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严肃点！文学_张悦然/主编_9787559672384_安徽万品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的边界在逐渐消失，文学正变得越来越不“严肃”。《使女的故事》《别让我走》《2666》《我的天才女友》等在评论界获得不俗反响、又拥有广泛读者的“严肃小说”，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类型小说的方法和元素；反过来，雷蒙德·钱德勒、厄休拉·勒古恩、斯塔尼斯瓦夫·莱姆等 “类型小说”作家，似乎也正在挣脱其固有的标签，被迎入“严肃文学”的万神殿。如何面对“严肃”与“类型”的这种交融？它是象征着娱乐文化入侵文学，还是代表着一股新的文学潮流？严肃文学对类型文学的借鉴，意味着活力，还是“堕落”？身为读者，应当如何看待这种交融，是提出“严肃点！文学”式的呵斥，还是继续沿着这个交叉点，享受这种交融带来的新体验？带着这些问题上路，《鲤》邀请数十位创作者一起讨论、思索，给出自己的观点或方法。这些文字也许无法提供最终的答案，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些路标，为读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自行探索提供些许帮助。

卷首语张悦然/文近年来，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严肃文学越来越多地借鉴着类型文学的形式和元素。《使女的故事》《别让我走》《2666》《我的天才女友》，这些在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同时拥有广泛读者的小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类型小说的方法，这些小说若脱离了类型小说的形式，所探讨的主题也就无法呈现。它们其实已经在某个程度上回答了一个问题，即对类型文学的借鉴，只是为了让小说变得更好看吗？如果不是，那么这种借鉴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它们又给文学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写作者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上路，我们邀请的每个作者，都在沿途帮我们提供着路标，导引着方向。所谓“类型”（genre），是一种“形式”（form），包含框架、边界和范式，就像古体诗，只不过这些格律并不完全体现在修辞上，而主要体现在内容和结构上。推理小说最后需要揭晓真相，犯罪小说得有凶案和侦探或者警察。我们看到，每个类型都有它需要履行的职责，也可以说是一纸与读者间的契约。契约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安全感，让读者在安全的范围里体验危险，在预期里感受意外，这正是阅读类型小说的乐趣所在。但对严肃文学的作者来说，它很可能是必须被毁坏的东西，当他们使用类型文学的形式时，需要打破这一形式的某些规范，才能自由地实现自己的表达。他们很可能以冒充某种类型的信徒的方式，开始创作小说，但当小说结束时，他们已经是类型的叛徒。他们在类型里出出进进，把类型的衣服刺破，弄出很多窟窿，但又煞有介事地把它披在身上。我们可能很容易看到这些作家在“破坏”类型上所做的努力，却容易忽略他们在“遵循”类型里获得的裨益。“类型”的形式之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那里有一些朗朗上口的旋律，你可以反抗它以获得推力，也可以以此为基础创作出美妙的和弦。不过，在严肃小说中引入类型小说的方法是否是文学已经堕落的标志？小说这种文体经过一代又一代小说家的努力终于有了肃穆繁复的面貌，几乎能够处理所有人类社会最为深刻的问题，如今这种融合式小说的潮流是否象征着人类彻底进入了浅薄快速的时代？我想，这本书中的几篇长文和问卷，甚至几篇小说，即使没有提供答案，也展现了作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小说本身亦是过程，我们希望它充满活力，也希望它潜入到思考的深处，也许在这种矛盾中我们就得到了一些东西。

钱德勒不写福尔摩斯：“类型”与“主流”的关系简史黄昱宁/文一在《漫长的季节》里，正牌刑警马队长看出业余侦探王响有两把刷子，想让他给自己当个眼线。王响得意到略微忘形，拿出自己所有的侦探（文学）知识储备，用福尔摩斯和华生来比喻两人之间的关系，马队笑而不语。故事发展到后来，王响的儿子牵扯进案子，于是马队把王响拒之门外。然而，此处谁也不说要害，编剧轻快地照应了前面的文艺哏。王响问：“说好的华生呢？”马队答：“我更喜欢钱德勒。” 如此荡开的一笔，功能跟那首“打个响指吧”差不多，给整个剧渲染上一层略显异质却不算生硬的文学气息。对深有“城府”的观众而言，略感疑问的也许是，在1998年的东北小城刑警队长的观念里，雷蒙德·钱德勒真的有可能比福尔摩斯（柯南·道尔）更有趣甚至更“高级”？我随手搜了搜钱德勒的中译本，最早的版本似乎出现在1996年，封面大俗，文案粗糙而简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钱德勒在文艺鄙视链里的位置大幅度提升，可能是迟至2000年之后的事情—尤其是在反复赞扬他的村上春树本人真正在国内走红之后。当然，如此轻微的年代误植无伤大雅—毕竟，只要把时间轴稍稍往后挪一点，我们确实可以对“我更喜欢钱德勒”的含意心领神会。