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以通俗的形式书写隋唐至五代的历史兴衰过程，着重分析了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对隋唐治乱的影响，阐述了唐朝前期的贵族政治与唐玄宗的政治改革，并揭示了唐代强盛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唐人认可了世界，世界也认同了唐人”。作者以“世界”的眼光，将隋唐五代放在世界史、亚洲史的背景中加以叙述，为人们宏观地展示了中国文明黄金时代的荣耀与遗憾，发人深省。另外，作者对这一时代宗教、信仰、艺术、文学等精神领域的发展也予以格外关注，凸现了隋唐时代的多元面貌。
1.这是历史专业学者写给大众的历史普及丛书《简明中国通史》中的一册；2.通俗而雅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语言浅白，书写严谨；3.资料详实，旁征博引，资料涉及传世文献、学术论著、考古文物等；4.图文并茂，本书配有150多幅精美插图，起到以图佐史和图文互证的作用。
1.作者权威，史学名家：本书作者曾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在世界名校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任教，还曾多次在美日名校访学和执教，极具国际视野，现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等，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bu青年长江学者，其学术成就得到学界公认。
2.资料翔实，视野宏观：本书参考了古今中外大量史料文献和学者论著，作者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宏观的国际视野，不仅对中国传世文献有很好的掌握，对吐鲁番文书、敦煌卷子、隋唐墓志等出土文献，以及日本传世的汉文典籍等也都有很好的研究和利用。
3.论述严谨，角度新颖：作者以其精深的理论素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从宗教、谶纬等知识信仰的角度书写隋唐五代政治史的演变，同时也对政治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作了完整的解读，观点和结论都独出机杼，比如在佛教对隋唐政治的影响、唐玄宗改革与贵族政治的消亡、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等都有全新的解读。
4.语言通俗，图文并茂：作者旨在以通俗的形式介绍隋唐兴衰过程，阐述隋唐两朝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性，分析了隋唐兴亡的原因，揭示了一些历史疑案。全书用语通俗易懂，一百多幅精选配图佐证文字的表述，图文并茂，附录的帝王世系表和大事记也为读者阅读本书和了解隋唐历史提供了方便。
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这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给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阅读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语言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原则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所撰讲义（出版后书名《国史大纲》）一开头便标举：“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增强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词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上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吗？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才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８月17日
序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回忆起吴晗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编纂这样一套书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做。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做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阶层、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为相关历史表述提供佐证。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套书的作者团队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产生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的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读者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她在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人们对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的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令读者通过目录就能够对书中的大概内容一目了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本丛书注重以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予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提供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让读者对本段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让读者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君的传承有所知晓。另外，所列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相关资料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８月19日
