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_冯贤亮著_9787545576474

本书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写起，至宣统帝逊位结束，对清朝的政治斗争、边疆巩固、社会控制、官员腐败、社会民生、经济状况、文化面貌和内乱外患等做了深入浅出的解析，既重视主要史实的还原与细节的描写，又注意历史叙事的详略把握。全书呈现了清朝政治发展与社会变化的复杂性，并为人们理解清朝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史实，对主要历史人物的描写提升了本书的故事性和趣味性。

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这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给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阅读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语言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原则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所撰讲义（出版后书名《国史大纲》）一开头便标举：“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增强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词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上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吗？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才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８月17日
序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回忆起吴晗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编纂这样一套书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做。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做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阶层、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为相关历史表述提供佐证。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套书的作者团队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产生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的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读者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她在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人们对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的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令读者通过目录就能够对书中的大概内容一目了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本丛书注重以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予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提供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让读者对本段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让读者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君的传承有所知晓。另外，所列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相关资料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８月19日

主编之一李学勤（1933—2019）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教育家，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与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18年被聘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和“孔子文化奖”，2014年获首届国学大典“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甲骨学研究、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等多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学术主张，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出版了《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新出青铜器研究》《比较考古学随笔》《走出疑古时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重写学术史》《中国古史寻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清华简及古代文明》等学术著作40多部。

主编之一郭志坤
出版家，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被出版界称为“学者型编辑”。曾担任文汇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荣获首届上海出版人金奖和“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策划了《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和“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主编了《贤哲自述丛书》《香港全纪录》《澳门全纪录》，并著有《秦始皇大传》、《隋炀帝大传》、《荀学论稿》、《成语里的中国通史》（与陈雪良合著）、《提问诸子丛书》（与陈雪良合著）等。

著者冯贤亮
浙江嘉善人，2001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从事明清史、江南地区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灾害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主要成果：出版《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岁时节令：中国古代节日文化》《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河山有誓：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近世江南的城乡社会》《印象·中国历史.明朝卷：政治脉动中的绅士社会》等著作。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史、环境社会史、灾害史、社会文化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八十余篇。曾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10）、第十一届“上海图书奖”（2010）、教育bu“新世纪优秀人才”（2011）等多项荣誉。