也许，真正有趣的题外话是，在文学的视野中，雷蒙德·钱德勒们与阿瑟·柯南·道尔们究竟构成了怎样复杂、暧昧、互相交缠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毫无疑问，那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季节”。首先还得就事论事—关于这个案例本身，还得多交代几句。在如今的文学史光谱里，柯南·道尔被定格，且仅被定格在类型小说范畴里，尽管他被公认为这个类型（侦探小说）的鼻祖和宗师。钱德勒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和推崇，一半（也许是一大半）跨进了那道严肃的门槛。需要指出的是，位于“类型小说”对岸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特别严谨的答案。本文之所以用“主流文学”（mainstream）而非“严肃文学”或者“纯文学”，主要是因为通常语境下对于后两者的定义过于狭窄和含混。当然，这里的“主流”大体上是学术评价体系的主流，跟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流行”或者“畅销”没有必然联系。用柯南·道尔和他创造的福尔摩斯来给“类型小说”画像，确实具有无与伦比的典型性。那个连同烟斗、鸭舌猎鹿帽、因弗内斯无袖披肩一同被符号化了的侦探，凝聚着维多利亚时代最诱人的特质：冷峻，睿智，秩序井然，技术攻克万物，方法主宰一切，理性无坚不摧。站在如今的时空中，这些特质又被层层叠叠的怀旧情愫镀上一道金边。福尔摩斯没有失误，不需要妻子，仅凭客户袖口上蹭出的绒毛和夹鼻眼镜上的凹痕就能准确判定此人身份乃“高度近视的打字员”。他是从屡遭挫败的芸芸众生里脱颖而出的大智者，是从囚禁凡夫俗子的困境里神奇越狱的真英雄。出色的类型小说善于简化生活，为读者创造深度沉浸的世界，拒绝出戏的受众有时甚至会反噬作者本人，对此柯南·道尔应该深有体会。福尔摩斯系列越是成功，柯南·道尔在“更严肃的”小说方面的尝试就越是被视而不见，以至于他一度痛下决心，在《最后一案》里硬是借“莫里亚蒂教授”之手，把福尔摩斯推下了悬崖。这件著名的文坛逸事最终以黑色幽默的方式结尾：读者们为大侦探戴上黑纱，群情激愤、义正辞严地逼迫道尔安排大侦探在《空屋历险记》中复活。虽然此后柯南·道尔再也没敢贸然行事，但厌“福”之心逐渐泛滥在他的言谈间，渗透他的在文字里。后来，柯南·道尔的儿子金斯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殒命沙场，这个打击对本来颇为好战的柯南·道尔来说，不啻五雷轰顶，从根基上动摇了他的世界观。世界已然疯狂，他曾经深信不疑的科学和逻辑解释不了这种疯狂。晚年的柯南·道尔再也写不出一个字的“福尔摩斯”，而是一头扎进了唯灵论。他相信世界末日必将来临，开了一家专门出售灵异类书籍的书店，甚至言之凿凿、既喜且哀地记述了他与亡子魂魄相遇的过程。这个让柯南·道尔失望的世界，到了雷蒙德·钱德勒的年代，变得更为复杂和暧昧。钱德勒笔下的私家侦探马洛，并没有多少解释世界的兴趣，甚至并不急着揭开谜底，也许因为“每次告别都意味着死去一点点”（《漫长的告别》）。大部分时间里，马洛与其说是在破案不如说是在延宕破案。他跟嫌疑犯一样浸泡在酒精里，伤感地跟女人上床，在街上望野眼，以调查的名义不紧不慢地聊天，冷冷地吐槽腐烂僵硬的警察系统。无论把钱德勒或者达希尔·哈米特，乃至后来的劳伦斯·布洛克打包归入“社会推理”还是“硬汉侦探”，好像都不足以说清楚他们那种疏离的、飘来荡去的属性。钱德勒自己的说法是，他不想“殚精竭虑于把一系列无关紧要的线索串联起来”，而是要把侦探从逻辑链上的一个环节重新变成活生生的人。这话若是被全盛时期的柯南·道尔听见，多半会不以为然，会认为那只是缺乏逻辑思维和科学精神的人难以“把线索串联起来”的借口而已。也许他还会反问，钱德勒不写福尔摩斯（那样的小说），究竟是不屑，还是不会呢？好玩的是，在另一位类型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看来，尽管钱德勒“如今大概可以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但早年给他贴上的类型标签却并没有那么容易撕下来。按照金的说法，钱德勒在有些批评家眼里只是一个“想混进文学圈的”雇佣文人，另一些批评家“试图冲破知识分子圈的这种动脉硬化，但通常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就，即便勉强将钱德勒纳入大作家行列，也倾向于让他叨陪末座”。鉴于斯蒂芬·金与主流文坛的既往恩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替钱德勒发的这通牢骚其实多半属于夫子自道。斯蒂芬·金跟好朋友谭恩美一起抱怨过在主流文学界受到的冷遇，虽然说的是气话，姿态还是肉眼可见的谦卑：“从来没人问起过我们的语言。他们会问德里罗，问厄普代克，可决不会向流行作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我们这些俗人也在意语言，虽说方式卑微，但我们仍然热切关注写故事的艺术和技巧。”对此，主流文坛的权威裁判哈罗德·布鲁姆显然并不买账。2003年，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把“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颁给斯蒂芬·金，这事儿让布老师大发雷霆。在他看来，这项本应致力于“减缓我们文化生活通俗化进程”的荣誉做了一个昏庸的决定，因为“我过去认为斯蒂芬·金是廉价惊险小说的作者，但也许那样说还是太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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