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诸师考释_陈国代著_9787561587416_安徽万品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本书选择朱松、刘子晕刘勉之、胡宪、范如圭、李侗和黄中等七位朱熹的老师作为研究对象, 探究朱子业师的人格修养与教化精神, 抓住讲人、叙事、究理三大要素, 围绕德行、学问与事功三大块而展开阐述思想者的思想来源、思想形成与思想结构, 以及考察这些思想在学术教化、政治教化、人伦教化方面所产生的效应, 以此揭示师道的传承及其演进的文化意涵。

　　朱子业师七位，分别为父师、严师、本师、良师、明师、导师和贤师，国代先生在其著作中如是写。一见此语，顿生非读完全书不可之意。

　　国代先生写得很有特色。他“选择朱子七位老师为对象，重点探究朱子业师的人格修养与教化精神，抓住讲人、叙事、究理三大要素，围绕德行、学问与事功三大块而展开，去探究思想者的思想来源，思想形成与思想结构，以及考察这些思想在学术教化、政治教化、人伦教化方面所产生的效应，以此揭示师道传承及其演进的文化意涵”。

　　你可以把此书作为人物传记来读，了解老师们的身世、授业、仕宦、讲学、著述、交游等诸多情况；了解老师们在国家政体危机、文化危机的两宋之交，身在庙堂扶持江山社稷，挽狂澜于既倒。人处乡野独善其身，表世范俗，即使种瓜卖药，仍然心忧天下，志在道学。你也可以把此书作为理学书籍来读。诸师虽然在理论上未有很大建树，但他们师崇孔孟，富有知性探索、生命体验、布道教化的实践，特别是对朱子的学术思想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元素与逻辑思维。书中对理学的概念和结论既有文献实证的引述，又有思想义理的阐析，还有相关问题的考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宋代理学的通俗发展史，展示了新儒学萌芽发展的全过程。而我更倾向于把此书作为“师道”的专著来读。看看七位业师怎样对朱子传道、授业、解惑，窥探朱子思想人格形成的秘密，领略师道的底蕴和风采。

　　父师——韦斋朱松先生。他是朱子第一位人生之师，兼父之爱与师之教于一身。他没有将孩子送官办学校，而是让其在民办家塾、书堂和精舍学习，更多是带在身边言传身教。早早为儿子树立人生目标，送五岁朱子入学就傅，望其成就“儒者事业”。他曾托同窗李侗购买大字本《论语》《孟子》课本，为后来朱予以“四书”为自己学说主干产生了前导性的影响。他的抗金言行和手书讲解《昆阳赋》的举动，给幼小的朱子早早播下了忠孝节义“尊王攘夷”的爱国主义种子。他的辞章诗文之学，更让朱子“笔力杠鼎”，诗步天下。而他临终前深思熟虑选择“五夫三先生”，更显得慧眼识人，高瞻远瞩。

　　严师——屏山刘子犟先生。这位三十岁就号“病翁”士大夫，“文辞之伟，足以惊一世；精微之学，静退之风，显以发蒙蔽”。朱子十六岁行冠礼，先生字以“元晦”，与父亲所取之名，恰好阴阳互补。临终之际，开示门户，将生平绝学以“不远复”三字符传授。告诫迷途速返，克己复礼。从此，朱子所居书斋，皆为“复斋”，并形成“圣贤千言万语，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的思想。先生给朱子的教育是全面的，私塾“六经堂”之名就说明了一切。清代学者李廷珏评说：“先生之学得朱子而集成，朱子之学由先生以驯致。”

　　本师——白水刘勉之先生。先生人生可谓传奇，关系与朱子最为亲密——翁婿关系。朱子参加会试填写的籍贯与乡试不同，而是“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此时朱子已经完婚，因此以岳父所在地报之。岳父“少以乡举入太学”，竟然捐弃录牌南归，“躬行信义，洽于乡邻”，因种“萧屯瓜”出名，被人誉为“种瓜诚有道，养民岂无术？”后被朝征用，但与“秦丞相（秦桧）议不合而去”。先生对圣贤经典多有独到见解。所以，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用白水先生的解说就有三例。《宋史》说：“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良师——籍溪胡宪先生。朱子说：“从三君子游，而籍溪先生为久。”先生从学于湖湘学创始人，也是叔父胡安国先生。但一生跌宕，却矢志道学。乡试拔贡，“力田卖药”，终得朝廷特赐进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学教授”。老师以《论语》开课，“日进诸生，训以为己之学。诸生始而笑，继而疑，继而视其所以修身事亲接人，无一不如其所言，遂以悦服。”先生所擅长的学问应是叔父所研究的《春秋》。可他却搜集数十家《论语》解说，写成《论语会义》。朱子从中受到启发，“遍求古今诸儒之说，合而编之”，作《论语集解》，再作《论语集注》，训诂精当，义理深长。后人评价，朱子从籍溪先生那里“尽得其言行之美而又日进焉，今遂为世儒宗”。

