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所有的士兵(尊严地活着，也要知道为什么而活！近八十万言，叩问人性渊薮之力作！)_邓一光_9787020176175

在这本小说中，邓一光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叙了中国现代史中早期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和世界命运同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主人公郁漱石在国民觉醒时期以少年之身赴日本和美国留学，在民族危亡时刻以青年之身归国抗战，在全球反法西斯战场的香港保卫战中，率小组与敌寇作战，因被俘身陷囹圄，经历了三年数个月的非人折磨，又以直面恐惧与软弱的勇敢逃出战俘营，寻找同样陷入战争囚笼的恋人，参加了香港战后重建工作，由此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邓一光说：恐惧是值得被捍卫的，正因为有人类原生的恐惧，人才不会沦为野蛮的杀戮机器，希望才能够得以留存。邓一光的写作重新审视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荣耀和弱点，捍卫了人类的恐惧权利，捍卫了弥足珍贵的个人立场，展现出一位小说家深厚的人文关怀。

小说出版后，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佳作、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奖、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2019 十大好书等十数种文学专业榜单，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

张英：您是如何想到写《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作品的？

邓一光：写完《我是我的神》后就想写一个角度小点的故事，关注人性中另外一些侧面，比如一些脆弱和隐秘的内容，想知道它们在故事中会呈现出怎样的光芒，当时特别质疑之前那种恣意汪洋的写作。我自己总结，想写人的小，而不是大。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中的一些在失去，一些潜流是重要的，却因生命在高峰期的轻谩而忽略了，一些微微的生命内容，也被我忽略了，想找回来。后来慢慢地，发现失去的不是真失去，是被限制住了，囚禁住了，想写一个限制者或囚禁者的故事。

张英：为什么是囚禁？这个题材不多见。

邓一光：作为个体生命，特别微弱无力，在他一生中，很多愿景和行动力被囚禁住了。比如我是农民，或是工人，一生在田里干活，在工厂工作，其实我有很多和稼穑、和机器不一样的念头，但我被生计和职业囚禁住了，我的行动不属于我自己，我被囚禁在一个地方。再比如，我有很多愿望想去做，想把自己敞开，去拥抱世界，我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想要改变，成为另外的样子。可我不可能那样做，我被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更主要是主体的格式化，被思想和精神限制住，被无知、文明、秩序……囚禁住，那样的我是分裂的。我为这个题材着迷，我认为人最终是要从人性中找到和自我对话的窗口，当时就想写这么一个故事。

张英：您选择这个题材，写作之前都做了哪些工作，如何落实您的想法？

邓一光：首先要找形式上的囚禁，比如从原始部落开始，一直到现代社会的各种秩序，比如限制和剥夺人自由、尊严，甚至生命的手段，比如监狱。这个故事的场景也可以放到现代或未来，以日常生活为背景，写进一个大企业，写在一个自由人身上，写现实中不存在的世界，都可以，但我后来觉得，把故事放在非常态环境中，可能更有表现力。

张英：这个非常态环境就是太平洋战争中的香港。

邓一光：故事酝酿阶段，选择过几个历史环境，也考虑过当下，但特别不好找落地点。此前也知道香港在1941年到1945年被日本侵占时的一些情况，那会儿没引起注意，移居深圳后，和香港一河之隔，有时过去走一走，逛逛书店，看几场戏，接触了一些人，很多气息扑面而来，于是开始收集资料，做些田野考察，它们让我渐渐产生出兴趣。

张英：能具体说说是什么让您选择这个写作背景？

邓一光：首先，香港战役在太平洋战争中几乎没什么战略价值，唯一说得上的价值，是日本知识界复兴派鼓吹亚洲论和世界强国论，让日本陆海军出奇地达成一致，选择在占领香港的方式上，用武力打败老牌帝国英国，这让香港成为太平洋战争中第一座被攻打下来的城市。每座城市都有它的光荣史和屈辱史，香港1842年起被英军占领，1941年又成为日本占领地，1945年英国人再回到香港，重新夺得殖民权益，换言之，香港是三度被殖民，而殖民是一种文明改造和囚禁。那个年代香港人口最多时有160万华人，1946年时是60多万华人，这么多华人，在香港却没身份，他们的身份被囚禁在殖民管理机制和占领地文化的浸润中了。而香港战役造成了日后亚太地区政治态势的改变，也在香港的城市屈辱史上抹上了一道战争血痕，形成了香港人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文化记忆，甚至形成了部分香港的城格和香港人的文化人格。