年羹尧被杀
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他最信任的封疆大吏，主要有四人：一是西北的年羹尧，二是西南的鄂尔泰，三是河南的田文镜，四是浙江的李卫，号称四大总督。
其中，年羹尧的功勋最大，他与隆科多一起，是推动雍正获得帝位的最关键人物。
隆科多出身名门，为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的儿子、孝懿仁皇后的弟弟，康熙六十一年（1722）辅佐雍正登基后，承袭了一等公爵位，担任吏部尚书。雍正元年（1723），他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时被加封为太保；次年，又兼管“理藩院”事务，负责监修《明史》，担任《清圣祖实录》《大清会典》的总裁官。此后，时不时受到雍正的各种荣耀性封赏，可谓红极一时。
但是好景不长，雍正三年（1725），因为年羹尧的获罪，他受牵连，被迫交代罪行，以前的那些荣誉头衔逐一被缴了回去。雍正说：“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一句“岂能姑息养奸”，就让隆科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隆科多的罪行有：先与明珠、索额图结党营私；后与年羹尧重蹈前辙，不知悔改。雍正四年（1726），隆科多被查出曾收受年羹尧及总督赵世显、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的贿赂，就连他的家仆牛伦也仗势索财。雍正下令对牛伦斩立决，革去隆科多的公职。此后，隆科多的罪状不断被发掘出来：如康熙临死时，在帝侧的隆科多身上藏有匕首；他自比诸葛亮，上奏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雍正祭祀坛庙时，他借口防刺客，随便在祭案下搜查；雍正拜谒皇陵时，妄奏“诸王心变”；等等。这些都被视为大逆的行为。隆科多入狱后，拟有“大不敬之罪”五条、“欺罔之罪”四条、“紊乱朝政之罪”三条、“党奸之罪”六条、“不法之罪”七条、“贪婪之罪”十六条，总计四十一条大罪，按律当斩，妻子为奴，家产要充公。雍正看了判决结果说：隆科多虽然罪不容诛，但当年拥戴自己为帝有功，现在要杀他于心不忍，决定从宽处罚，在畅春园外造三间小房，永远监禁隆科多一家。雍正六年（1728）六月，隆科多就死在监禁的地方。（《清史稿》卷二九五《隆科多传》）
作为雍正王朝初期隆科多在政坛上的最大盟友年羹尧，其命运则更为不幸。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父亲遐龄曾任刑部郎中。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羹尧考中进士，任庶吉士。九年后，升官为四川巡抚。康熙五十六年（1717），策妄阿拉布坦派人攻打西藏，四川提督康泰派兵征讨，出黄胜关后军士发生哗变，被迫撤兵。年羹尧密奏康泰不可用，康熙认为他实心任事，逐渐委以重任，康熙五十七年（1718）特授其四川总督一职，同时兼管巡抚事。在西藏用兵问题上，自川入藏，年羹尧协同军事，做得十分到位。以往用兵，军队所过之地，都要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地方仓促无法办理，一般都会挪用库帑；等军队回师，也是如此。但这次从西藏用兵回京，从将军到士兵，途中所得比正项还多，各官费用，动至万金。这与年羹尧在地方上加征火耗的工作直接相关。
雍正即位后，召抚远大将军允禵回京，命年羹尧代理其职，以后加授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太子太保等职。青海的罗卜藏丹津等人反叛后，雍正派年羹尧率军征讨，并下令各地督抚等官和抚远大将军延信、防边理饷诸大臣，军事上都要听年羹尧的调遣。年羹尧要求前锋统领素丹、提督岳钟琪做他的参赞大臣，也得到雍正的同意。
西北边防一直是清代前期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雍正派年羹尧前往弹压，自是充满了信任。雍正元年（1723）这次出兵，由于时间已是冬天，寒冷的天气不适合作战，年羹尧提出第二年再出兵的要求：“请选陕西督标西安、固原、宁夏、四川、大同、榆林绿旗兵及蒙古兵万九千人，令钟琪等分将，出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道进讨，分兵留守西宁、甘州、布隆吉尔，并驻防永昌、巴塘、里塘、黄胜关、察木多诸隘。军中马不足，请发太仆寺上都打布孙脑儿孳生马三千，巴尔库尔驼一千，仍于甘、凉增买千五百。粮米，臣已在西安预买六万石。军中重火器，请发景山所制火药一百驼，驼以一百八十斤计。”（《清史稿》卷二九五《隆科多传》）对他的用兵策略和军需要求，雍正全部应允。
雍正二年（1724）二月开始，年羹尧派岳钟琪等人大举出兵，罗卜藏丹津最后逃往柴达木，其母阿尔太哈屯及其亲戚等全部被俘，并获男女、牛羊、驼马无数。策妄阿拉布坦最后被迫投降；年羹尧则派兵驻防巴里坤、吐鲁番、哈密、布隆吉尔。平叛后，清政府在陕西、四川、云南三省边外诸番之地，增设卫所，加强控制；青海地方要三年入贡一次。岳钟琪率军四千，仍驻守在西宁。十月份，年羹尧回京受赏，雍正赐他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金币，论功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
在封疆大吏中，年羹尧的战功赫赫，远胜同侪。据史书记载，年羹尧才气凌厉，仗着雍正的宠信，十分骄纵。与其他督抚交往，都直呼其名，没有一点礼貌的意思。入京时，居然传令直隶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在路旁迎送他；诸王大臣到京郊迎他时，他也不还礼。西北边防军政事务，几乎由他说了算，雍正对他的要求都予以满足。年羹尧虽长期在西北边疆，但雍正仍一直让他参与朝廷重大决策，许多事务都是最高机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藏有雍正给年羹尧的朱批谕旨，有一则写道：
陕西光景似少些雨，麦田如何？近京城少旱，闻得直隶四外雨皆沾足，其余他省颇好。闻得江南、河南、山东三省搭界处有十数州县，去岁蝗蝻复发，随便写来你知道。再先因边事急，要尔所办之事外，实不忍劳你心神。今既上天成全，大局已定，凡尔之所见所闻，与天下国家吏治民生有兴利除弊，内外大小官员之臧否，随便徐徐奏来，朕酌量而行。