主编之一李学勤（1933—2019）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教育家，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与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18年被聘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和“孔子文化奖”，2014年获首届国学大典“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甲骨学研究、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等多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学术主张，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出版了《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新出青铜器研究》《比较考古学随笔》《走出疑古时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重写学术史》《中国古史寻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清华简及古代文明》等学术著作40多部。
主编之一郭志坤
出版家，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被出版界称为“学者型编辑”。曾担任文汇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荣获首届上海出版人金奖和“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策划了《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和“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主编了《贤哲自述丛书》《香港全纪录》《澳门全纪录》，并著有《秦始皇大传》、《隋炀帝大传》、《荀学论稿》、《成语里的中国通史》（与陈雪良合著）、《提问诸子丛书》（与陈雪良合著）等。
著者孙英刚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长聘教授、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古史、佛教史、丝绸之路的研究。出版了《神文时代》《犍陀罗文明史》《隋唐五代史》等多部著作，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bu青年长江学者。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目 录
导言 / 001
第一章 帝国的统一和隋朝的兴衰
隋文帝的上台及改革 / 007
二百七十多年分裂后的重新统一 / 017
隋文帝的佛教意识形态 / 022
隋炀帝的急政及隋朝的衰亡 / 029
第二章 李唐兴起与帝国的巩固
隋末群雄逐鹿的知识和信仰背景 / 038
李唐及其竞争对手 / 046
玄武门之变与权力传承 / 053
贞观之治 / 062
第三章 东亚格局的起伏和文化融合
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 / 072
唐前期东北亚政局的嬗变 / 079
高句丽、百济的灭亡和日本的战败 / 084
遗民、遣唐使和文化交流 / 092
第四章 大唐帝国的拓展和文化自信
初虽效之，终能反之——破灭突厥 / 104
经营西域和安抚吐蕃 / 111
与印度关系的嬗变 / 118
太宗后期的权力角逐 / 126
第五章 崇佛的武则天
武周政权的登场 / 132
佛教政治意识形态：冲突与融合 / 140
天后的都市：洛阳的最后辉煌 / 147
武周政权的意义 / 153
第六章 玄宗改革与中古贵族政治的终结
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格局 / 159
皇位从中宗系转入睿宗系 / 165
玄宗的政治改革与贵族政治的终结 / 170
玄宗改革的历史意义 / 179
第七章 宽容而灿烂的精神世界
西行求法运动和佛教的本土化 / 187
绚烂的文化和艺术 / 196
唐诗的世界 / 205
科技发达的时代 / 212
第八章 亚洲历史图景中的安史之乱
玄宗朝强盛局面的突然终结 / 222
安史之乱的始末 / 229
保守主义兴起和走向内转 / 233
第九章 中央权威的瓦解与唐朝的乱亡
藩镇割据与唐朝恢复中央权威的斗争 / 241
内政外交之连环性 / 247
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及中央政府的党争 / 252
唐朝的乱亡与五代的肇始 / 259
第十章 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和重新统一
朱温代唐和五代前期的攻战 / 266
契丹的崛起与南方的情形 / 275
统一因素的滋长与五代后期的政治社会 / 282
第十一章 思想转型与世界帝国的终结
回归古典的儒家思想运动 / 291
武宗灭佛及其影响 / 297
对其他宗教的迫害和宗教宽容政策的结束 / 303
东亚信仰世界的重构 / 308
结束语 / 313
主要参考书目 / 315
附录一：隋唐五代大事记 / 317
附录二：隋唐皇帝世系表 / 322
重版后记 / 327
玄宗的政治改革与贵族政治的终结
隋唐两代藩王纵横捭阖从而影响政局的情况在玄宗上台以后发生了逆转。玄宗在动荡激烈的政治局面下，起于藩邸之间，以非嫡长子的身份夺取皇位，深知诸王对皇权的威胁，于是有了一系列改革出台。可以说，玄宗开元年间围绕亲王政策的变革，是终结贵族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唐玄宗在姚崇的帮助之下，进行了一系列关键的改革，从而大大限制了诸王的权力，世家大族无法再从投机不同继承人集团的做法中获得政治利益。唐中叶直到宋代，都受益于此次改革。马端临评价道：“唐自中叶以来，皇子弟之封王者不出阁，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袭，封建之制，已尽废矣。”（《文献通考》卷二七六《封建考》）
