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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巴黎、伦敦、纽约/剑桥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研究译丛 
定 价：72 元 丛书名：剑桥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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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中，尼古拉斯·戴利追踪了19世纪人口大爆炸的文化影响。随着拥挤的巴黎、伦敦、纽约等城市相继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一套针对城市生活的、共享的叙事图景在城市居民之间广为流传，包括对城市灾难的幻想、关于犯罪的影视剧以及匪夷所思的公共交通故事，这一切都折射出一种所谓“他人即地狱”的想象情景。在视觉艺术中，偏向于感性的图片开始大量出现，将城市大众浓缩成了少数弱势角色：报童和花童。在19世纪末，甚至出现了认为这座庞大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破坏者的原生态故事。
本书将带领读者走进英国、法国、美国的核心都市，切身体验19世纪人口大爆炸对城市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从关于火山爆发的灾难叙事，到将都市想象成一个破坏者的原生态情境，再到繁荣的都市对各类动物造成的伤害，尼古拉斯·戴利在书中展示了19世纪的欧美城市文化在人口增长压力下所发生的巨大变革 不仅适合人口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的专业读者，也适合对维多利亚时代发生的社会巨变感兴趣的读者
杂糅与跨界：
这样的文学评论有“一套” 本辑丛书，从确立选题到翻译审校，经年轮更替和时势变化，就要面世了。付梓之际，有些话想要说一说。 一 或许是当读年月缺书甚至无书可读染上了阅读饥不择食症，或许是大学后期抢座阅览室形成了阅读狼吞虎咽的陋习，或许是求学过程中广泛涉猎养成了不拘一格的阅读偏向，每每遇到内容杂富、视角多维、述论复调、方法跨界、见解独特的读物，都会产生一种必欲厘清的冲动，恋恋不舍的情愫。细究起来，这种遇杂而珍、向杂而趋、融杂而合不只是个人的阅读偏好和价值取向，也不仅是学科发展走向繁荣之途，还有着更为普遍的客观依持，存在于自然世界的演化过程，也存在于人类社会从点到面、从聚到散、从低到高、从单一到复杂的嬗变过程，尤其是贯穿于文化产生、传布、交汇、融合的全过程。 自然界中生命体的存活和延续是这样的，因杂生、杂处、杂交而生万物。动物繁衍需要异性相交，种群存活和扩大既需要不同类别同处一域之间的共生共荣或相生相克，又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和地貌环境。树木因杂居连片而成森林，森林因不同种类相互交杂而得以丰盈。花类植物因相互授粉而繁茂自己且滋生新种，又因单性繁殖而逐渐走向衰亡。即使是稻谷，也只有杂交才可以达到如科学家袁隆平团队培植的那样高产量。 人类从自非洲大陆的迁徙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种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攻，或和平共处，或冲突伐杀，或彼此融通。正是异族和异类之间的竞争、冲突、妥协、共存、融通所形成的持久张力，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演进、发展、繁荣和壮大。从中到外，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多。 中华文化所以能延续五千余年而不断、不衰、不霸、不淫，可以从其不断融合民族文化之流、一贯持守融合等核心观念并由此指引其发展过程里找到答案。起源于中原大地和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文化，在逐渐融积成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因其聚集人类观念精华的内核、融汇开放的基因和广采博纳的胸怀，不断吸纳来自中华大家庭几十个民族的文化元素。自汉以降，更是不间断地吸收来自东西方异域文化中的优秀异质，无论是来自印度的佛教，还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只要有益，都可“拿来”，终至蔚为大观。举隅其中观念数项，或可知其一二。天人合一，万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哲学观念；仁政以施、民贵君轻、水载舟亦覆舟的政治观念；仁者爱人，各得其美、美美与共的人际共同体观念；尊老爱幼、孝悌友朋的伦理观念；独善兼济、先忧后乐、内外兼修的人格观念；等等—综观这些观念，贯穿其中的一点就是存异和容杂。正是这种不拒异道、不舍细流、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品格坚持，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浩瀚，成为世界文化大森林里的参天大树之一。 二 初次接触到《剑桥十九世纪文学与文化研究》（Cambridge Stud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这套丛书，浏览书名眼前陡然一亮，翻阅后顿觉脑洞大开，阅读后不忍释手。其中体现的几乎跨越人文、社科、科学各大学科门类的多维视角，涉及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戏剧、诗歌、散文、音乐、绘画、建筑、报章期刊等各种文本的广泛例证，将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金融、法律、教育、军事、旅游、宗教、帝国殖民扩张等各种社会活动都作为文学书写的大背景来广引博征，着实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而瞠目结舌。