其次，我去查这段历史资料时，发现可以接触到的非常少，英国政府没对这场战役做出整体交代，日本也没。日本直到1975年，才由防卫厅出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重点在长沙作战，战略上要打通大陆线，从部署上能看出，打香港只用了一个师团的部分兵力、一支舰队和少量的空军，和长沙作战完全不一样。至于国民政府，留下的只是些行文模糊的总结，我看到了第七战区战役总结，只有几千字，连史料条件都不具备。我很吃惊，太平洋战争第一个被攻下的城市，这么重要的政治意味、战略价值和战争标志，记录怎么会这么少？参战国各方为什么不总结，却都采取了沉默方式？即使在战前和战争中，基于战略考虑撒了很多的谎，战后为什么不反省？这个选择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意识形态考量的。比如为什么日本陆海军高层坚决要先打下香港，而不是先打下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后，香港不攻自破。攻打香港的日军三十八师团也伤了元气，再战瓜达尔卡纳尔岛，被盟军打废了，以后再没参战能力，最后连建制也被解除了。我问了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日本陆海军高层为什么要选择攻打香港？没人能清晰地回答。我当时就觉得，这场战争的理由没出处，不是没人知道，是知道的人不说，它被囚禁在什么地方了。

张英：当时有个文化大营救，茅盾、邹韬奋、夏衍、梁漱溟、蔡楚生、张友渔、胡绳、戈宝权等文化名人，以及上千名进步学生被营救出香港。其中有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部长级官员，很多人成为了文化、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等领域的栋梁。

邓一光：如果这些人没被营救出来，他们的命运会完全不一样，很可能中华文明的进程都会换个面目。这场战争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对香港还是对内地都非常大。如今一说张爱玲、萧红大家都知道，她们最好的作品或是在香港写下的，或记录了香港战时生活，可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这样一步一步走进这段历史，我决定用它做背景写这个故事。

张英：看到《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名字时，我在想，这本书是否把您的文学理念做了个全面总结：首先是人，其次是所有的士兵？

邓一光：说到底，正是因为人对自己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确定性困惑、不满足和不放弃的执念，才有了虚构化的文学性表达。书定稿时，有人给我提建议，说书名拗口，应改个容易辨识的，就叫《士兵或所有的人》。我没同意，写这本书时，名字只有一个：人。我要从符号化回到生命本体。先不说主人公，说张爱玲、萧红，这些在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当时中国刚刚摆脱帝王统治走向共和，军阀混战，国运坎坷，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个体生命在其间不断挣扎，他们都是永恒少年。所以，一定要从个体生命开始，至于他是不是士兵不重要，叫《人，或所有的平民》《人，或所有的工人》《人，或所有的农民》都可以，人不能易位。

邓一光：故事中写到200多位历史人物，主要人物是虚构的。

张英：你把整个故事放在法庭庭审和庭外调查这样一个闭环结构中讲述，为什么？

邓一光：法庭结构是一种限制形式，让故事在囚禁中讲述。

张英：你又写了一个从开放社会到战俘营的多国人相处的结构，好几个讲述者他们背景不同，什么样的人都有，为什么这样设置？

邓一光：个体与群体既有交互也有冲突，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状况，战争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总和的冲突，在不可调和时导致的结果，囚禁是其中一个环节。太平洋战争前，香港已是重要的东亚港口城市，160万人口主要是两广和福建籍为主的华人，但权力在数千到上万名欧洲和美洲人手上，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由他们体现，冲突的主导也是，后来一些上海和重庆的华人去了，声音多了一些，不过华人仍是利益边缘体。更大范围的冲突，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冲突和交互换了一个场合，换到一个肉身的日常生活被囚禁，尊严、精神和自由被剥夺的战俘营里，主导者成了东亚国家，这个东亚国家不但对西方有复杂的情感和利益诉求，对亚洲，包括同在东亚的中国也有复杂情感和利益诉求，那么多文化观、民族观、历史观在被充分限制的体系里共存。这种异质性的存在，需要一个适合讲述的结构。