睿宗上台以后，景云二年（711）正月，姚崇、宋璟就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第一，出宋王（睿宗嫡长子）、邠王（高宗长孙）皆为刺史；第二，罢岐王、薛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第三，太平公主于东都安置。但是由于太平公主的干预，最后没能实行。所以改革到了玄宗上台以后才得以进行。开元元年（713），玄宗一举铲除太平公主集团，逼迫睿宗交出实权，从此正式执掌唐帝国的命运。此时玄宗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稳定政治局面，其关键就是抑制诸王的影响。唐玄宗杀掉太平公主以后，立即起用姚崇做宰相，他们在稳定封建秩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玄宗认为，协助他夺取皇位和镇压太平公主叛乱的功臣郭元振、刘幽求、张说、王琚等人，是一些阴谋家，“可与履危，不可得志”（《旧唐书》卷一○六《王琚传》）。因此，他利用种种借口，把他们相继贬逐到远方。
玄宗的改革措施在开元初期密集推出，都是非常有系统的举措。
第一，皇室子弟外刺与亲王担任地方官职的改革。诸王出镇或者外刺，朝廷的初衷是希望他们成为中央的屏藩；同时，专制国家中，首都自然是一切的中心，将诸王摈弃在中心之外，可以使他们无法影响皇权的稳定。唐玄宗采纳姚崇的建议，将有政治号召力的李成器等亲王都遣往地方担任刺史，并且不让他们负责具体的管理，只让他们挂虚名。而且，为了防止诸王跟地方形成过分紧密的联系，经常更换诸王辖州，不使其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比如邠王守礼在开元初，走马灯似的先后担任虢、陇、襄、晋、滑等州刺史，除了上奏之事和重大事情，所有州务，一律由刺史的高级佐吏（如别驾、长史、司马等）负责管理。亲王外刺从制度上不理州务，是从这时开始的。这些政策是针对已经成年的宗室子弟，对于皇子，比如鄫王嗣真等，都只是遥领节度使、大都护等，并不出阁。唐开元以后，除了玄宗的兄弟，其他诸王都没有再外任地方官职的。后来的一个特例是永王李璘，他借安禄山之变，企图割据江南，但不久败死。从整体来说，这一制度执行得是比较彻底的。到了开元九年（721），玄宗已经当了十年之久的皇帝，地位稳固，“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自此以后，诸王不再出任地方官职，成为政治传统。亲王出镇外刺，至此完全结束。
第二，僚佐体制改革——疏离亲王公主与其僚佐系统。诸王在隋代和唐朝前期，对王府僚佐的选拔和任用，有较大的自主权，唐初秦、齐两王府，其僚佐大半都是自己征辟的。自此以后，征辟制度逐渐消亡。起初，诸王还是可以对僚佐的人选施加影响的，比如，直接向皇帝要人，这在开元以前比较普遍。但是玄宗上台以后，对这种形式严格地加以限制，从而堵住了诸王与其僚佐结成集团党派之路。开元十年（722）春正月，玄宗取消了“王公以下视品官参佐及京三品以上官伏身职员”（《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开元年间视品官被彻底取消，诸王不再有自辟署官的权力。既然诸僚佐的任命不由诸王，那么僚佐与诸王之间，交构成祸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从根本上限制了诸王对朝廷官员施加影响。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削弱诸王贵族的经济能量。唐朝前期诸王用度非常之大，太宗时期，魏王李泰的用度甚至超过太子李承乾。《周礼·天官·冢宰》中多处规定太子的花费不受预算管理制度的约束。在唐代，这种惯例时常被引用，比如唐太宗《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提到“储贰不会，自古常式”；与诸王相比，唐代太子没有封邑，所以虽说其用度理论上不受限制，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上，太子的用度是受到各种限制的，即使皇帝、朝廷不加限制，但是为了在如履薄冰的政局中保住储君的位置，大多数太子也会尽量控制花费，树立自己的良好政治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亲王的经济能量不会与太子相差太多，有时甚至超过太子，比如中宗时代的相王李旦封万户，经济实力远超当时的太子李重俊。从开元年间起，玄宗的种种措施大大压缩了诸王的用度。
唐前期诸王的收入主要来自封邑。所以，对食封制度的改革，是最关键的一步。在食封制度下，皇室成员的食封收益是直接分割国家预算内的课户及租调额而来，而且不管水旱灾害，封户的租调也不能豁免。唐朝刚建立时，食封之家不过二三十家，亲王食封一般在八百户至一千户之间。到了中宗时代，食封之家已经超过百家，其中皇室子弟的食封达到了三万多户，相王、太平公主、卫王、温王、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等封邑已经膨胀到惊人的地步，相王食封增加到一万户、安乐公主三千户、长宁公主两千五百户。加上其他权贵的封户，食封遍布全国五十四州物产丰饶的地区。亲王有自己的国官系统，直接向封户征收。中宗时代宰相韦嗣立调户部资料，发现食封之家庸调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万匹，而唐朝国家每年庸调绢数才不过百万。因此出现了“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的局面。诸王公主巨大的经济实力，构成了唐代前期皇权屡屡遭到挑战的经济基础。诸王公主及其周围的贵族子弟，在经济能量和政治权势的鼓舞下，使唐前期的皇位继承深受政治集团斗争的影响，以致没有一个名义上的皇位继承人能够登上皇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玄宗的财政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玄宗登基以后，除了原来已封的皇兄弟，皇子封王者，封户一律二千户，即使特殊恩遇，也尽量不超过三千户。更为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之前食封家的封物的征收方式。在改革之前，唐政府赐给食封家的封户就是均田制下的课户，食封之家有权像封建国家一样征收这部分课户的租庸调。州县与亲王国官共执文账，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分为三份，其一入官（中央政府），其二入国（亲王公主封邑）。也就是说，诸王公主得到封户缴纳的三分之二，不但有租调，还有庸（《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开元三年（715）五月，玄宗规定，食封家之封物，总合送入京师，一般不再许食封家派人直接到封户之州征取。这一规定在开元十一年（723）得到加强，玄宗彻底取消了食封家直接收取封物的权力，改为国家征收后送到京城，然后由食封家领取，庸调也降到以三丁为限，食封家的收入也减少了。因为亲王不出阁，被玄宗集中起来，由宦官监视居住，实际上诸王食封在支付形式上已经变为俸给制，管理方案也完全纳入国家预算内支出计划。