在此不妨列出题目数个，请诸位读者领略：《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病房：生病的艺术》（The Sickroom in Victorian Fiction: The Art of Being Ill）、《维多利亚小说与起源焦虑：从狄更斯到弗洛伊德时期的死亡与母亲》（Death and the Mother from Dickens to Freud: Victorian Fiction and the Anxiety of Origin）、《维多利亚法律、文学与神学中的证词与辩护》（Testimony and Advocacy in Victorian Law, Literature, and Theology）、《十九世纪英国的文学与医学》（Literature and Medic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维多利亚蜜月：婚姻之旅》（Victorian Honeymoons: Journeys to the Conjugal）、《乔治· 艾略特与金钱：经济学、伦理学与文学》（George Eliot and Money: Economics, Ethics and Literature）、《1885—1914年间的伦敦及其同性恋文化》（London and the Culture of Homosexuality, 1885—1914）。单是浏览一下这几个题目，就会发现其选题涉及法学、经济学、医学、神学、心理学、社会学、物理学、生态学等，其跨界特征可见一斑。为什么跨界如此之大，杂糅如此之盛，看一下总主编发表的相关学术观点和丛书的推介，就会得出更清晰的印象。首任总主编吉莲· 比尔在1990年参加一次学术研讨时发表的主旨演讲里就这样表示： 本次讲座宣布的主题“通过文学呈现科学”可能暗示了一种单向交流，似乎文学充当了这一主题（科学）的中介；这一主题（科学）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过，在重新被提起之前没有被讨论过。我所理解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我将要强调，两者之间是交流而不是一个成为另一个的起源，是相互转换而不是一个被介绍到另一个里面去。科学和文学的话语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却彼此重叠。 这里的观点非常明确，文学与科学之间是互文或者说“彼此重叠”或相互渗透的关系，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前者充当后者的“中介”。由此可以推断，这一观点或者学术旨趣就成为四年后推出这套丛书的宗旨。该丛书的推介词证实了这一推断： 事实已经证明，19世纪的文学与文化是跨学科研究中一个十分宏富的领域。本丛书自1994年开篇以来，一直致力于追踪维多利亚文学与视觉艺术、政治、性别和性取向、种族、社会组织、经济生活、技术创新、科学思想之间的交叉及其相互张力关系，简言之，也就是维多利亚文学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本丛书自从面世就强力涉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视觉研究、后殖民主义、批判性种族研究、新历史主义、新形式主义、跨国主义、酷儿研究、人权与自由主义、残疾研究和全球研究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其中许多著作已经成为这些研究领域里的经典。本丛书提出的理论挑战和史学转轨继续以卓富成效的方式激荡着19世纪研究这一领域。有关身体与感官、环境与气候、种族与文学研究的非殖民化、生命政治与物质性、动物与人类、地方与全球、政治与形式、酷儿与性别认同、交叉学科理论等的这些新著述正在重新激活跨学科研究场域。本丛书旨在为正在进行中的19世纪文学前沿研究提供平台，催生那些将跨学科研究与当今提出的紧迫批判性问题联系起来的最有趣的研究成果。我们力求出版不同种类作者的著作，坚定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 这套丛书具有如此新颖的学术方法、宽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直觉、细密的学术思维、踏实的学术风格，显然体现的就是总主编和编委会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首任总主编吉莲· 比尔是剑桥大学爱德华七世文学教授，曾出任剑桥克莱尔讲堂（Clare Hall）主席。更为知名的是，她是《达尔文的情节》（Darwin’s Plots）的作者。这本1983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力作，在19世纪研究领域掀起了一阵跨学科研究的旋风，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有评家认为，该书中的“真知灼见为科学史中人所共知的话题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还有人认为，它“所开创的研究范式在过去的十五年开辟了一个‘达尔文产业’（Darwin Industry）”。如果说有哪些著作开启了文学批评领域至今仍持续不衰的跨学科研究，《达尔文的情节》无疑是维多利亚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前驱。由吉莲· 比尔主编的这套丛书，迄今已经持续出版二十七年，截至2021年底，总共出版专著一百三十三部，平均每年推出四到五部，至今仍未显颓势，近期还有三部即将面世。 三 对于文学跨学科研究来说，这套丛书显然是一块含矿量非常高的“富矿”，将它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应该是新时代继续和进一步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辑译丛推出五部专著，分别为：《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缠绕的帝国》（China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Empires Entwined）、《维多利亚文学、能量和生态想象》（Victorian Literature, Energ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巴黎、伦敦、纽约》（The Demographic Imagination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City: Paris, London, New York）、《鬼魂目击者、侦探和唯灵论者：维多利亚文学和科学中的视觉理论》（Ghost-Seers, Detectives and Spiritualists: Theories of Vision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Science）、《维多利亚儿童文学中的进化与想象》（Evolution and Imagination in Victorian Children’s Literature）。