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中和的目标内涵与转型路径》就中国碳中和的目标内涵和转型路径，从战略宏观层面开展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能效提升、人为碳移除和零碳能源取代高碳化石能源是碳中和的基本路径，但中国碳中和的核心要义在于零碳能源生产和终端消费的根本变革、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整体转型。
针对我国能源消费和电源结构中高碳煤炭的主导地位，《中国碳中和的目标内涵与转型路径》笔者从电力、产业、区域发展和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解析转型发展的经济社会影响与对策。
《中国碳中和的目标内涵与转型路径》笔者研究表明，从化石能源的路径依赖切换到零碳能源发展赛道，不可能一蹴而就，更需要只争朝夕，零碳转型，赢向未来。
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规定的目标只有模糊的定性要求，没有明确的量化设定，共识是“减缓气候变化”。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规定，附件I国家即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以1990年的排放为基准，采用责任分摊的方式，明确了1990-2010年间整体降低5.2%的减排目标，欧盟成员国减排幅度最高，为8%，一些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可以增加排放，但是幅度不超过8%。真正有意义的目标聚焦，是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得出结论并提出全球温升幅度相对于工业化前不超过2℃的目标，同年在联合国巴厘岛气候会议上将其提上谈判日程并初步形成共识。15年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目标不断聚焦，从定航标转向换航道。从发达国家纠结减排、全球寻求低碳发展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截止的2012年，到2022年世界各国总体锁定2050年前后碳中和目标，我们发展和应对的航向没变，从定航标到聚焦目标，航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球正在从能效低碳航道加速切换到零碳能源航道。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中，2009年各国尝试目标聚焦，但是没有考虑切换航道。尽管聚焦20C温升目标的《哥本哈根协议》“流产”，但这一关键遗产得以留存并进一步发展。从2012年后“京都”气候目标的谈判至今，这10年正是基于这个遗产起步发展的。历史地看，《哥本哈根协议》属于定目标换航标，但是没有换航道。因为在《哥本哈根协议》以前，应对气候变化是没有明确目标的，没有碳中和，连减排的目标都没有，而《哥本哈根协议》定了2℃温升的目标。这是《哥本哈根协议》最伟大的贡献——历史上第一次把2℃温升指标以国际协议的方式定下来，尽管最后没有被通过、被执行，《哥本哈根协议》定下的目标应该说是标志性的，把目标聚焦了，但是还没有变航道，只是换了一下航标。换航标的标志性变化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的责任分摊，就是定总指标，然后发达国家缔约方相互之间谈判交易你减多少、我减多少的责任分摊模式；到《哥本哈根协议》，不是自上而下分摊减排任务，而是转变成自下而上所有缔约方各自承诺做多少、怎么做。
第二，缔约方地位的“归一化”。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采用“二元”分立，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即“附件I”缔约方和非“附件I”缔约方，南北权利义务分异；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则考虑苏联解体后的实际，将一些东欧和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从附件I缔约方名单中单独归类为“经济转轨国家”，形成三分构架，即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则不再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是合二为一，所有国家、所有缔约方在一张表上承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第三，换航标体现在减排方式的变化上，2009年以前强调减缓气候变化，2009年之后则变成温室气体减排。但应该看到，这只是变换航标，还没有换航道。
2015年通过《巴黎协定》，不仅是简单地继承了《哥本哈根协议》的遗产，而是拓展、更新与深化，启动了新的航程，这便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阶段，把目标再聚焦，展现了新航道。再聚焦就是全球平均温升幅度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的2℃以内，努力争取实现1.5℃，而且明确提出了碳中和即净零排放，要实现人为的排放和人为的温室气体的移除达到平衡，同时还规定了时间点是在21世纪的后半叶，2050年以后，一般理解是2070年前后。
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使这个目标进一步聚焦，就是1.5℃，以及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发达国家也基本上把目标定在2050年或者之前。可以说，《巴黎协定》是再聚焦、再明确目标，同时不再是换航标，而是转航道了——从原来以提高效率为主，所谓的卡亚（Kaya）恒等式，就是调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直接转向到碳中和，以零碳能源为主导的新航道。
这意味着我们应对气候变化转型发展的方向没变、目标没变，而且更聚焦、更清晰了，但是航道转到了零碳能源生产和终端消费，也就是换到一个跟化石能源没有关系的新航道了。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我们还处于切换的过程中，不可能也不应该期望一步切换到位，因而必然面临一些困惑或者困境。困惑在于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同时新的航道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要破各种暗礁，清理航道。因此，新的航道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程。
化石能源因为占比高、分量重，所以话语权也比较重，相对来讲影响力比较大，化石能源还被视为我们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显然，化石能源在短期内可以“行稳”，但不可能“致远”。为了短期的利益、部门的利益，而在驶向碳中和的巨轮上不断投入“压舱石”，不仅导致负重难以轻装而步履维艰，更有可能因“压舱石”过于“尖锐”而击穿巨轮或过于沉重而压垮巨轮！切换航道，需要化石能源保驾护航，目的还是要彻底抛弃“压舱石”。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航向、方向是明确的，目标是精准的，现在需要提速和加速。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2022年夏天的拉闸限电，其实恰恰说明我们加快切换航道举措的必要性。2022年夏季，西南川渝高温干旱导致用电负荷过重，社会一般的理解是“压舱石”不到位。实际上，如果我们换航道，情况就可能得到根本改观：高温少雨，表明太阳辐射能极其强烈。太阳光伏组件对太阳辐射能的转换效率已经从2010年初的18%提升到2020年的26%，而且还在不断提升中。屋顶10平方米一个千瓦装机，乡村一家一户的屋顶、城市多层建筑的屋顶和可利用空间（如停车场）乃至墙面，可以生产多少零碳电力？简单的匡算足以表明：太阳辐射能的26%绝对可以生产出零碳的电力制冷而使我们开启空调，不必要与工业竞争电力供给。正是因为传统的化石能源不可控，有着点状分布、地缘垄断的特点，加大了能源安全的风险，而可再生能源带来的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无论是光伏发电还是电动汽车的发展，都在改变传统能源的消费和供给方式。我们唯有加速变换航道，才可以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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