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余华接受来自世界各国访谈的结集，是一部谈创作观和文学观的作品。
试读1：
《兄弟》内外
洪治纲：读完《兄弟》，我有两点感到震惊：一是在你以往的创作中，所有作品加起来不过一百五十万字左右，而这部你在中断小说创作十年之后的小说，居然长达五十一万字，并且在阅读上并不感到累赘。是叙述本身控制了你，还是你对长篇小说的“长度”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二是《兄弟》竟动用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进入当下的现实生活，并且在整体上体现出“波澜壮阔”的宏观性特点。而在你以往的小说中，只有一些短篇涉及当下的现实生活，并且多半□限于婚姻、家庭等“小叙事”。是怎样一种想法促动你产生了这种叙事格□的转□？
余华：在《兄弟》之前，我已经在写作一部很长的小说，写了三年只有二十多万字，问题不是字数的多少，是我写了三年仍然没有疯狂起来，我知道叙述出现了问题。我刚好去了美国七个月，有时间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的叙述里只有优美的词句，没有忘我和疯狂的感觉？换一个说法就是写了三年我的叙述一直没有飞翔起来，我发现问题就出在叙述的过于精美，为了保证叙述的优雅，有时候不得不放弃很多活生生的描写。精美和优雅的叙述只适合于“角度小说”，也就是寻找到一个很好很独特的角度，用一种几乎是完美语调完成叙述，比如在中国名声显赫的杜拉斯的《情人》。“角度小说”在做到叙述的纯洁时是很容易的，可是“正面小说”的叙述就无法纯洁了，因为“角度小说”充分利用了叙述上的取舍，“正面小说”就很难取舍，取舍就意味着回避，叙述的回避就不会写出正面的小说。当描写的事物是优美时，语言也会优美；当描写的事物是粗俗时，语言也会粗俗；当描写的事物是肮脏时，语言就很难干净，这就是“正面小说”的叙述。十多年前我读过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也就是著名的“复调”理论，“正面小说”无法用一种语调来完成叙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所有的伟大小说都是“复调”的，因为它们都是正面来表达的。
洪治纲：与你以前的三部长篇相比，《兄弟》看起来似乎很不一样，其喜剧性基调明显大于以往的悲剧性基调。但是，细研之后，我发现其内部仍然贯穿着你的某些艺术思维的惯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死亡的不自觉的迷恋。《兄弟》一共写了七个人的死，李山峰、孙伟父子、宋凡平父子、李兰、宋钢的爷爷，除了□后两人是正常死亡，其他五位都是非正常的死亡。当然，这些非正常的死亡主要是针对“文革”时期的压抑性和暴力性背景的（除了宋钢），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你对人物命运的一种习惯性的处理方式。二是对江南小镇地域风情的不自觉的迷恋。尽管《兄弟》中并没有详细描述刘镇的具体位置和风土人情，但是，从“我们刘镇”这句叙述者频繁使用的句式中，从频繁出现的河流、小桥以及李兰守寡不洗头的风俗中，从刘镇对上海的依赖关系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它是你的故乡海盐的再一次呈现。记得你曾说过：“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这次的《兄弟》写作，似乎意味着你在精神上的再一次回乡，也意味着地域文化对一个人的强大的制约力。三是作品中所渗透的悲悯情怀仍然贯穿始终，只不过在控制手段上更加隐蔽。我曾论及过，《在细雨中呼喊》是通过孤独和无助来寻找和发现悲悯的重要，《活着》是通过“眼泪的宽广”来展示悲悯的价值，《许三观卖血记》则是通过爱与温情来表达悲悯的□□作用。而在《兄弟》中，悲悯依然在人物内心深处不断被激活，并构成了一种消解荒诞生活的重要元素。
余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别说我在1980年代写的那些令人□□的中短篇小说了，就是我的四部长篇小说里也都有非正常死亡，原来指望《许三观卖血记》可以没有，可是何小勇被汽车撞死了，在这个情节上我犹豫了很久，我希望何小勇活着，让我有一部长篇小说里没有人非正常死亡，可是要命的是何小勇活着的话，后面所有的情节都无法展开了。我想这是叙述的天意，包括《活着》，其实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后只有福贵活在人世间。至于“刘镇”，毫无疑问是一个江南小镇，可是已经不是我的故乡了，我家乡的小镇已经面目全非，过去的房屋都没有了，过去熟悉的脸也都老了，或者消失了。尽管如此，只要我写作，我还是自然地回到江南的小镇上，只是没有具体的地理了，是精神意义上的江南小镇，或者说是很多江南小镇的若隐若现。
洪治纲：《兄弟》真正地写活了李光头这个人物。表面上看，他是一个草莽英雄，既粗鲁自私又直爽侠义，既果敢无畏又狡黠奸诈，但是，他的骨子里，仍然不乏一些悲悯情怀，不乏一些执着的人生追求。他对兄弟宋钢的感情可谓血浓于水。他既能受胯下之辱，又能受□□之誉。前半生，他几乎被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力意志所凌辱；而后半生，他却成功地控制了各种权力意志。可以说，他是一个中国的特殊历史所铸就的怪胎，充分彰显了中国社会转型期所暴露出来的各种人性本相，这种人性内部的分裂聚集在他的身上，使他一直处于某种强劲的张力场中，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显得矛盾重重，相反却始终从容自在，甚至有一种潇洒自如的状态。他是一种典型的欲望狂欢的精神镜像。因此，其精神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其命运的沉浮。