各本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百七十多年前，英国为了打开庞大却封闭的中国市场，谋取巨大商业利益，用坚船利炮轰开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城墙，随后，西方列强蜂拥而至，都来争抢中国市场。自此，这两个古老的帝国就缠绕在一起，从政府到民间，从物质文明到价值观念，两种文化之间经历了好奇、向往、会通，也经历过误读、误解和误判，而且这样的误读与误解还在继续。中国人在英国殖民者眼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已经定居于伦敦一角的中国人在伦敦人眼里又是什么样的形象？一百多年来英国人乃至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知和印象与当下的中西关系有什么关联？《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一书为读者提供了19—20世纪之交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全景图。第一章借助在香港、上海、广州、天津等通商口岸生活的英国人的小说来呈现他们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对发生于通商口岸的各种故事加以综览”（32）。第二章“聚焦分析约瑟夫· 康拉德式作家詹姆斯· 达尔齐尔的作品，深入探讨‘洋中国’文学如何描绘维多利亚时代中国与其他英国殖民地（尤其是印度）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交互模式”（32）。第三章通过《北京危境》《北京龙》《盟军朝向北京》等小说中的夸张和扭曲描写来揭示西方人眼中的义和团运动。第四章通过《黄色入侵》《黄色浪潮》等小说来表现英国人或其他欧洲人如何将移居英国的中国人看作洪水猛兽。第五章介绍维多利亚晚期英国戏剧等文学形式中的中国形象，在《黄色恐怖》《黑鬼中国人》《炮轰北京》等戏剧中如何表现英国人对古老而陌生的中国文化的理解。第六章聚焦于围绕伦敦曾经的华人聚居区“莱姆豪斯”的文学创作，以托马斯· 伯克的“莱姆豪斯”系列小说为案例，表现伦敦人眼中的华人形象。作者在结论部分认为，前述这些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误解、曲解和“恐慌”在21世纪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这个曾经孱弱国家的崛起，转换成了新的形式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和其他领域。或许可以说，当下西方出现的“阻中”、“恐中”与一直以来对中国人的误解和曲解存在渊源关系。 自从20世纪50年代伊朗石油危机出现以来，能源危机一再发生，而随着人类对化石燃料的滥用，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已经将地球带入生态灾难日益频发的21世纪。《维多利亚文学、能量和生态想象》的作者借助兴起并盛行于19世纪的热力学的视角，对维多利亚小说进行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解读和论析。他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热力学将大自然视为一种不可持续的能源系统”（15），我们就此可以把维多利亚小说想象成一个能量系统，所有小说就是“热力学的替代性叙事”（15）。从第三章到第八章，他花了很大篇幅去论析狄更斯、罗斯金、史蒂文森、康拉德和威尔斯的著述。他分析了《荒凉山庄》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能量表现形式。他认为，罗斯金的《风暴云》《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近代画家》中充满了能量元素。第六章以史蒂文森的《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化身博士》）为案例，解读了其中描绘的“热力学世界”，通过两位主人公的正向与反向蜕变，表现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人的性格和身份变化中的作用。在对康拉德的《黑暗之心》《诺斯特罗莫》《间谍》的解读中，作者依然从热寂和熵增的角度去阐释非洲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与伦敦这个帝国心脏的环境形成对比。解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时，作者认为，作品隐喻了大英帝国在熵定律控制下走向衰退的前景。作者还认为，今日生态之殇的根源要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并且，20世纪化石滥用局面的缘由，不只是人们一贯所认为的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采矿业、机械制造业、造船业等重工业，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如何在各个方向上曲解、扭曲，因而误解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界资源之间的关系”（12），比如被众多哲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所极力推崇，也被民众广泛接受的，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自由选择、优胜劣汰的进化理论，以及热力学理论。 