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述
近年来, 众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政治和经济史研究的叙事逻辑, 以期更全面地认识历史的演进。 21 世纪以来, 人们对跌宕起伏的世界格局愈发担忧, 对以往的解决方式也失去了信心, 于是新的思维和视角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其中, 人们的担忧主要集中于两种变革中的不确定性: 一是变革的方向, 即全球的发展模式日趋偏离了自由民主主义; 二是均衡理论能否继续担纲解析全球变革进程的最佳框架。
全球的不确定性主要源自东方的崛起, 及其与西方迥异的治理和经济组织模式。 综合多种学科及研究方法, 包括政治经济学、复杂系统理论、 计算社会科学, 尤其是网络科学, 本书将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解析这一问题。 本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众多关于历史上不同政治经济体稳定性的根本问题。 例如, 蛮族攻陷罗马帝国及其行政体系的崩塌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有何关系? 欧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与其君主国的长期联盟直至消亡有何关系? 为什么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始终难以颠覆旧体制下的社会结构? 为什么美国军队的到来能促使欧洲君主制的最终灭亡, 而 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都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对商人的蔑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当今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之间有何关联? 中国的崛起会损害自由市场的创新机制吗? 社会组织的重大历史变迁有哪些共同特点?
后续的章节将探讨全球经济与近代欧洲和中国网状体制的联系。 实际上, 当我们审视历史上那些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制度变革时, 一个基本逻辑是将经济体视作一个相互套接的网中网。这些网状系统相互串联, 形成信息接收与反馈的回路, 进而反复地促进了系统的自我重构。 随着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结, 极端事件引发的风险必然产生放大效应, 而联合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同时得到了加强。
网络科学日趋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因为许多重大的社会议题均具有结构性网络的属性, 包括流行病防治、 制度创新、 科学发现、 社会声誉、 影响和信任、 信息传播 ( 尤其是社交媒体中的谣言传播), 以及金融、 贸易和供应链等。 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人们常常忽略那些显性的宏观因素, 比如影响朝代更替的规则、 习俗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统治者对于破坏性创新的接受程度等。 本书将网络科学应用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即制度经济学, 用以检验制度对长期经济表现的影响。 本书旨在启发研究人员超越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拘泥于制度结构的研究范畴, 采用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和经济学研究工具来探究网络结构的本源和行为模式, 以便更加系统而全面地把握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力和进程。
复杂理论视角下的全球历史
道格拉斯·诺斯 ( Douglass North) 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归功于制度设计, 其研究成果拓宽了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变革。他认为制度变迁基本上出于人为设计, 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的 进化过程。 但他同时也指出, 不能把所有的重大变革都归功于人为设计 ( North, 1991)。 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同时也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 如果制度演进偏离了原有的轨道, 则其本身也会自行演进, 形成新的制度特征。 如此一来, 制度变迁的过程与收益递增相伴而生, 相辅相成。 例如, 通过持续的适应性创新与现实检验, 计算机硬件及其软件系统得以不断加速迭代。 路径依赖与收益递增的特性会脱离人们本初的设计, 而衍生的结果也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这两种现象均会限制初始预设的其他可能性, 二者的结合往往会引发层出不穷的剧烈变革, 而不再是点滴的积累。 新思想的诞生、 新技术的突破及新组织的出现, 都呈现出爆炸式变革的特征, 例如, 宗教改革、 法国大革命、 阿拉伯之春、 印刷术、 蒸汽机、 喷气发动机、 计算机、 互联网和基因工程等。
诺斯同时指出, 制度并不是决定经济成效的唯一因素, 必须同时考虑政治组织的影响。 德隆· 阿西莫格鲁 ( Daron Aceˇ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 ( James A. Robinson) 进一步提出, 政治与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从根本上影响了经济史的变迁, 于是他们一直试图在均衡理论框架下找出政治和制度变迁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强调政治变革是一个趋近均衡的过程, 但并未充分考虑自下而上的反应, 而后者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 相比而言, 诺斯的观点则更为全面。 他充分认识到政体与经济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收益递增将促进上下交织的变革进程。 网络科学进一步佐证了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架构。 在缺乏中央控制的情况下, 社会基层可以通过自组织形成局部的规范, 进而自下而上地汇聚成一个庞大的网络结构。
即便如此, 针对历史上不同政体的长期演变模式, 研究者依然不肯放弃均衡理论。 然而, 均衡理论忽视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 即不同阶段的变革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形态、 强度和广度。 当系统中某种代表性的因子开始发力时, 系统中相互联系的各个因子将群起做出响应, 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 直至造成覆盖全局的改观。 另外, 即便长期稳定社会体系中发生短暂的变革, 也不能称之为均衡。 足以引发变革的诸多环境因素始终相互作用, 并持续反馈与迭代, 因此尝试将其中的外因和内因区分开来实属徒劳。 知识、 实践和规则同样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 多种因素相互交织, 时而苟合, 时而抵牾。 在如此波澜涌动的环境下, 某些局部事件或控制变量的异动能够激发一连串剧烈的波动与变革。
历史上的政体都是多层次的系统, 某个层级上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上下其他层级。 相较于初始的变化, 该影响在不同层级间的传播既不均匀, 又不连续, 由此引致的变革往往是离散的。 同时, 支持不同系统运行的内在动力也千差万别, 变革的发生机制、传播路径与影响范围存在无限可能。 鉴于历史上各类政体均属于一套既独立运动又相互连接的典型网络, 复杂系统理论就成为研究其制度变迁的最佳工具。
本书中, 我们将对照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和中国, 从复杂理论的角度探寻这两个网络系统内在的组成要素及其动态联结的路径, 并剖析其独特的网络组织结构 ( 或拓扑结构) 对创新力、适应性与稳定性的影响。 通过分析两种网络结构的主要差异,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路径依赖和收益递增如何在制度形成期产生, 并如何影响其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变革。 依靠历史学和社会学知识的积累, 我们分别为两种社会结构建立了理论模型。 基于多个国际机构的公开数据, 本书第七十章将着重比较两者在投资、 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关系决策中的异同, 并集中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考察驱动其体制建设与变迁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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