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书画艺术作品集_汪曾祺著，张闯编_9787536275539

　　《汪曾祺书画艺术作品集》为汪曾祺个人画作、书法和手稿130幅，该书收录了其中的63幅精品，其中画作58幅，书画5幅。每幅作品均配有汪曾祺本人的文章摘录，绘画题材为花果喜菊、喜荷、喜石榴、喜葡萄、喜紫藤；动物等。如画作《松鼠》有文摘《栗子》，《雨》有文摘《下大雨》，《花猫》有文摘《猫》，《兰》有文摘《金心冬》，书法作品《羁旅天南久未还》有文摘《自得其乐》，等等。作品基于咏物抒怀，有感而发，故而让人有一种人间的温馨，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个人修养、情趣与天然恬淡，纯粹醇厚性格特质。

　　汪曾祺先生青春试笔，花甲成名。20世纪80年代，他大器晚成，成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此前，他广为人知、颇受关注的作品，只有由他执笔改编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和《杜鹃山》。
　　20世纪80年代，正是伤痕文学和宏大纪实文学占据文坛主流的年代。汪曾祺先生的《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这批作品先后推出，呈现出清新朴素的面貌，在那个时代显得非常独特。90年代，汪曾祺先生创作更趋活跃，散文随笔居多，《蒲桥集》《旅食集》等文集相继问世。作为新中国京派文坛的代表人物，汪曾祺先生和他的作品备受瞩目。
　　中国自古有文人墨戏的习俗，唐代的大诗人王维是文人画的鼻祖，之后的文人墨客以书画抒写情怀，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浓厚的色彩，出现了苏东坡、米南官、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等文人画家。汪曾祺先生出生于江苏高邮，那里也是北宋大诗人秦少游的故里。汪曾祺先生的父亲汪菊生书画俱佳，汪曾祺从小受其父影响，耳濡目染，喜爱水墨画，早年曾临写《圭蜂碑》《闲邪公家传》《圣教序》《多宝塔碑》《张猛龙碑》等碑帖，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功底，并在闲暇挥毫。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了许多文人画风格的水墨画作。汪曾祺先生1997年去世后，遗留有一批书画作品。今天在深圳福田美术馆展出的一百多幅书画作品，是汪曾祺先生遗留的这批书画中的精华。
　　民国初年，陈师曾先生在他的《文人画之价值》文中界定了文人画的四大要素：一是人品，二是学问，三是才情，四是思想。汪曾祺先生的书画作品即为文人画的范畴。汪曾祺先生诗云：“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他的书画是基于咏物抒怀，有感而发，故而有一种人间的温馨。汪曾祺先生的一生大半是生活在中国动乱年代，年少时显现出不凡的写作天赋，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汪曾祺先生由香港辗转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这期间，他早期的代表作《复仇》《小学校的钟声》等问世。汪曾祺先生早年受到西方现代文学运动的影响，但在他的早期代表作《复仇》里，体现的是一种东方的处世观和豁达。《复仇》是写一个遗腹子为父报仇大半生最终放弃报仇的故事，其更深层次的寓意是希望通过故事让下一代放下仇恨，谨记祈福和希望，体现了汪曾祺先生的大爱，这也说明了汪曾祺先生的文学美学基础源自他朴素、博爱的人生哲学。这之后，汪曾祺先生在上海期间结识了作家巴金和画家黄永玉，并且成为好友，他的文学写作和绘画兴趣也不断得到熏陶。
　　汪曾祺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历经几沉几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生计奔波，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劳动，1966年被关进“牛棚”，这些坎坷没有使汪曾祺先生意志消沉，却让他在苦难中形成一种豁达、乐观的人生观。汪曾祺先生随遇而安，不求名利，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这使他的人生观在朴实平坦中显现着芳华。他的水墨画有取材于传统的梅兰竹菊，有他发现的野花、杂草，有历史人物，有美食佳肴，他借物咏志，以花寓情，记录着他的所感所思。
