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地理_陈正祥，汉唐阳光出品_9787203119135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是享誉国际的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的代表作，兼具现代地理科学的专业视角和宏阔的历史视野。作者学识广博，研究角度独特，重视从正史、方志、游记等各类传统典籍中汲取素材，纵论中国大地上的大江大河、名城古迹，展现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时代变迁及相互影响，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塑造。作者见识深邃，论证细密，并且非常重视数据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制作了大量精致图表，化繁为简，堪称妙品。

中国文化是全世界延续久、影响的文化，它发源于黄土地带，然后向周边扩散，波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并向西伸入西域。在秦汉和唐宋时代，中国文化曾放发无比的光辉。自北宋王朝灭亡，中国文化开始失落；但在广阔的汉文化圈内，经济开拓继续向南方发展，生产技术仍不断有所改进。
汉文化基本上是农耕文化，特别是水稻的栽培。稻米是人类好的粮食。汉文化爱好和平，努力建造城池来抵御侵略。大批城池成为中国特有的地理景观。
农业的高度发展，需要适当的水热条件。中国文化中心的从西北移向东南，一方面固然是不断受到游牧民族的压力，但也受到东南地区较佳生产条件的吸引。科学实验知识告诉我们，在同样的耕作技术下，愈炎热湿润的地方，农业生产的效果愈好，但当然也有限制。从华南而南洋，乃至澳洲的北部，都很适宜汉文化的发展；又因为汉文化是缓进的、和平的，它的自然发展会给各地的原居民带来安定和繁荣。唯此项自然发展，受到了欧洲侵略势力的阻挠。
十五世纪初叶明王朝伟大航海事业的中止，是汉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中国的势力从印度洋和非洲东部退缩，给欧洲人以机会，让他们纷纷抢夺新世界。明代中后期蒙古残余势力的侵扰长城内外，倭寇的不断袭击东南沿海，两面夹攻，更削弱了中国的势力。亚洲人内争方殷，欧洲人倾巢而出，侵占了全部所谓新土地。这是汉文化和欧西文明发生差距乃至优劣倒置的基本原因。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欧洲的残暴势力终于侵入亚洲。
欧洲人要掠夺亚洲的资源，并确保新侵占的土地，关键在乎能否阻挡中国势力的南下。因为当时在力量的对比上，可能抵抗他们邪恶势力的便只剩下古老的汉文化。于是他们首先残酷地屠杀汉文化前哨城市像马尼剌［拉］、巴达维亚［雅加达］等地的华侨，后来又想出利用鸦片毒害中国的狠办法。英国人大做鸦片生意，先摧毁中国人的健康，再麻痹中国人的意志，然后以真刀真枪，劫掠中华大地美好文物，并且破坏不能搬走的！
鸦片战争对汉文化的打击是空前的，它揭穿了当时中国人的虚弱，破坏了汉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传统突出形象；科学和技术的相形见绌，使有烟毒后遗症的中国人失掉了自信。从此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无法继续向南扩张。中国过剩的大量人口无法向外移殖，接着连汉文化本身，也受到了可怕的腐蚀，直到今天！汉文化圈的外围，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一向崇尚汉文化的，都遭遇极大的震荡，开始怀疑这古老文化的优越性，争相摆脱汉文化的影响，转而接受欧西的文明。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稍后的所谓日英同盟，都是鸦片战争的附属产品。
优美中国文化的如此失落，好似美满家庭因不肖子弟吸食鸦片而突然破产，曾长期令人迷惘！中国文化经受这恶毒的打击，难道永远不得翻身？我不相信。中国文化如果真的不能复兴，中国人就要永远做世界的二等公民！于是我发奋努力，多多旅行，用功读书，一直使自己在地理学研究上遥遥领先，后主持了包括各国专家学者的世界农业地理委员会。我在北非各国考察并指导沙漠灌溉，首先把中国人的影响力带回非洲！
据说我还是个直接选任英制大学讲座教授的人，但我从来不讲求这些！我只做每一个知耻中国人应做的事。1952年美国地理学会庆祝创会招请的地理学家中，我是亚洲的四人之一；1957年日本承担召开国际地理学会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区域会议，因其时未脱穷困，举办方发表的邀请名单仅有十一人，我是亚洲的两人之一；1959年是现代地理学之父洪包德［堡］逝世一百周年，柏林地理学会联同国际地理学会邀请的亚洲学者，我是三人之一，并且是全体一百人中年轻的一人。这些我做到了，其他只会空喊复兴汉文化的人，又做出了一些什么贡献？
我从台北转职到了香港，很想对鸦片战争的发源地做一番实地考察。英国人以香港作基地，对中国欺辱搜括了一百多年，我误认他们已知罪疚深重，要从事忏悔，想做点善事，才创办这所新大学，我可能对此做出贡献。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到香港后不久，便发觉鸦片战争的邪恶意识及犯罪形象依然存在！
要挽救中国文化的沉沦，阻止它的继续被腐蚀，进而恢复它固有的光辉，我想这一代的中国人实应负担较多的责任。为达成此项目标，首先要认识中国文化，而我愿以身作则。我一直是念理科的，有了这个信念之后，就得改变我的研究方向，用文史哲的知识代替脑海里的符号同公式。有几段颇长的时期，我只读中国的古书，乐而忘倦；所订购的科学书刊，任其尘封。终因文史的根基不够好，进步甚为缓慢。所写的有关论文，多数属于尝试性质。
本书所收的文章，大部分发表过，但不见得都很成熟。《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是1979年在日本广岛大学和国土地理院的讲稿，稍后又刊载广岛大学《地理科学》季刊第32期。《方志的地理学价值》是1964年我就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时的就职演说，也就是英国制大学的所谓Inaugural Address，曾经由该大学印刷发行。上述文章，皆或多或少经过了修订。《北京的城市发展》，是国际研究中国之家于1977年出版《中国研究丛书》第三号《北京》一书的摘要。《长城和大运河》是残卷。我在过去三十年间，对长城和大运河曾收集大批资料，包括地图和照片，两者皆可单独成书；但1977年底离开中文大学时，大部分稿子都不见了。大运河的因为摘要油印过，部分赖以保存。
在学习过程中，我体会到文化地理和历史地理实难以严格划分；譬如地名，它是文化地理的一个构成部分，但却追随历史而不断改变。我近所写的另外七八篇论文，体系倒比较完整，有朋友劝我应先发表《中国历史地理》一书。但我总觉得中国靠历史吃饭的人太多，对此应该特别小心谨慎；同时内地近年从地下发掘出了许多古文物，必定有一些可充实我的历史地理著作，不妨再等待数年。因此才决定先出版这一本书。我知道应该提到而未能触及之处尚多，可是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实在太忙，无法面面顾到；若有缺失或不妥当，希望读者指点和批评。
我的研究考察旅行，尤其是在东亚，使我深信汉文化并非单独属于中国人，而是为整个东亚人民所共有。我和我的许多日本朋友，都认定汉文化是很优美的文化，特别是在精神感召方面，否则它不可能延续得这么长久；汉文化圈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单元，否则它不可能养活十二亿人口。
放眼世界，局势激荡。我呼吁广大汉文化圈人民的大团结，用较大的经济、文化联合力量，迎接非常艰难但也可能转运的二十一世纪。我们要忘却过去的是是非非，而努力争取将来。日本人应该放荡胸怀，尽量消除因狭窄生存空间所产生的偏激。我们应该互相了解，加强合作。我一直就想通过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化地理的研究，能对促进汉文化圈人民的了解和合作有所贡献。或许也就是这个心愿，才引导我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努力工作。
1980年9月25日于日本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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