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序 接地气的马宏杰
与马宏杰相识，缘起于老六的《读库》。
那篇《耍猴人江湖行》，那冷峻的笔触、冷峻的镜头、冷峻的黑白照片，以及马宏杰数年坚持不懈的记录写实过程，让我不仅甚为感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不清是如何与马宏杰取得联系的，是我先在《有报天天读》节目中的浮世绘环节里，介绍过他的采访经历和摄影作品，还是他先主动和我取得联系？时隔多年，印象有点模糊，但这又何妨？在浮躁的、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能如此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忠于现实地记录一个新闻过程，一个人物的命运，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何其不易。
只要记住这一点，记住马宏杰的名字，就足够了。
2008 年底2009 年初，我参与了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的主持和拍摄。那是另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阅历。感谢这个栏目，让我有机会在其后的数年间，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的繁华都市、穷乡僻壤，记录了中国更真实的另一面。
很荣幸，我在走读过程中，找到了像马宏杰这样的知音，这样的同行。
在《走读大中华》编导张征的居间联系下，我与马宏杰有了合作的机缘，跟随他曾经记录的河南新野耍猴人，在江西余干做了一次近距离跟拍记录。
那是个雨雪交加的寒冬，与耍猴人相处的那几天，我和我的伙伴们用摄像机，马宏杰用照相机，完整地记录了耍猴人的艰辛。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诸多反响，我和我的伙伴们真实感受和分享了马宏杰一以贯之的专业主义态度和精神，那是一般人在空调房、暖气屋里无法获得的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和体验。
再就是2010 年冬天，随马宏杰一起，从湖北出发，一路记录湖北大龄青年刘祥武到宁夏固原买妻的过程。
这一过程，在马宏杰的书中已有详尽的记录，此不赘述。刘祥武没买到妻子。分手时，我将身上的军大衣脱下，送给了衣衫单薄的他。我和马宏杰一样，只是一个小人物一段命运的记录者，我无法帮助他实现买妻的梦想。
参与《走读大中华》节目的拍摄，是一个足以令人心力交瘁的过程，时常会在充满自责和内疚的情绪中辗转反侧、备受煎熬。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最底层人群的疾苦，看到了太多无助、太多陷入困境时的绝望面孔。你也许可以帮一些人，或完成一些事，但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帮助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这会让你更加充满无力感、焦灼感，甚至负罪感。
他们告诉我，这是抑郁症的前兆。
也因此，我对马宏杰近30 年如一日的坚持，对他始终如一、一本初衷的努力，越发充满由衷的敬佩。
以马宏杰的从业经验和专业技能，他大可以更多地迎合市场，拍摄一些媚俗的、商业的、可以获得更多声誉和名利的作品，他所服务的新闻单位，在海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马宏杰大可不必选择这一类吃力未必讨好的选题，但他没有选择捷径，没有选择安逸，没有选择仅仅是行走于山水之间的悠闲自在，没有选择仅仅用镜头去展现大自然的美和诸多造化。
我看过马宏杰其他的作品，比如南海西沙的那一组彩色图片。为了追求最好的效果，他甚至专门去学习水下摄影，并获得了国际认可的水下摄影师资格。看得出，他是个很认真执着的新闻从业人员。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记录，几乎都是在燃烧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记录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最贫困、最无助的个体和人群。
他可以有更多选择，但他选择了最难的。也因为最难，才会有如此的灿烂和精彩。
2014 年春节前，接到马宏杰的电话、短信和信函。他告诉我，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老马看中国系列的《西部招妻》《最后的耍猴人》等作品，提醒我，数年前我承诺过，一旦他出版关于这段记录和历程的书，我要为他写点文字。
提笔之前，我想起了这些年自己在不同场合反复提过的六个字：接地气，说人话。
这六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大时代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准则和行为规则，这不仅是责任，也是担当。
马宏杰就是这样一个担当者。
他还会继续坚毅前行，还会继续负重远行，我对此深信不疑。
是为序。
杨锦麟
甲午春于香港
自序 我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
一个人永远走不出童年的影响。我的摄影之路，最初是在寻觅儿时记忆里的环境和人。
