人则主导修改和编辑。三人商定，出版时将共同署名。这个计划看上去很完美，因为瓦连京·卡塔耶夫已经扬名立万，他的手稿出版社会争先恐后地录用，给出的酬金也会更加丰厚。可是，虽然他手头素材丰富，但是大忙人自有大忙人的难处，瓦连京·卡塔耶夫平时要应付的事情实在太多，导致他无法安心写作。所以，弟弟和好友的出手相助实在是一件雪中送炭的大好事。于是，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在1927年9月之前就开始动笔写作《十二把椅子》。仅仅三个月后，小说的部分《老城里的狮子》便已完稿。两位枪手兴冲冲地把手稿交给卡塔耶夫过目，卡塔耶夫阅读完后，竟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当初商定的共同署名计划。他郑重其事地向两位枪手宣布，主导已经不再需要，两位年轻人大可自己完成小说。此后，两位作者便愈发夜以继日地激情创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1928年1月，长篇小说即告完成。《30日》周刊从当年一月份至七月份就以连载的形式出版了《十二把椅子》的插图版。
出版马拉松
上述故事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已然无从考证。但是从创作和出版的时间看，至少可以肯定，协调出版社的工作早在小说完成之前，甚或小说还没有开始写作时就已经开始了。事实上，《30日》杂志主编也应该是在小说出版之前就已经先读过了部分初稿，而且审查、校对和排版等一系列出版前的准备工作也早已安排就绪。鉴于当时的出版程序和技术，整个出版过程至少需要两到三个星期，再加上插图绘制也需要至少几个星期。更何况，审查直到批准出版也需要时间。所以小说的出版肯定不是从1928年1月才开始，而早在1927年的10月之前就已经启动了。如此推测，就《十二把椅子》出版问题的协商和协调工作则应该开始得更早。
如果上述推理逻辑没有问题，那么瓦连京·卡塔耶夫为《十二把椅子》做出的贡献就的确不可忽视了。作为当时的知名人士、两位作家的亲兄弟和好友，他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为小说的出版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很难想象，要是没有瓦连京·卡塔耶夫的长袖善舞，两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会获得出版界如此慷慨的信任透支。且不说出版社编辑认真阅读了还未完稿的部分章节，《30日》杂志连续7个月以插图形式大篇幅连载，在当时就堪称奇迹。
当然，两位作者选择《30日》也并非无心之举。因为除了瓦连京·卡塔耶夫的知名度可以利用外，两位作者还有不少熟人在这家杂志社工作。这家杂志社的编辑主任和总编就是他们的老熟人和有力支持者，这无疑也是小说顺利出版的助力因素。《30日》月刊总编还特意在插图连载刚一结束，就安排正式出版了《十二把椅子》的纸质书籍，从广告宣传的角度看，这样的安排简直完美。
虽然小说出版过好几个版本，而且每次出版都会对内容做出修改，但每个版本的首页都保留了献给瓦连京·卡塔耶夫的字样。一开始在《30日》杂志上连载的插图版共有三十九章，而个由土地与工厂出版的书籍版本是四十一章，但是此后的所有版本都是四十章。
有版本专家认为，初的插图版文字部分被缩减到了仅够杂志排版，因此缺乏艺术性。而后1928年出版的个书籍版《十二把椅子》虽然恢复了大部分被删减内容，可是两位作者可能由于赶时间，所以文本质量也不是很高。但从第二个版本开始，作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开始步入正轨，进行了严肃认真而又细致的修改。所以，这个四十章的版本此后就一直成为再版修改的依据。而在此后的十多个版本中，所有版本学家几乎一致认为，1938年被收入苏联作家出版社作品集的版本是出色的。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和历史大环境有点关系。因为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作家的思想应该不会被审查意见和编辑的意愿所左右，在有生之年，作者会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也不会停止对艺术价值的追求。而1938年，恰是《十二把椅子》在作者生前后一次出版（其时伊里夫已经去世，彼得罗夫独自完成了修改），按照这样的逻辑，这个版本理所当然代表了作者的艺术境界。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思想会逐渐发生变化，评判标准也自然变得不一样了。现在的研究者更倾向于认为，作者的原始手稿才有代表性。
现存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早期手稿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者的初亲笔手稿，另一类是打字誊印后，由作者亲自修改过的手稿。初的手稿里，共划分了二十章，但是都没有标题。可能是因为期刊出版的专业要求，章节越短小，就更便于期刊的版面设计。所以后期的版本在章节篇幅不断缩小的同时也被划分为四十章节，而且每一章都有了自己的小标题。这项缩小章节篇幅的工作显然是作者和杂志编辑共同进行的，其结果便是小说出版周期显著拉长，广告收入也因此而大幅增加了。但是在后来的书籍版本中，被删节的内容被恢复了。此后，每一次出版都经历了幅度不小的改动。其中除了作者自己的修改外，自然也采纳了审查人员的意见。
椅子要为现实服务