前面的内容，确实是随便写写，仿佛在拉家常。后边的内容，只有他们两人心知肚明，而且雍正让年羹尧关注的事情，包括了琐细的吏治民生，可见雍正对年羹尧的器重。雍正甚至说过，像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臣，只要有十来个，不愁国家治理不好；并经常关心年羹尧，不要太过劳累，要从长远着想；至于年羹尧对雍正健康的关心，雍正觉得没有必要，只要他“一心料理封疆”就行了。
青海战事的平定，使雍正极为兴奋，居然说年羹尧是他的“恩人”，十分肉麻，很失体统。另一份朱批谕旨中，雍正向他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
看到前面的话，很容易会让人想到儿子对父母的口气也不过如此。于此，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无间。所以，对于年羹尧的骄横，雍正一直能够隐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大臣们对年羹尧表达出不满，雍正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年羹尧的亲热很快消失了。
十一月十三日，雍正给直隶总督李维钧的朱批这样写道：“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 十五日，给湖广总督杨宗仁奏折的朱批写道：“年羹尧何如人也？就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之一字，可许之乎？否耶？密之！” 对年羹尧已经是完全不信任的态度。
十二月十三日，雍正给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密谕说道：“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 雍正通过朱批谕旨，向他还信任的臣僚们，一一明示他对年、隆二人的不信任，其实也是在暗示他们，要及时站好政治立场，必要时出来指证年、隆二人的罪行。
雍正三年（1725）正月前后，一些人上疏指责年羹尧的贪暴之罪，都得到雍正的默认。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异景象，人们认为这是祥瑞。年羹尧上疏祝贺，颂扬雍正朝乾夕惕、励精图治的功勋，但在奏章中误用了“夕惕朝乾”一词。雍正认为年羹尧是有意颠倒词语用法，怒道：“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年羹尧入京后，雍正说他奏对悖谬，下令削去年的官职。四月，雍正继续批评道：“羹尧举劾失当，遣将士筑城南坪，不惜番民，致惊惶生事，反以降番复叛具奏。青海蒙古饥馑，匿不上闻。怠玩昏愦，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将年羹尧的总督一职，转授给岳钟琪，“抚远大将军”的印章也被缴了回去。年羹尧上疏说：“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仪征在江苏，年羹尧居然抗旨不去浙江杭州。雍正很生气，催促年羹尧及时到杭州赴任。据说，年羹尧到杭州驻防时，每天坐在涌金门旁，鬻薪卖菜的都不敢出这个门，说：“年大将军在也。”
差不多同时，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前山西巡抚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钟琪，河南巡抚田文镜，侍郎黄炳，鸿胪少卿单畴书，原任直隶巡抚赵之垣，都上了奏章，纷纷揭发年羹尧的罪状；侍郎史贻直、高其佩还弹劾年羹尧曾经杀戮无辜百姓。雍正当即下令，分别议处年羹尧的罪责，将其所有职务全部罢免。
很快，年羹尧被抓到北京，案情由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联合会审，判定年羹尧的“大逆之罪”五条、“欺罔之罪”九条、“僭越之罪”十六条、“狂悖之罪”十三条、“专擅之罪”六条、“忌刻之罪”六条、“残忍之罪”四条、“贪黩之罪”十八条、“侵蚀之罪”十五条，共计九十二条，按律应当大辟、亲属连坐。（《清史稿》卷二九五《年羹尧传》）年羹尧的罪责是隆科多的两倍有余，雍正像对待隆科多一样，也表示了一点宽容：“羹尧谋逆虽实，而事迹未著，朕念青海之功，不忍加极刑。”十二月二十一日，派人到狱中，宣布他的谕旨，让年羹尧自裁：“朕以尔实心为国，断不欺罔，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 这是年羹尧在死之前，最后一次听到的雍正“心腹”之语。
作为惩罚，年羹尧的儿子年富被斩，其他儿子中十五岁以上的，全部发配至极边之地；年羹尧的幕僚中，邹鲁、汪景祺先后被斩，亲属给披甲人为奴；还有一个静一道人，被四川巡抚宪德捕获，押到京师后，也被诛杀。
邹鲁、静一道人是被诬与年羹尧图谋不轨，所以有此杀身大祸的。汪景祺是年羹尧的重要谋士，因为写有《西征随笔》一书，被判“大不敬”，斩立决；刑部同时认为，汪景祺还作诗讽刺圣祖仁皇帝，更是大逆不道，要处极刑。雍正同意将汪景祺斩首示众，其妻子发配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亲族连坐。（《清世宗实录》卷三九，“雍正三年十二月”条）
比较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很少有宽怀仁厚的。一般都认为，宋太祖赵匡胤是少见的仁厚君主，他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让功臣们隐退，仍能确保他们享有荣华的生活。而雍正对功臣的态度，则与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都使用了各种伎俩，实行大肆杀戮，当是巩固君主专制、崇隆帝权而出现的政治斗争需要。
与年羹尧相比，另外三位总督的命运，要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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