我出生在那个全民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家里没给我留下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我的父亲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是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本可以上大学，因为爷爷有病，为减轻家里负担，1958 年 7 月，他中学毕业后就工作了。当时国家有政策，凡在工厂考上大学的人，一切上学费用由厂里承担。父亲打算边上班边学习，不承想赶上大跃进，每天工作长达 12 小时，上大学的梦想，也就没有了。
父亲至今珍藏着自己结婚前的一张相片，相片里的他很文艺，是个美男子。刚上班那会儿，父亲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胆大，很喜欢他，经常主动找他搭讪。父亲也喜欢她，就是担心自家条件差，和女孩家不是门当户对。有一次，在女孩的宿舍，两人交谈到很晚，父亲准备回家时，女孩极力挽留，还把灯给关了。这举动的言外之意，父亲当然清楚，但他不知所措地说了句这样不好吧，就起身离开了。从此，女孩没再找过父亲。
父亲 20 岁时，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母亲。母亲生在农村，和父亲没什么共同语言。1962 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很高兴，她嫁给了一个有文化的城里人。
后来就有了我和弟弟。从我们记事起，父母就经常吵架甚至打架。父亲遇到问题喜欢讲道理，没文化的母亲偏不吃这一套。生活中这些琐碎又巨大的矛盾，就这样伴随着他们的一生。那个年代，离婚是很丢人的事，他们只能凑合着过下去。
父亲在洛阳玻璃厂工作。我还没上学时，他总带着我和弟弟上班。玻璃厂有三个门，有的门卫看他带着孩子，经常不让进，他就绕到别的门进去。时间久了，厂里的门卫都认识了这个带孩子上班的男人，在他进门时常说一句要斗私批修呵，来刺激他一下。
等我稍大一些，父亲把我送到了郊区的爷爷奶奶家。
爷爷走路时，腰是弯着的，那是接近 90 度的弯曲。我问父亲：爷爷的腰是不是给地主做长工时累成这样的？那个年代的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父亲说：不是，爷爷年轻时家里穷，他用扁担挑着面粉去赶集，回家后把换来的麦子磨成面粉，再去赶集。每天挑着很重的担子赚钱生活，时间久了，腰就弯成这样了。
爷爷家有两孔窑洞，一孔自己住，一孔给我大伯住。有天早上，奶奶盛好饭，让我坐在窑洞前的凳子上吃。当时院子里堆满了刚刚收获的玉米，爷爷对站在院子里的大儿子说：宣立（我大伯的名字），你帮我把这些玉米扛到窑洞上的场里晒晒。我大伯说了一句他没工夫，就走开了。爷爷开始自己装玉米。当爷爷背着一个大麻袋，身体弯成近 90 度，从正在吃饭的我面前走过时，那场景让我惊呆了。别人是用肩膀扛东西，爷爷是用腰扛东西，装着玉米棒子的大麻袋，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
我放下饭碗，不作声地跟在爷爷身后。我知道他还要爬一个约 30 度、长近 20 米的土坡，才能把玉米运到我们住的窑洞上面。我跟在后面，看爷爷把麻袋放下了，我拉着他的手问：为什么大伯不帮你把玉米扛上来？爷爷笑笑说：分家了，他地里有活干，顾不上了。
奶奶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聪慧善良的人。她住的窑洞只有一个门，为了屋里亮一些，就在门旁挖了扇窗，找了些胶布作遮挡，但时常会漏风漏雨，冬天还得用砖头再砌起来御寒。我问奶奶：我爸爸就在玻璃厂上班，让他从厂里拿一块玻璃回来装上，不就可以了吗？奶奶说：孩子，我们马家人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这和偷人家东西一样不道德。我于是跟奶奶说：等我上班后，第一个月挣的工资，就去给你买一块玻璃，装在窗户上，让太阳照进来。那时我五六岁，在奶奶的窗户上装一块玻璃，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1972 年春，奶奶去世了。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没有实现对她的承诺。
同一年秋天，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时候不是躺着的，父亲拿一床被子垫在他背后，爷爷就这样弯着腰，半坐在那儿，永远和我们告别了。
爷爷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铁路旁。每次坐火车路过那里，我都会到窗口去看望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墓地周围盖起了楼房。现在我坐火车路过，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墓地了。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胆大，经常带着小伙伴们上房掏鸟蛋，下河抓鱼虾。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厂 30 米高的烟囱，被母亲发现。我坐在烟囱上，远远看见她往这边跑，立马下来，溜得不见踪影。为此，我没少挨父亲揍。父亲的教育方式很传统，棍棒之下出孝子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话，他没少跟我讲。
我的一个小学老师经常来我家做家访，她每来一次，我都得挨父亲一次揍。班上还有一个跟我一样穷的孩子，他也经常因为老师家访而挨揍。那会儿，学校没有少先队，只有红小兵。除了我们俩，班上其他同学都是红小兵。