余华：我曾经说过，李光头是一个混世魔王。我喜欢这个人物，喜欢他的丰富和复杂，这个人物和我们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就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要说明的是，我喜欢这个人物，并不是赞成他的所作所为，如果有人来问我：“你为什么让李光头这样？”我的回答是：“应该去问李光头。”为什么？这就是叙述，当一个人物出现以后，他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不是作者可以控制的。这个人物在上部时，我已经控制不住他了，到了下部，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记录此人的言行，可以说我只是叙述的记录者。
洪治纲：《兄弟》之所以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喜剧化格调，主要在于它突出了一些带有荒诞意味的事件，像李光头摩擦电线杆，李光头用偷窥后的屁股换取三鲜面，李光头广泛发动群众展开爱情攻势，李光头操纵的新闻事件和全国处美人大赛……等等。我个人认为，这些事件是带着小说飞升起来的重要部分，它有些类似于米兰·昆德拉所强调的“可能性的存在”，即，它抓住了现实中某些具体表现力的事件，将它进行必要的扩张，使它在“可能性”上挣脱客观现实的羁绊，从而揭示现实背后的某些晦暗成分，强化叙事的表现力。譬如李光头摩擦电线杆和用偷窥后的屁股换面条，不仅凸现了那种专制化制度下人性被极度压抑的现实景象，而且也揭示了这种人性自我平衡的突围手段。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喜剧化的方式，撕开了□□意志下人性被褫夺的惨痛状态。因为它的真实寓意不在于李光头本人的所作所为，而在于刘镇的看客和听众的畸形心态。同样，李光头所操纵的《百万富翁呼唤爱情》新闻事件和全国处美人大赛，也不仅仅是表现了李光头的市场眼光和特殊智慧，它还从声势浩大的参与者的身心折射了欲望时代的利益景观。
余华：细节会在叙述中自己延伸，两年前我刚刚写下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看时，根本不会想到在下部里刘作家会在报道中用一把钥匙给他平反。当宋钢和林红结婚时，我即兴地写下了李光头去医院结扎的段落，没想到后来这份结扎病历让他在法庭上打赢了官司。我在上部里写刘成功和赵胜利如何给李光头和宋钢吃扫荡腿时，也没想到在结尾的时候，赵胜利（赵诗人）竟然当上了李光头的体能陪练师，风雨无阻地供李光头扫荡自己。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对人物的处理，我在下部中让小关剪刀去了海南岛，我以为不会写到他了，没想到宋钢在海南岛遇到了小关剪刀。还有李光头在福利厂的十四个忠臣，我也以为他们不会出现了，可是宋钢死后李光头悲哀地重新回到了福利厂，这些人物在□后也交代了。
洪治纲：在阅读《兄弟》时，我觉得有很多极为扎实的细节叙述非常具有震撼力。无论是宋凡平的死亡，李兰为丈夫送葬，还是李光头陪母亲祭父，李光头和宋钢为母亲送葬；无论是宋钢爷爷的死亡，宋钢从内裤口袋里掏钱付账，还是宋钢在接受林红爱情时的情感游离，李光头和林红面对宋钢□□后的表现等等，你在叙述这些事件时，始终坚持不弯不绕，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十分罕见的精确，读后像刀片划过一般，让人战栗不已。尤其是李兰从上海回来，当她下车后得知丈夫被打死在车站广场时，面对广场上那摊隐约尚在的血迹，李兰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表情和行为，看似没有涉及任何心理上的直接描写，但是，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表情所折射出来的内心之痛，都远比心理描写要有力量得多。类似于这些细节的叙述，在我的阅读体验里，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曾经有过。
余华：我之所以喜欢这部《兄弟》，一方面它是□新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我在处理细节的能力得到了强化，这对我十分重要，不仅是对这部《兄弟》，对我以后的写作更是如此。叙述的力量常常是在丰富有力的细部表现出来的，很多年前，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表达杀人者内心的动荡，这个篇章让我阅读时非常震撼，那种精确细致的描写丝丝入扣。而在《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去勾引德·瑞娜夫人时，司汤达尔写得像是一场战争一样激烈。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有力地去叙述故事？我觉得《兄弟》的写作让我看到了这样的希望。
余华
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第七天》等。
CHAPTER 01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
火焰的秘密心脏
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
我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
当代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现状与未来
远离生存记忆的历史书写
CHAPTER 0
答波士顿广播电台评论员威廉•马克思
答《纽约客》小说主编德博拉•特瑞斯曼
答《洛杉矶书评》编辑梅兰
答美国《科克斯评论》编辑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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