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扫墓25年了，从来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话。
但你不是我姐姐，从来不是。
我们没有一起玩耍过，吃过饭，睡过觉。
我从来没有碰过你，拥抱过你。
我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你没有身体，没有声音，
只是若干张黑白照片上的一个平面图像。
我出生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两年半。
你是上天的孩子，是看不见的小女孩，
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你，大家谈话都避开你。
你是一个秘密，死着进入了我的生活。
这是一张乌黑色的照片，椭圆形的，贴在一个发黄的硬本子上。照片上有个婴儿，身体的大部分都坐在带齿形花边的坐垫上。坐垫有好几个，重叠在一起。她穿着一件绣花衬衣，只有一条系带，很宽，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结，几乎挂在肩后，像一朵硕大的鲜花，又像一只巨大的蝴蝶翅膀。婴儿瘦瘦的，脸被照片拉得很长，分开的双腿向前伸，一直碰到了桌边，高高的前额垂着褐色的鬈发。她圆睁双眼，死盯着你，仿佛要吃了你似的。这个婴儿像玩具娃娃般张开双臂，似乎在动。简直要跳起来。照片的下方，有摄影师的签名—“里代尔先生，摄于利勒博纳”—小本子的封面左上角也有签名，姓名首字母龙飞凤舞。本子已经裂开一半，封面脏极了。
小时候，我还以为—别人一定这样对我说过—那就是我。可那并不是我，而是你。
不过，我也有一张同一个摄影师拍的照片。我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褐色的头发也是鬈鬈的。但我看起来很胖，眼睛深陷在圆圆的脸中，一只手放在双腿间。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看到这两张迥异的照片是否感到震惊。
快到万圣节的时候，我去伊夫托的公墓给两座坟墓献菊花，父母的坟墓和你的坟墓。一年年过去，我忘了坟墓在什么地方，但我以那个高高的十字架为参照物，它很白很白，从中央小道一眼就能看到。它矗立在你的坟墓上，就在他们的坟墓旁边。我在每座坟墓上放一束颜色不同的菊花，有时在你的坟墓上放一盆欧石楠。我把花盆埋在石板下方专门挖出来的花坛里。
我不知道人们在坟墓前是否会浮想联翩。我在父母的坟前逗留了一会儿，好像在对他们说：“我来了。”告诉他们这1年我的经历，我做了什么，写了什么，想写什么。然后，我走到右边你的墓前，看着墓碑，每次都会读一读上面的金色大字。那些字亮晶晶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粗糙地覆盖在原先的字上面的。原来的字没这么大，现在已经看不清了。做墓碑的石工擅作主张，把碑上原有的字铲去一半，姓名底下只留下这句话，当然是因为他觉得这句话最重要：“1938年圣周四去世”。第一次去给你扫墓时，让我吃惊的也是这句话。好像刻在墓碑上的这行字证明，你是上帝的宠儿，你是神圣的。我来扫墓25年了，从来没有跟你说过一句话。
根据身份登记信息，你是我姐姐。我们同姓，我“婚前”姓迪歇纳。在父母那破烂得不成样子的户口本上，我们俩一上一下地出现在“婚生子女出生与死亡”一栏上。你在上面，有利勒博纳（滨海塞纳省）市政厅的两个印章；我只有一个—我的死亡情况将填写到另一个官方户籍簿上，它证明我出生在某个家庭，姓改了。
但你不是我姐姐，从来不是。我们没有一起玩耍过，吃过饭，睡过觉。我从来没有碰过你，拥抱过你。我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你没有身体，没有声音，只是若干张黑白照片上的一个平面图像。我想不起有你这么一个人。我出生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两年半。你是上天的孩子，是看不见的小女孩，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你，大家谈话都避开你。你是一个秘密。
你已经永远死了，在我10岁那年的夏天，你死着进入了我的生活。你在一个故事中出生和死亡，就像《飘》中斯嘉丽和白瑞德的小女儿邦妮。
那一幕发生在1950年的暑假。那是表姐妹们从早到晚一起疯玩的最后一个夏天，邻居的几个女孩和一些来伊沃托度假的城里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扮演商人和成年人，在父母的商店后院，在院子里搭建的许多小屋里用瓶架、纸板和旧衣物给自己造房子。我们站在跷跷板上轮流唱歌：“皮埃尔老师你们家那边天气很好”“我的紧身带和我的长裙”，就像在参加电台听众评选赛。我们逃出去摘桑葚。家长们禁止男孩跟我们玩，理由是他们老是玩粗鲁的游戏。到了晚上分手时，我们个个都脏得像泥猴。我洗洗胳膊和大腿，很高兴第二天又能重来。一年后，女孩们全都将四散而去，或者生了气。我感到很烦闷，只好看书。