1976 年夏，我们小学毕业了。开完毕业典礼，老师把我和那个孩子叫到办公室：我宣布，你们俩从今天起是 红小兵 了。当时学校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所以至今也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们俩也是红小兵。就这样，我小学毕业了。我的中学老师里，有一位教英语的印尼华侨。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要求男同学一律穿白衬衣、蓝裤子。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的确良布料，很多同学都有用这种布料做的白衬衣。父亲为省钱，用农村织的白粗布给我做了件衬衣，还用漂白粉漂白了。
这位华侨老师看到全班就我一个人穿了这样一件白衬衣，在冷嘲热讽后居然踢了我一脚，让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了巨大打击，处于叛逆期的我，甚至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从那以后，我有了退学的想法。最后还是班主任谢老师做我父亲的思想工作，我才上完中学。
1983 年，我中学毕业后，在玻璃厂的待业中心打工。当时有个朋友喜欢摄影，花 700 多块买了一台理光 5 相机，我常和他骑车去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庙拍照。那年代不称摄影称照相，大家把照相馆的师傅也称为照相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用借来的相机拍摄的。
1984 年，我也花 700 多块钱买了一台玛米亚单反相机，开始自己冲洗照片，在报刊上发表更多作品。1989 年，因为没钱结婚，我把这台相机卖了。结婚两年后，我又买了人生中第二台相机：美能达 700。
起初，我常在田间地头，还有车间里、马路上寻找题材，用镜头唤醒儿时记忆中的画面。慢慢地，对摄影的兴趣转换为内心深处的热爱。摄影开始成为我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摄影大师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赛巴斯提奥·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
有一天，我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的图片，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原来摄影师还能用如此罕见的视角，传播人类的生存精神！于是我决定，我也要做这样的摄影师。
我义无反顾地从工厂辞职。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20 世纪 90 年代，我开始大量拍摄专题图片。一年时间里，我拍光了 2000 多个胶卷。
1992 年，我和几个爱钻山沟的影友来到河南新安县峪里乡，发现这里都是石头盖的房子，人们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习惯。这里有血参、天麻、五灵脂等珍贵药材，都深藏在悬崖峭壁上。我认识了以采药为生的于青发，他和同伴们身系绳索，攀缘在绝壁之上，出没于黄河两岸的大山之中。从1992 年至今，我每年都会和于青发他们进一次山。每次下悬崖拍摄时，他们都用碗口粗的绳子绑着我，并且总是他们先下我后下，极力保证我的安全。当时我就是想近距离拍出最真实的相片。一个摄影师想要有好作品，必须有直面生死的勇气。
为学习摄影和新闻写作，我先后读过几个学院的相关专业。1994 年，我到河南经济日报社当起了摄影记者。后来，我又到河南法制报社做记者。十年间，我做了四家报社的记者。中国的变革很快，很多社会矛盾开始进入我的镜头，一些祈求正义的人也希望媒体给予他们更多关注，认为媒体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股力量。
刚开始做记者时，我很有正义感，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发现自己的力量竟如此渺小。很多次，事实已调查清楚，报道也写出来了，却无法刊登。当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时，我的内心承受不起。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我这样的摄影记者解决不了的。我开始寻找另一种记录方式。我的拍摄开始转向人文故事，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我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有些题材和人，我一直跟拍了十多年。
从 1984 年有了自己的相机后，我就开始拍老三了。当时没想到以后会得到这么多关注。1989 年，有些照片因无处存放，我就烧掉了，现在想想很是后悔。