张英：布局挺有意思，您把香港战役的外部空间扩充了。

邓一光：题材决定的。

张英：这种结构意识落实在写作上，有难度吗？

邓一光：技术上没有，历史现场上有。当事各方都选择沉默，资料获取非常困难。我在处理资料时也有障碍，不懂英语和日语，只能支付翻译费，找学生和儿子帮忙，这个工作用了几年时间，最后还是觉得这一块的历史是坍塌的，很难把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拼接起来，更别说还原故事的现场真相。

张英：您说战争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总和的冲撞，在不可调和后导致的结果，能更详细地谈谈吗？

邓一光：意识形态是人类现有手段的最终目的，不同民族、国家、团体都可能引发意识形态对立，不管哪种目的，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到最后，冲突到不可协调时，作为终极手段，只能用战争来解决。而战争也随科技进步不断发生战争介质的改变，到两次世界战争，杀伤性和破坏性越来越大，当然战争也有另外的观察视角，比如战争推动历史进步，但不是这本书要讨论的。

张英：从开阔的角度讲，战争仅仅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吗？暴力手段在个体之间有没有？

邓一光：暴力是人的本性之一，战争条件在人性中自然存在，天生就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战争满足于人的高级欲望，而初级形态的暴力满足于人的初级愿望，一方面，人们想遏制战争，制止战争，另一方面人们做不到这点，更大的需求不断滋生出对战争动因、权力和结果的欲望。这是个巨大的悲哀。

张英：这个看法很有意思，近一两百年发生的战争似乎都与人性中对战争的欲望有关。

邓一光：比这个更早，2300年前苏美尔地区的城邦国家，他们实行的是公民兵制，《吉尔伽美什与阿伽》中记载，基什国王要打埃勒克国，埃勒克国长老会说我们投降，民众说谁要投降，我们打，结果全国的人都自愿跑去打仗，国王和长老会并没强迫他们。早期人类使用的工具是石头和棍棒，比较奢侈的是兽骨，它们的作用是不加区分的，寻找和种植食物、建立栖身地、争夺配偶、征服其他人。古希腊文学大量故事讲的是人性暴力源头，哲学家早看到人性的这一逆根性产生的机制，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找到一种方式，能真正遏制自己心中的暴力欲望和冲动。

张英：包括甘地、曼德拉，还有哈维尔，他们知道生命的价值，不赞成用暴力对暴力，用黑暗对黑暗。

邓一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看到自己天性中的黑暗、内心的阴影，主动加以约束。哈维尔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和公民论坛中，从公共场合批评该怎么谈话入手，建立公共冲突的准则，用以约束暴力在无序交流中的升级。暴力则不同，升级为战争更不同，战争是恶性发展自己的能力，推动野心和愿望，无视人类良性竞争原则的行为。

张英：就像甘地，提出最普遍的要求，反抗，但不是和军队对抗，不是进行战争，而是从每个人开始，说真话，用和平的方式抗议，形成一种洪流，显示你力量的存在，慢慢地推进。

邓一光：和平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是伟大的，作为一种力量则非常微弱，但它的精神是了不起的。这样的文明精神在种族中一代代积累，力量会越来越大，会将抑制暴力的愿望转化为人类共识。我的主人公对战争有质疑，他没有理论依据，困惑于生命遗传中的两难，同时被生命史中的审美感动，甚至战俘营管理者在要杀死他时，被毒蛇咬伤了，他也去救施害者，用最后一点力量把毒液吸出来。有位批评者说，他不能接受这样的行为。我回答他，从道德层面我也不能接受，但你没看到他那样做也是反抗，比你我更接近人应当有的尊严。

张英：是的，虽然很少。

邓一光：太少了，所以才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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