我想继续写那年暑假，让它慢些离去。把那个故事写出来，就是与模糊的过去一刀两断，就像动手冲洗在柜子里保存了60年、从未冲洗过的照相底片一样。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故事始于一条狭窄的小路，那条路沿父母的杂货店兼咖啡店的后院延伸，叫作学校路。之所以这样叫，是因20世纪初，种着玫瑰花和大丽花的小花园旁，曾有一家私人幼儿园。墙边安装了高高的铁栅栏，墙脚杂草丛生。墙对面，是一道又高又密的篱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就常跟一个来自勒阿弗尔的年轻女人聊个没完。那个女人是带着她4岁的小女儿来公公婆婆家，也就是S.夫妇家度假的。S.夫妇的家离学校路十来米远。母亲也许是从商店里走出来继续跟这个女顾客聊天的。在那个季节，商店是永远不关门的。我在她们旁边跟那个小女孩玩，她叫米瑞伊。我们跑啊，追啊，想抓住对方。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警觉起来的，也许是因为母亲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我开始听她说话，听着听着好像都喘不过气来了。
我无法重述她讲的故事，只是，故事的内容和她说的话穿越了那么多年，直到今天仍好像在我耳边回响。它们瞬间影响了我的整个童年生活，就像一团没有声音也不热的火，但我继续在她旁边跳来跳去，围着她转，低着头，免得引起任何怀疑。
（现在，我觉得她的那些话撕破了一个朦胧地带，一下子攫住了我。结束了！）
她说，除了我之外，她和丈夫还有一个女儿，战前在利勒博纳死于白喉，当时才6岁。她描述了那个女儿喉部的皮肤及窒息状况，说：“她像个小仙女一样死了。”
她复述你临死之前对她说的话：“我要去看望圣母玛利亚和仁慈的耶稣了。”
她说她丈夫从热罗姆港的石油提炼厂下班回来时，发现你死了，“他都快疯了”。
她说“这跟失去伴侣不一样”。
她说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不想让她伤心”。
最后，她说你“比那个人更可爱”。
那个人，指的是我。
当时那一幕，跟照片一样留在我心里，都没有变。我还看见那两个女人在马路上分别所站的准确位置。我母亲穿着白色的罩衫，不时地用手帕擦眼泪。那年轻女人的身材比一般顾客要漂亮，她穿着浅色的裙子，头发往后梳，绾成一个低矮的发髻，椭圆形的脸非常温柔（记忆在所遇到的众多人群中随机抓取，然后像打牌那样把同样的花牌配成对子，但我现在把她与鲁昂附近伊玛尔夏令营的一个女校长混淆了。1959年，我曾在那里当辅导员。她的图腾是蚂蚁，老穿着白色和米色的衣服）。
首先，一种有形的幻觉向我证实了那个情景的真实性，我“感到”自己紧紧地围绕着那两个女人跑来跑去，“看到”学校路上80年代才用来铺沥青马路的燧石，“看到”了斜坡、栅栏和逐渐减弱的光线，好像必须吞掉世界上所有的背景才能支撑即将来临的东西。
我无法准确地说出那个夏日的星期天具体是几
号，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8月。25年前，我在读帕韦泽的《日记》时，发现他已经于1950年8月27日在都灵的一家旅馆房间内自杀。我赶紧核实，发现那天刚好是星期天。从此，我就认为是同一天。
我一年年远离它，但这是一个幻觉。在你我之间没有时间相隔。有些词永远没有变化。
“可爱”。我好像已经知道这个词不会用在我的身上。根据我的行为，父母平时是用这些词来形容我的：“胆大妄为”“臭美”“贪吃”“无所不知小姐”“令人讨厌”“你着魔了”。但他们的指责对我影响不大，反而让我确信他们是爱我的，他们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不时地送我礼物，这些都是证明。独女，被宠坏了，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总是在班上轻而易举地拿第一。总之，我感到自己有权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可爱”。在上帝眼里，我也并不可爱，正如7岁那年，我第一次忏悔时，B神父向我断然指出的那样。当时，我承认了“独自和与他人一道有过不良行为”，等于今天正常的性觉醒。他说，那些行为正让我走向地狱。后来有一天，寄宿学校的女校长也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她用明亮的眼睛斜睨了我一眼，说：“哪怕在班上门门功课都满分，也不一定能让上帝高兴。”我对宗教那套东西不怎么感兴趣。我不信教，但没有人觉察到—当我在教堂里跪在红色的亮光前，女校长对我耳语要我“向仁慈的上帝祈祷”时，我顽固地保持沉默。那种命令我觉得很幼稚，与大权在握的母亲身份不符。
“可爱”，也意味着亲热，爱抚，“亲切”。在诺曼底，人们就常常用这些词来形容孩子和狗。我跟成年人保持距离，喜欢观察他们，听他们说话，而不是拥抱他们，所以他们认为我不可爱。但对他们两人来说，我敢肯定我是可爱的，甚至比别的孩子更可爱。
60年后，我还不断地遇到这个词，不停地想弄清它于你、于他们而言是什么意思。那时，它的意思马上就跳出来了，瞬间改变了我的地位。在他们和我之间，现在有了你，别人虽然看不见你，但你被挚爱，而我被排斥，被推开了，以便让位给你。我被推到阴影里，你则在永恒的光芒中高高地翱翔；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生女，不存在相互比较的兄弟姐妹，而你出现了。如此情况，如何用词语表达，如何区分、排除？更多/更少，或者/和，之前/之后，存在或者不存在，生或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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