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与政治：实证、推论与概念化指南_（美）弗雷德·I.格林斯坦_9787511740359

基于心理因素作为环境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调节变量的理论定位，作者围绕人格如何影响政治这一主题，全面梳理了人格与政治研究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价值，建构了包括单一行为体人格研究、类型行为体人格研究和多元行为体人格聚合研究在内的三种学术进路，并相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研究假设，讨论了与现象学分析、动力学分析和起源分析三种人格研究视角相关的经典范例和技术方法，展望了这一领域的广阔发展前景。全书对于深刻理解现实生活中人格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优化人格与政治研究设计，推动该领域的知识创新具有较强的方法论意义。

前言

瘟疫、饥荒以及其他灾祸等严峻形势，对于那些救死扶伤的人士而言，会使他们的善行义举更为迫切。同理，当政治行为体隔三差五做出稀奇古怪、极具个性的事情时，注定会大大推动学术界关于人格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尽管该领域充满了争议。
1974年的美国正面临这样的局面。这次着手撰写新版前言，恰逢备受煎熬、自毁长城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刚刚辞职，由于本书早于1969年出版，如今再版，我就必须要从尼克松特别呈现的一些政治人格特质来解释这一热点议题，显然从总体上看，这不仅涉及总统本人，也与这届美国政府的其他高层领导人相关。而且，这刚好也是整理1969年本书初版之后人格与政治研究相关研究成果的机会，简略的梳理工作可以通过综述近的文献完成，其中包括我的两项研究。早期学术界对人格与政治的研究兴趣，曾经是由当时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激发的。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从常用的情境角度来研究某国家及该国领导人的行动，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解释，由此催生了一大批关于人格与政治的追问与思考，这些相关的议题包括威权主义人格研究，从群众运动角度对纳粹现象的探讨，德国（或其他国家）国民性格分析，以及纳粹头目的心理特质分析（可以借助比较久远的心理传记、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对监禁中的纳粹分子所进行的采访来开展）。
水门基本上成了描述尼克松总统骇人听闻的丑行的符号，水门事件的发生，一时间使得从心理层面分析尼克松成为学术界的重点。在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前，他不过是研究者从心理角度猜想推测的对象，但是围绕他当选后的行为，特别是他第二次当选后的行为，讨论相关问题时就迫切需要考虑其人格特质。源于独特动力的人格，甚至使尼克松自己供出了关于自身人格特质的证据，这是以健在政治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通常无法获得的资料，包括尼克松与他的助手们私下沟通的录音带，这些录音能连累人，也能说明问题。
当政治学学者不考虑尼克松总统生涯半途而废的心理动力原因时，实际上就是将这个地盘拱手让给了公共作家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比如那些对于政治现实并不敏感的精神病专家。看看下面这则由多年报道华盛顿情况的英籍记者所做的强硬论断，就是典型新闻风格的心理分析例子。回顾了一系列针对水门事件的非心理层面的解释后，彼得·詹金斯（Peter Jenkins）在尼克松辞职之前写道：
他当众展现出传统的、基要派的宗教价值观，尽管缺乏强烈的奉献精神或者坚定的理想信念，但却依然使他获得了总统职位。他的对抗性人格是令人讨厌的，不过，所幸的是他并不擅长于运用权力，而且也没什么方向性，甚至把现象当本质，关注小恩怨而不是全方位压制对手。正如霍尔德曼（Haldeman）所抱怨的：我们是如此（曾被删掉的形容词）老实，以至于我们每次都会被抓住。一个公关顾问的确不具备成为专制元首的潜质。整个水门事件代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典型特征欺骗、丢人和无能。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碰巧美国人民把尼克松选为总统是个不幸的决定。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尼克松可能是个神经病？怨谁呢？怨就怨尼克松尼克松就是那个罪魁祸首。政治学家将会怎样评价这样的观点？
从人性的角度来解释这样轰动全美的水门事件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时，与其他领域的人士相比，政治学家如何才能更加娴熟？
这恰恰是本书关心的议题，以如今的形势来看，与初版相比，本书新版现在似乎更合时宜。
具备不同人格特质的行为体，在政治领域既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尼克松时代其他一些非常著名的政治人物出身于学者、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外交家，如亨利·基辛格，也曾经是许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从基辛格的诸多学术论著来看，他并不认可从心理范畴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的做法，尽管他也注意到许多政治人物自己常常做出这样的解释，但他却认为这种倾向是美国外交界领导人天真幼稚的表现。然而，就任国务卿之后，他却乐意接受自己外交上的成就给他本人带来的盛誉，乐意将那些他参与外交斡旋所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归因于他自己的个人特质。
众所周知，基辛格个人对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的世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文将提到的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的陈述，较好地总结了这一观点。埃班的评论虽然强调的是基辛格对于推动阿以和平进程的贡献，这些评论实则代表了对多次活跃于各种政治舞台的基辛格的杰出才能的称赞。
依我看，国务卿基辛格所发挥出来巨大的个人作用，反驳了如下观点：历史是非个人的力量与个人力量在其中不起作用的客观情境所塑造的……我认为人的确很重要。我坚信，将美国的威望与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杰出才能联系起来，
对于创造新的政治氛围，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十月战争之后的局面较以前大为不同。进展取代了僵局；谈判磋商也取代了花言巧语，因而我觉得美国和美国国务卿颇负盛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正如本书开头指出的，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政治现象的日常细节时，政治行为体的人格特质似乎是无所不在的。一个与该观点的有趣类比，正是我们在近极具影响力的解释集体政治现象的层次分析范式中发现的，运用这一研究模式，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ison)在其著作《决策的本质》中，对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艾利森提到了研究集体政治行为的三种模式。种模式，追随经济人理论模型，在研究中把国家视为单一理性行为体。正如艾利森所指出的，运用这样的研究模式，并不能就诸如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事件做出充分的解释，因为，当我们将理性行为体假定引入对一连串相关事件的分析中时，会涌现出一系列处置古巴导弹危机的可选方案。他紧接着描述了第二种分析层次，在该层次进行研究时，不再将国家视为一个单一行为体，而是把国家看成官僚机构的集合体。围绕这些机构之间的常规工作以及竞争关系展开分析，能够用来解释对理性的偏离。由此，美国中情局和海军部门的官僚们，关于到底是谁、究竟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表现出分歧，对他们之间的分歧进行研究，似乎有助于解释美国在侦察苏联往古巴部署导弹情况方面的迟缓表现。但是，艾利森也注意到了，就算是运用官僚模型所做出的解释，也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在这种第三层次的研究中，虽然艾利森并没有进行心理分析，但是他明确指出了众多行为个体及其人格特质的重要性。
该层次所开展的细致政治分析的核心在于人格。每个人的抗压方式，每个人的作风，这些人格特质和风格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冲突，都会综合起来体现在政策中，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艾利森在对古巴导弹危机进行分析时，对该危机所涉及的各个主要行为体人格特质的讨论，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浅表层面。但是，研究者可能、甚至一些分析人士必定会试图由此展开对以下问题的明确阐释：行为体是如何抗压的，这种抗压方式如何影响到其行为风格，如何影响个体层面、国际层面的政治结果。
艾利森针对如何将国家视为单一理性行为体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分析，非常有趣的是，要使这样的分析变得更有说服力，研究者需要把国家分解为持有不同目标和规程的官僚单位的组合，并将这些单位直接类比为政治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研究的个人（包括单一行为体和类型行为体），正如我在其他学术讨论中所指出，有一系列不同于还原主义的研究模式，可以帮助政治心理学找到实现准确性和合理性的出路。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