《十二把椅子》的每一次修改和再版都留下了历史背景的烙印。虽然一部分政治隐喻在插图版问世前就被删除了，1928年的版本还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当时普通读者都能轻易读懂的各种政治隐喻在书中处处可见，作者毫不客气地讥讽了苏联共产党内的派系之争，嘲笑了当时一些名声卓著的文学家，甚至还俏皮地引用了只有在文人、朋友及同事间才会小范围流传的笑话。也许正是因为有太多的政治隐喻，所以此后的修改工作基本都是围绕去政治化展开的。直到1938年，在审查员们锲而不舍地努力下，失势的政治领导人和高官们的名字终于从书中基本抹干净了。所以确切地说，1938年的版本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两位作者的本意，倒是更能反映审查员们的意志。但是《十二把椅子》之所以能畅销多年，绝不是审查员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几经修改的小说仍然得以限度地保留了原貌。
《十二把椅子》的出版成为当时全民瞩目的大事件，不少文字立刻以民谚和俗语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这在苏维埃时期的作家当中是十分罕见的。《十二把椅子》受到读者如此广泛的追捧，这显然大大出乎作者的意料。比如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奥斯塔普·本德尔被杀，这样的结局安排引发了大多数读者的不满。在读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强烈要求下，两位作者只好再度联手写了续集《金牛犊》。在续集中，深入人心的奥斯塔普·本德尔又活了过来，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十二把椅子》的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媒体舆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却显得有些尴尬。小说尽情而又辛辣地讽刺了苏联媒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作为被讥讽的对象，想要站在客观的立场进行不偏不倚的评价，实在有些为难。小说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大媒体都眼睁睁看着民众争相传阅而保持着难堪的沉默。直到1928年9月21日，《莫斯科晚报》才刊发了一篇豆腐块评论文章，文章不痛不痒地指出：虽然小说阅读起来令人愉快……但也算不上是上乘的讽刺佳作……而且有过于冗长的嫌疑。后，各大媒体似乎彼此统一了口径，认为这部小说描写的只是苏联社会的某些缺点，并不能代表整个苏联社会。这种类似于套话的评论既折中又安全，看上去似乎面面俱到，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
身经百战的书评家们长时间集体失声，不可能是因为不屑于评论某些缺点，他们也不可能没发现书中尖锐的讽刺，但他们不愿意操之过急地发表激烈批评，不愿意惹祸上身，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当时的确存在一股对政权不满的情绪。
其实在小说出版之初，不论是身为作者的两位籍籍无名的报社记者，还是格外照顾他们的杂志社领导，都不认为过于激进的语言和露骨的嘲弄是明智之举。所以，书中的讽刺内容在1927年能被审查通过，看来应该不算过分，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但仅仅几个月后，来自上级的指示渐渐让两位作者感受到了压力。
虽然文学作品本身只能代表作者的思想诉求，但是作品一旦出版面世，就似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淘气的孩子，他大摇大摆地闯进普通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家里，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每个读者都变得有权利照顾这个孩子，给他买吃的喝的，对这个孩子品头论足，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打扮这个孩子，甚至要求这个孩子为自己的家庭代言。《十二把椅子》就是这样一个懵懂的小孩，在无意中走进了政治家们的视野。
《十二把椅子》的主要情节始发于1927年4月15日，正值上海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史称四一二政变。
爆发。各大主要报纸纷纷报道了此事，小说的主人公们当然也在议论这件大事，但只是把这件事当作稀松平常的谈资，没有骇人听闻的措辞，没有令人绝望的语气。在议论国家的国际地位时，小说人物的表现充满了幽默，似乎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滑稽的反苏维埃的地下社会。作者似乎想告诉读者：苏联没有培养间谍网的土壤，也不可能有什么国内反动势力，即便有所谓的间谍能够渗透进苏联社会，他们也不可能找到赖以生存的基础，更别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了。
后来，主流媒体的宣传导向转变了风向，伊里夫和彼得罗夫敏锐而又迅速地对舆论宣传导向做出了反应，对小说内容做了相应的修改。但小说的中心思想没有变，而且依然具有说服力：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陷落的论调是没有市场的，不管国外或者国内的反动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不会影响苏联天长地久地存在下去。即便是当时已经被罢黜的布哈林，还在1928年12月2日的《真理报》上引用过《十二把椅子》的文字。