　　明师——直阁范如圭先生。先生的生平后人用一首诗概括：“早从安国事丹铅，受得春秋帙一编。秘府岂宜充宾馆，仇人谁可共腥膻！书移奸桧情辞壮，奏掇名臣谏牍联。郄忆当时谒告后，杜门寂寞十余年。”直阁范先生自幼师从舅氏胡安国，“乡举，会试皆第一”，本可连中三元，却因抗金立场被“抑寞乙科”。入馆阁后，坚决反对用秘书省作为宾馆安顿金国使者。秦桧入相，直阁范先生移书于他，引古论今，慷慨陈词，“力抵和议”；他还同朱子父亲等主战派联名上书反对议和。结果遇到秦桧的打击，被迫请祠返回建阳，“由是历十载，三为祠官”。朱子求学于范先生从“环溪精舍”始，时间跨度至少二十年。问学范围“既有经典解义，又有为学方法”，其中《论语》的“忠恕一贯”，《大学》的“絮矩之说”和“胡氏春秋笔法”等问题，朱子反复请教，获益终身。至于范先生的抗金主张，广嗣建储，屯田大计，则给朱子以政治启蒙。

　　朱熹参加科举考试的重要目的是要金榜题名，如果不是意外，如徐履抗议“相秦桧欲妻以女，因阳狂，廷对不答一字”，必然要做应景文章，殿试时写一篇“文理疏浅”的策论。在此之前，病翁笑了翁晚年文章多说禅，更没讨头处，“想是病心风”，朱熹不会有意蹈了翁之辙，而是迫不得已的违心之举。当绍兴十七年（1147）正月“辛卯，以举人多冒贯，命州县每三岁行乡饮酒礼以贡士”①的诏令下达时，州县遵照命令唯谨，举行乡饮酒礼仪式，向上级推举优秀考生。建州通判蔡兹主持秋季乡试，评卷结果出来后，在举行乡饮酒礼时，非常自豪地对在座的有关士绅、退休官员说：“吾取中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②蔡通判看好的“欲为朝廷措置大事”的后生朱熹，心智虽然尚不太成熟，在短时间内就“堕落”到要用道谦禅说意思“去胡说”，岂不令人大跌眼镜？朱熹前后迥然不同的表现，必有深层原因作怪。究其根本原因，乃其思想受到约束而心情不能敷畅，观念与思维的矛盾，造成言不由衷！由于不能责备君王意愿，朱熹只能转移话题自找台阶下。而权相要通过科举来钳制士子的思想，无疑在这个环节也得到了应验。这也意味着朱熹成长之路，不会顺风顺水。

　　绍兴十二年（1142）策题：“朕以凉薄之资，抚艰难之运，宵衣旰食，未知有济。今朕祗承上帝，而宠绥之效未著；述追先烈，而绍复之勋未集。至德要道，圣治之所本也，而欲未得；散利薄征，王政之所先也，而势未行。设科以取士，而或以为虚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为不武。至若宗社迁寄，扈卫单寡，士狃见闻，而专用私智，民习偷惰，而不知反本，子大夫所宜共忧也。其何以助朕拯几坠之绪，振中兴之业，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把遇到的种种困难摆在考生面前，希望给出治理方案。自古圣王救治灾难平定天下，刚开始无暇顾及圣治，天下安定后，才进行持久的圣治。实施圣治，就必须以至德要道为本。而绍兴十五年（1145）策题：“盖闻古先哲王求贤能而任使之，故治功昭著，名声流闻邈乎不可以跛及，朕甚慕焉。今朕托士民之上，不敏不明，郁乎大道，所赖以济者，惟真贤硕能是望。然扶世导民，须德行也，乃或同于乡愿；捧难解纷，须智略也，或专于谋身；为政苟趋辨，则不修廉隅；搞文徒华藻，则不本忠信；平居下轻上爵，肆贪得之心；临事避剧就易，蔑首公之节。岂古之所谓德行智略政事文章心术节慨与今举异欤？将教化不明，狃于未习而然欤？子大夫学优而仕，于斯数者，其自处固已审，使风俗旷然大变，必有术悉之复之，详诸于篇，朕将亲览焉。”不仅有文才，而且有哲理。毕竟哲宗绍圣二年（1095）开设“博学鸿词科”以来，撇开经义，只取文学，“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兼收文学博异者，提高文士写作水平，虽然考中者不多，但影响不小。秦桧是蔡京大力推动“博学鸿词科”取文才制度的受益者，本身就是文采横溢的人，进入仕途，处心积虑登上相位，善于借用儒家条文作为盾牌护卫自己登庸。同期的士大夫，无一不是恪守儒家伦常、《春秋》“尊王攘夷”、华夷之别等正统思想来反对屈膝和议。绍兴十二年（1142）和十五年的两道策题，很适合朱熹直抒胸臆，而绍兴十八年的策题，却困住朱熹的文华施展。但谁也不曾想到，朱熹有限的禅学知识，在关键时刻倒帮了大忙，竟然敲开本次的科举殿堂之门。从某种程度上说，道谦“禅说”成了一件“迷彩服”，有效地保护了一名“未来战士”。

　　有学者认为，朱熹“科举成绩不佳”，归因于事前没有采取题海战术，没有去揣摩诗赋、策论、经义等，似乎忽略了复杂的时代背景因素。严格地说，朱熹乡试、省试的成绩不差，只是殿试考试成绩不佳。殿试与省试、乡试不同，所有考生单考策论，首要是检测贡士的政策掌握与政治观点。虽然朝廷明文规定官员的铨选以及科举考试不会因考生的背景而有差别待遇，但秦桧是把玩权术的高手，可以让这样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严密控制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标准，为我所用，一点都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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