　　汪曾祺先生思维活跃，其书画之作题材丰富，作品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书法，二是题句之画，三是信笔画作。书法作品风格最为成熟，自由的行草体写得自然灵动，有一种雅拙的韵味。汪曾祺先生早年练就临碑的功底，又在后来的书写中吸收了明人行草的开张和清人何子贞古拙篆书的笔韵，尤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书写的联句和书法作品中更能看到张大千书迹的影响，字写得开张有度、收放自如、老辣生动、绵里藏针、别有机趣。书法作品内容大多写的是自创诗作和所感所思，遣兴骋怀，直书其意，如《不觉七旬过二矣》《一九九一年小雪初睛诗》等。题句之画是传统文人画的标准样式，作品要求画作中题写诗词歌赋相互映衬，汪曾祺先生的这类作品往往是他自己的诗作题写，或以记述的语句题画，这使平实朴素的画面显现出文采和机趣，如《故园金银花》的题句“故园有金银花一株，自我记事，从不开花，小时不知此为何种植物。一年夏，忽开繁花无数，令人惊骇，亦不见其主何灾祥。此后每年开花，但花稍稀少耳。一九八四年六月偶忆往事，提笔写此。高邮汪曾祺记于北京”，短短数句，仿佛一篇平实的散文，加上一枝飞动的黄花枝条，妙趣横生。再如《兰不喜肥》一画，几枝野兰横挂，兰花盛开，右侧上题“兰不喜肥，既以清泉则茂。丁丑初春，曾祺”。这幅
　　画的意境正如王学仲先生咏兰诗中所云：“幽兰长僻谷，阵阵芬芳溢。移植出山来，香风应勿失。”以兰咏人，高洁风骨。《水仙王》一画，写有一株初春的水仙正值花开，右边题诗“乞貌风鬟陪我坐，他生来作水仙王”。汪曾祺先生爱花赏花相看两不厌。《墨花》一画中用焦墨写一盛开大花，题诗云：“尚有三年方七十，看花犹喜眼双明。劳生且读《闲居赋》，少小曾谙《陋室铭》。”他67岁自寿诗作既有人生叹喟，又有老骥伏枥之志，如《故园秋色》一画，写素色菊花，是汪曾祺先生自我的写照，以画自喻，独不染尘。
　　三类无款画中有人物、花虫和美食蔬果之作，如《达摩》一画，画中达摩独坐面壁，面壁十年求破壁，隐喻汪曾祺先生经历人世的苦修开启了人生智慧：汪曾祺先生亦写花果、时蔬、海鲜、山货，以拥其好食之乐。先生本一美食家也，曾写有多篇美食美评，这些画作既为其所作图解，也是把他所发现的美食绘以图画。写鲜花、小猫、松鼠、蜻蜓、飞鸟这类水墨之作，汪曾祺先生往往用笔放逸、拙朴自然，文人画讲求超形的意趣，汪曾祺先生诗云：“修竹姗姗节子长，山中高树已经霜。经霜竹树皆无语，小鸟啾啾为底忙？”文人画是中国自宋元以来形成的一种特殊绘画形式，汪曾祺先生作为一位文人画家，既具有古典文人的气质，也具有新时代文人的风骨。
　　就文人画，宋代东坡先生曾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元代画家倪瓒认为“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汪曾祺先生这些文人墨戏之作往往是以图自娱或赠予好友、学生，诗意抒情、图以达意、清风写画并两情相悦，他是乐于助人的老好人。
　　姚茫父先生认为“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可见文人画与一般的绘画不同，一方面需要绘画的技巧，另一方面更需要文人画家在古典文学题跋书法等许多方面的学问、才智和技巧，需要融文人与画家、书法家的全部智慧于一体。因此，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美学的迭次审美方式的体现，文人画的哲理和体格，文人画家的性格和气质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一种艺术存在。汪曾祺先生的书画作品正是文人书画在新时代的延续，我们从古人关于文人画的言论中，可以探究汪曾祺先生书画的文人精神。
　　“神游故国三千里，待唱春风九十年。”在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深圳福田美术馆举办了“文心墨缘——汪曾祺书画艺术作品展”，在深圳人们就可以读到汪曾祺先生的文人画原作，目睹其珍贵的文字手稿，这也是对汪曾祺先生最好的纪念。汪曾祺先生以乐观的精神用画笔书写心中之气，用情尽染人生之境。他喜爱明代徐青藤、陈白阳的画风，笔锋间，透露着逸气和酣畅。他以朴实自然之态书写人间之风物，吟咏万物之灵性。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蕴含东方人文艺术之精神，仿佛是大地的初晨，洗尽铅华，尽显巍峨之风骨。有机会把他的书画作品推介给广大“汪迷”和众多的书画爱好者，是我们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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