毋庸讳言，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问题；先是人口高速增长，给地球带来能源短缺、气候灾难等问题，到了后工业时代的信息时代，富国和穷国又分别出现老龄化和多子化两种现实，严重制约各自的社会发展。《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选取19世纪起始的人口问题进行专论，开门见山就亮出了研究的关键词：人口爆炸、人口革命、人口想象。“随着人口爆炸，现代文化中出现了人口想象。换句话说，本书所关注的多模态叙事和大众形象，出现在人口革命中：突然之间，有更多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1）作者从多个角度展开论证了这一时期的人口爆炸、革命与想象。他以伦敦、巴黎和纽约为例，列举了19世纪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比如伦敦人口在100年间增长了6倍，从近110万增长到近651万。作者介绍了伴随着人口迅猛增长而出现的各种城市病，如环境与卫生状况恶化导致疾病流行，失业严重引起犯罪猖獗；另一面则是因人口增长而出现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兴旺，比如出版业的繁荣，文学市场中鬼故事、侦探小说的走红，犯罪书写及其舞台表演，以《庞贝城的末日》为题材的灾难描写跨越了通俗表演、歌剧、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的类型界限，以“多模态”形式呈现，供观众和读者消费。作者还用了一章篇幅来介绍畜禽和野生动物在城市化和人口猛增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和灾难，具体列举了它们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悲惨遭遇。作者最后引用了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和《世界大战》的内容来警醒疯狂增长的人类及其欲望，认为这些才是人类毁灭自身的力量。“无论人类的数量增加多少，我们居住的地球毕竟不是以人类为中心；其他物种，也许是新物种，在我们消亡之后会拥有这个星球……”（193） 《鬼魂目击者、侦探和唯灵论者》在超自然书写上与《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中第三章关于鬼故事的内容形成互证，而在理论视角上又与《维多利亚文学、能量和生态想象》形成呼应；如上述，后者采用的是热力学定律视角，而该书用的是光学及其相关视觉理论的参照，但也涉及哲学。随着托马斯· 杨的光波动理论及詹姆斯· 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被广泛接受，维多利亚人对超自然现象提出了众说纷纭的解释和各种质疑，鬼故事（哥特小说）就应运而兴，畅行一时，爱伦· 坡也首创了侦探小说，呼应这一时期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本书作者选取几个在当时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导入：鬼魂存在吗？若存在，是怎么形成的？有人看见吗？眼见是否为实？以寻找鬼魂为线索的侦探小说有什么语言特征？围绕这些问题，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十三章。第一部分从司各特的鬼故事《有挂毯的房间》入手，围绕鬼魂是否存在的争论，引用卡莱尔、罗斯金等人的观点，从心灵光学和生理光学角度去探讨鬼魂生成的心理成因，讨论外视觉与内视觉之间、古老信仰与现代怀疑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解读这一时期的鬼故事，要从光学原理和心灵感应，也就是外视觉与内视觉的结合上去进行。第二部分从“眼见为实”这一当时众说纷纭的说法入手，将理论视角进一步延伸到哲学、生理学、语言学，引证文本也转向侦探小说。他引用乔治· 贝克莱的《视觉新论》中有关视觉与语言表达关系的观点解读侦探小说的语言。第三部分继续采用杨的光波动理论和亥姆霍兹的“视觉理论最新进展”证实的以太理论，解析侦探小说所表现的“看不见的世界”，即鬼魂世界存在的光学及色彩学成因。作者例举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来解读作品中呈现的灵魂世界，引用了勒· 法努的《镜中暗影》，其中的超自然侦探马丁· 赫赛柳斯运用生理学、精神病学和神秘主义知识，试图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找到介乎二者之间的存在。 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别最早出现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汤姆· 布朗的学校时光》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可以看作儿童文学的标志性作品。1870年通过的《初等教育法》给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就在维多利亚中后期，英国出现了儿童文学的首个高潮，《水孩子》《爱丽丝镜中奇遇记》《黑美人》《金银岛》《绑架》《丛林之书》《彼得兔故事集》《彼得与温迪》等诸多经典作品纷纷问世，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有关儿童教育的著作，如斯宾塞的《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威廉· 福布什的《男孩问题：社会教育学研究》。这一时期围绕儿童成长和教育问题展开了持续、激烈的争论，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进化论基础上的重演论，认为儿童从胚胎到出生到成长是在重演人类的进化过程。