第四，十六王宅的出现。十六王宅是唐中后期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宦官之所以能够当权，跟他们能够控制十六王宅，操纵皇位的继承很有关系。在玄宗以前，亲王有自己的王宅和王府，王府是办公机构，王宅是私人住所。从武则天后期开始，诸王开始呈现出集中居住的趋势。自睿宗从皇嗣降封为相王开始，相王旧宅被安置在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的长乐坊，就是为了便于控制。长乐坊与后来的十六王宅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位于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而且北边与禁苑相邻。这很明显是一个限制居住的地方。相王诸子居住在兴庆坊，号五王子宅，也是十六王宅的预演。兴庆坊因为是玄宗旧宅，在他登基之后改为兴庆宫。兴庆宫成为玄宗时代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时，大明宫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而原先的太极宫则逐渐演变成礼仪性的皇家空间。
开元中，玄宗就下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六王宅”，将诸皇子都纳入其中居住，“中人押之”，也就是由宦官掌管这些皇室子弟的生活。在十六王宅中，宦官负责监控，太子家令负责饮食，侍读负责教育，诸王原有的一大套僚佐班子，此时“府幕列于外坊，岁时通名起居”，基本上跟自己的府主隔绝开来了。唐前期飞扬跋扈的亲王从政治权势的角逐者，沦为了宦官控制下的“囚犯”。司马光对此评价道：“宦官押之，就夹城参起居，自是不复出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玄宗开元十五年》）从范围上讲，十六王宅包括永福坊全部和兴宁坊一部分。从玄宗以后，唐代皇位的继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要想夺取皇位，主要依靠宫廷革命的方式进行；在此之后，则主要通过宦官从十六王宅挑选并控制继承人的方式进行。唐代中后期皇帝大多出自十六王宅，而宦官有管理的权力，这对于宦官操纵皇帝的废立非常重要；同时，因为皇族子弟作为皇权补充的作用为宦官所取代，宦官成为皇帝权力的延伸。
唐代后期，宦官、朋党、藩镇是唐政府面对的所谓三大难题。宦官的权力根源在皇帝，宦官能够操纵皇帝的废立，是宦官专权的关键。唐代后期从宣宗以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太子即位，皇帝都出自十六王宅。那么控制十六王宅，即为控制储君的关键。从文宗开始，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全部都是由宦官直接从十六王宅迎接出来即位为皇帝的。《旧唐书》的史臣对此评论道：“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旋，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旧唐书》卷一七五《九宗诸子传》）这里的六宅，就是十六王宅的简称。
安史之乱后，宗室诸王曾经有几次复兴权力的势头，但是都没能改变政治格局。安史之乱时，玄宗曾一改过往政策，派遣诸王出镇，其中最重要的是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四道节度都使。永王璘出镇，成为肃宗朝初年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玄宗从实行隔绝皇子与外界的联系的压制政策到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的重要转折。不过永王璘因内讧而兵败。永王璘的起兵，是唐代中后期诸王复兴自己政治影响的一次尝试，他的失败，归根结底是诸王擅权已经失去了唐前期的政治土壤。李德裕曾建言废除十六王宅，希望能够压制宦官权势，但是最终也并未实行。到了唐昭宗时代，唐帝国已经进入风烛残年，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也屡遭强藩的打击。景福二年（893），昭宗试图让宗室子弟掌握禁军，但很快就在强藩和宦官的挤压中失败了。当皇权所依赖的宦官势力被剪除以后，唐王朝灭亡的命运也就到来了。在这个时候，唯一可以依赖的，只剩下宗室势力了，但是亲王势力长期受到压制，已经不可能承担起复兴唐王朝的使命，只不过成为唐王朝最后的挣扎。
唐前期，诸王、特殊贵族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纵横捭阖，其他贵族官员投机其间，是一百多年中皇位继承由实力决定的基础。玄宗加强皇帝权威、压制其他潜在政治中心的措施，最终将各大家族和某些特定社会群体投机政治的道路堵住，使得唐代前后两期，政治面貌截然不同。而且就知识和信仰世界而言，也出现了大的变化。一方面，佛教从政治中心舞台退出，再也没能像隋文帝或者武则天时代那样成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的事实，开元二年（714），玄宗命令沙汰天下僧尼。这次以伪妄被勒令还俗的就有一万二千余人。玄宗又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了，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玄宗在开元年间，特别下诏禁止百官家与僧尼、道士往来，甚至一度禁止民间铸佛、写经。另一方面，持术数、星相的术士也遭到玄宗的打击，他们被禁止出入百官之家。在从贵族政治转向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政治的过程中，玄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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