值得强调的是，小说的中心思想并没有屈从于社会舆论的导向。更多知识分子把小说中的辛辣讽刺看作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更具人情味的期盼和诉求。两位作者不遗余力地捍卫了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的稳定，不希望战时共产主义的动荡局面再现，可以说，两位作者的意愿不偏不倚地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对政府的希望和要求。
回忆总是有苦有甜
1927年4月15日，小说主人公首席贵族开始寻宝，这位旧时代的遗老试图回到十年以前纸醉金迷的日子。同年秋天，主人公寻宝彻底失败之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派势力被彻底粉碎，政府让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了大规模战争和无休止的革命不会发生。小说的结尾，沃罗比亚尼诺夫终意识到，回到过去只能是梦一场。而本来属于贵族家产的财宝，也终被用于铁路员工的福利。两位作者通过这个可笑而又可悲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回到过去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疯狂的，甚至是致命的。小说中被送进精神病院的费奥多尔神父、疯了的沃罗比亚尼诺夫和丢了性命的本德尔，还有其他出场人物的命运等，都无一例外佐证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和现实性。当时有一句广为人知的政治宣传口号：地主老财万贯钱，造福人民千百万。想必小说的主人公没能及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早已被广泛落到实处的施政举措。
2017年，是伟大的作家瓦连京·卡塔耶夫诞辰120周年。俄罗斯为其举办的纪念活动上，有人评论说：他即便没有作品（更何况他本人著作等身），仅仅一部《十二把椅子》的创意，也足以令他名垂青史。瓦连京·卡塔耶夫在敖德萨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敖德萨是他文学创作生涯的起点。也正是在这座风景优美的滨海城市，卡塔耶夫牵着年幼的弟弟叶甫盖尼（即本书的作者之一彼得罗夫）的手，走遍了城市里的各家出版社。对瓦连京·卡塔耶夫而言，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无数现实和幽默的素材。《十二把椅子》出版一年后，瓦连京·卡塔耶夫回忆道：
不记得在哪里读到过一则野史，《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大仲马并非独自写作，而是雇了几位才华横溢的文学枪手。他的文学创意其实都由几位枪手负责转化为脍炙人口的传世文字。于是我便产生了个想法，效仿大仲马组织成立一个小型写作团队。当时，我的写作创意多得数不过来，天天在我脑子里沸腾……
就这样，瓦连京·卡塔耶夫决定求助于枪手，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伊利亚·伊里夫和弟弟叶甫盖尼·彼得罗夫。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自己的好友和弟弟当我的枪手？说老实话，我自己也解释不清。也许这就是我那出了名的直觉，我就像一条狗一样，他们两位的天赋还没有得到充分展现之前，就被我嗅到了……
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想写一部关于没落贵族在苏联国内寻宝的故事……两个年轻人饶有兴致地相互把对方从头到脚打量个遍。就像经典长篇小说里写的那样，他俩之间发生了电光石火般的反应。他们彼此友好地笑笑，同意了我的提议……
小说的部分完稿时，瓦连京·卡塔耶夫的震惊是难以想象的。他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发现，自己的创意已经被彻底地改头换面，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篇全新的小说。
才读了十分钟，我就明白了，这两个枪手不但完成了我布置的任务，故事情节的设计完全符合要求，主人公沃罗比亚尼诺夫的形象也分外鲜明，而且，他们还另外塑造了一个绝妙的形象奥斯塔普·本德尔。如今，这个名字已经如雷贯耳了。
至此，瓦连京·卡塔耶夫确认，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确是两位天才。所以他当天就撤回了早先共同署名的建议。但是两位作者并没有就此忘了他，所以尽管这本书被多次修改一版再版，扉页上始终保留着瓦连京·卡塔耶夫的名字。
不过瓦连京·卡塔耶夫本来就不是一个甘心寂寞的人，他没有就此罢休。他对两位年轻的作家提出了一个要求：拿到笔稿酬后，两人必须给他买一个纯金烟盒以示感谢。这个故事被瓦连京·卡塔耶夫详细记载在自传体小说《我的桂冠是镶钻的》中：
他们中的一个，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小礼品袋，扎着彩带的那种。我打开脆生生的包装纸，眼前顿时金光闪耀。里面是一个小巧的纯金烟盒，盒锁上是镶有绿松石的卡扣，但这个烟盒一看就不是男式的，而是女式的，也就是说，比正常的小了一倍。这两个小气鬼竟然舍不得给我买个男式的烟盒。
我们事先可没有说好，烟盒应该是什么规格的男式的还是女式的。为了避免争辩，我的朋友率先堵住了我的嘴。而我的小弟竟然仗着有亲属关系庇护，不无幽默地引用契诃夫《意见书》里的话调侃我：给什么你就吃什么。
于是，我们的这宗交易就此画上了句号，接着我便拿着女式烟盒和他们一起去大都会酒店痛饮庆祝。
白桦熊
2019年12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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