《维多利亚儿童文学中的进化与想象》一书将研究的焦点确定在儿童教育中“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教育主导权之争”（25）上，也就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作者选取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水孩子》《丛林之书》等作为个案，论析其中的动物性儿童如何通过自己的读与做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并逐渐脱离自然而进入社会。作者认为，维多利亚“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它不是浪漫主义简单的衰退，而是对动物性儿童重演人类进化过程的科学建构的回应”（26）。“本书将19世纪进化史的构建和与其形成互补的针对动物性儿童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试图揭示成为人类的意义与文学在我们人性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之间的独特关系。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本使文学体验成为人类进化的关键机制，能够教会儿童如何缩回他兽性的‘尾巴’，转而进入一个更高级的、独特的人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非凡的、启发性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故事’。”（26） 四 借本辑译丛面世的机会，谨向为此付出努力和辛劳、提供支持的方方面面致以真诚谢意！ 译丛从缘起并立项，要感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刘锋先生和译林出版社的陈叶女士；要感谢译林出版社刘静女士及其他编辑，从译文试译审评到译稿审校，付出了长期的努力和辛劳。感谢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领导在人员配置、科研经费资助上的大力支持。感谢浙江大学吴笛先生在丛书选本上提供指导，并拨冗撰写译丛序言。感谢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德让先生、张孝荣先生承担本译丛主编事务，并校对译稿。感谢梅晓娟女士审评初译稿。感谢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汪精玲、李菊、杨元、叶超、张涛老师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的宋国芳老师，积年累月，认真负责地完成了有质量的译文。各译本译者和校对均已署名，叶超老师与宋国芳老师合作翻译《维多利亚儿童文学中的进化与想象》一书，叶超承担该书前言、第一章、第二章及这三个部分注释的翻译，宋国芳承担该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结束语及这四个部分注释的翻译。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不只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还是一个科学家星光闪烁、科学理论层出不穷、科学发明连续不断的时代。仅以詹姆斯· 麦克斯韦为例，他提出的被称为“物理学第二次大统一”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极大推进了古典力学、光学和热力学的发展，为电学、电磁学、量子力学的问世提供了理论支持，还引发了视觉革命、动力革命和通信革命。文学从来就是社会的折射镜与温度计，所选译介的五部专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个风起云涌时代的社会现实，其中涉及的中英文化认知、能量应用及其危机、人口革命及其后果、儿童文学的教诲功能等，都与我国当下社会关注的话题有很大相关性。选取这五部来译介，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在该领域研究中的新颖性，或有研究视角之新，或有研究方法之新，或有研究对象之新；其二，对中国读者具有观照性和启发性，借之或能了解未知的异域历史社会，或能对照认知当下社会实际。丛书出版以来评论很多，很多评家指出了丛书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启发，比如：有评家认为，《维多利亚文学、能量和生态想象》一书预示了文学生态叙事的未来；《鬼魂目击者、侦探和唯灵论者》成功地将维多利亚时代的鬼故事和侦探小说与当今人们有关视觉与知识、看见与相信之间关系的争论贯通到一起；《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通过考察英、清两大帝国之间的文化纠缠，为正在不断走热的19世纪中英关系批评添加了极有价值的成果，在以崭新的见解研究其他内容的同时，可以带领读者进入一些新的并令人激动的文学论争领域”；《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的研究证明，在重新以不同方式探究那些至今仍然困扰我们的问题时，19世纪是一个多么丰富的时代。 主编者期待，本辑译丛的出版和流通会给读者打开一扇这样的窗口：了解科学与文学如何在文学批评里“重叠”，维多利亚文学叙事里蕴含了多少科学元素，维多利亚社会与当下的世界有多少相似之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离我们有多近。 蔡玉辉 2022年春于稽山寓
尼古拉斯·戴利
都柏林大学英语、戏剧和电影学院现代英美文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现代主义、浪漫与世纪末》（1999）、《文学、技术与现代性》（2004）、《19世纪60 年代的感性与现代性》（2009）等。
【目录】
致 谢 引 言 第一章 火山之下：大规模毁 第二章 处处可见的街道：法国通俗剧和英语本地化 第三章 幽灵来到城镇：闹鬼的城市 第四章 大众时代的识读狂热 第五章 毛皮和羽毛：“人类世”时代的动物和城市 结 语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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