2008 年，老三招妻的故事开始在《读库》上发表，随后我收到了刘祥武的信，这个纪实影像专题延续到他身上，也是我没有料到的。老三是个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刘祥武是个社会经验较多、固执地按自己的价值观和正义感生活的人，既愤世嫉俗，又渴望幸福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一直希望能帮刘祥武改变现状，甚至答应帮他找老婆，但是很难。2013 年 12 月 2 日，《西部招妻》完稿后，我又见到了他。不知他今后的路会怎样。我会一直关注老三和他。我想在我死之前，看看这个社会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2001 年 6 月的一天，我在洛阳街头拍摄时，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就对这群人产生了兴趣，想拍摄他们的生活。我来到河南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打听耍猴人的事情，村民们却对我这个拿着相机的外来人非常警惕，经常答非所问。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20 世纪 80 年代初，人贩子经常将一些川、皖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人也买了女人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人来暗访。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为名查处和罚款。所以，他们对陌生人格外警惕。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鲍湾村猴场老板张云尧，在他的引荐下，我才得以进入这个江湖耍猴人的群体。我拍耍猴人老杨时，他起初不信任我，直到我和他从襄樊扒火车到成都，然后又扒回来，他才开始跟我说心里话。刚到成都时，下起大雨，老杨他们在高架桥下找了个干的地方，把塑料布打开铺下，我们八个人在此过夜。为了我的安全，老杨他们睡觉时把我夹在中间。我的摄影包和相机装在编织袋里，枕在头下。
一路上，我都是和老杨一起吃饭。扒火车时，本来我有机会到车厢里睡觉，但是没去，留下来和老杨他们睡在敞篷车厢里。在老杨家里的时候，他跟我说晚上别走了，我就跟他们一起睡地铺，老杨觉得很有面子。老杨儿子结婚时，我专程去参加婚礼，送的礼也不薄。现在老杨有什么事都来和我商量。
老杨家里，也有着和老三、刘祥武类似的故事。老杨的媳妇是买来的，18 岁时就被卖到这里。四川省公安厅的人曾来当地解救过一批被拐妇女，老杨的媳妇当时抱着半岁的孩子，最后决定留下。
2001 年，《现代摄影》杂志的创办人李媚老师到河南来选图片，我打车带了 50 斤底片给她看。两天后，她告诉我：你拍摄的是《中国国家地理》风格。没想到，两年后，我进入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成为图片编辑和摄影师。
到《中国国家地理》之前，我的摄影作品属于纪实摄影，更倾向于情感表达。《中国国家地理》更多的是人文地理摄影，更偏重于报道发现，但和我的纪实摄影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我的镜头开始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我不仅仅是拍风光，更多的是拍摄当地人的生存状态。《中国国家地理》给了我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有拍不完的题材，有许多正在产生、正在消失的事物。有一次，我要拍一个吸毒女，怎么谈都谈不成。当时有朋友给我出主意，说只要拿杜冷丁放在旁边，过一会儿吸毒女就忍不住了，要拍什么都会答应。我说那可不行，那就是诱导人家了。美国有个女摄影师在印度拍妓女，一开始那些妓女骂她，往她身上泼脏水。她还是坚持拍，跪在妓女的对面，妓女们觉得她们是平等的。三年后，这个摄影师走的时候，整街的妓女都来给她送行。
2009 年，为拍摄《家当》系列作品，我来到西藏墨脱县，在珞巴族人的村子里拍摄时，小腿被一条狗猛咬了一口，顿时鲜血直流。如果 24 小时内打不上狂犬疫苗，就有生命危险。解放军驻藏某部带着疫苗往墨脱赶，同时这边也叫了一辆车准备送我出去，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在有效时间内对接上。没有公路，送疫苗的车只能走石子路进来，这时偏偏又下起了雨，而接我的车也要两小时后才能到。我躺在村卫生室的床上，脑子里突然闪过了死亡的念头。我问自己：我值得为此而死吗？今天会不会是我拍下最后一张照片的日子？
包扎好伤口后，我离开卫生室，继续拍摄《家当》。村里的干部不解地问：你真不要命了吗？
当然，最后化险为夷。
我从事摄影已经快 30 年了。在这近 30 年里，我的镜头从来没有说谎。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通过一个很小的视角去表现社会。现在回头看我当年拍摄的作品，就像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这种心情是很微妙的。虽然摄影创作是艰苦的，但我从未感觉到精神上的疲倦。
我喜欢这样的职业生活。谢谢柴静、杨锦麟、张立宪这些朋友的陪伴，还有我的同事们的鼓励。尤其要感谢家人默默的支持。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想从事摄影教育工作。我还想把我收藏的那些有价值的照片捐献给社会，让更多人了解摄影，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我感觉这些工作也是很美好的，我会逐一去实现。
马宏杰
2014 年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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