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全球金融危机逐渐逼近之时，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请求曾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一保罗·菲图西一起组建了一个名为“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国际专家小组，研究全球最广泛采用的经济活动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否真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信指标。最终报告于2009年9月在萨科齐总统主持的一场研讨会上公布。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是这一报告的精华部分，分传统的GDP问题、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三个部分，介绍了这一研究的成果。书中全面分析了GDP作为衡量社会幸福程度的标准的局限性，介绍了一系列大胆的新概念，从可持续的经济福利量到储蓄和财富的评估以及“绿色GDP”，为综合衡量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提供了建议。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领衔的国际团队研究成果，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作序。 委员会希望在四个不同的群体中找到乐于接受该报告的读者。 这份报告首先是写给政治领袖的。在发生危机的此刻，国家需要新的政治言论来确定我们的社会应当往何处去。报告倡导把重点从“面向生产”的衡量系统转向关注当前和未来世代幸福的衡量系统，即转向更广泛地衡量社会进步。 其次，这份报告希望对那些想更好地了解在设计、执行和评估旨在增强幸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政策方面有哪些可用和有用指标的决策者产生影响。报告提醒决策者既要注意现有数据的可取和不足之处，又要注意可靠的量化信息不是轻易得来的，必须在建立统计数字和指标方面作巨大的投入。 再次，这份报告是写给学术界、统计人员和大量使用统计数字的人员的。报告提醒他们，提出可靠的数据有多么困难，还让他们注意支持所有统计数字的众多假设。 最后，这份报告是写给广大民众的，不管他们是来自富裕还是贫穷的国家，也不管他们在社会中是富人还是穷人。我们希望，通过更好地了解可利用的统计数据和指标，他们能更好地评估他们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还希望，这份报告对记者和媒体也有用，因为记者和媒体有责任帮助国民了解他们所处社会的状况。信息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对社会状况了解得越多，我们的社会就能运转得越好。 ——摘自《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执行摘要》
我坚信，除非我们改变衡量经济表现的方法，否则我们不会改变自身的行为。
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的未来充满金融、经济、社会和环境灾难——它们最终将是人类的灾难，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生活、消费和生产的方式。我们必须改变决定我们的社会组织和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准则。
一场艰巨的革命等待着我们——我们完全能感觉到。
这场革命只有首先是一场我们头脑的革命，一场我们的思维方式、思想倾向和价值观的革命，才能是完全彻底的。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最新著作有《全球化及其不满》和《三万亿美元的战争》。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印度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腱报告主要起草人，人类发展指数没计者之一，199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有《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理性与自由》《以自由看待发展》等。
让一保罗·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法国经济学家，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巴黎政治学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经济顾问。
序尼古拉·萨科齐
前言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阿马蒂亚·森
让-保罗·菲图西
执行摘要
为何撰写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为何重要?
报告由谁撰写?
报告是写给谁的?
有哪些要点和建议?
幸福是多维的
下一步做什么?
第一章 传统的GDP问题
导言
估算价值——广泛性与可理解性
在现有的衡量框架内能做什么?
体现家庭视角
第二章 生活质量
导言
衡量生活质量的概念性方法
生活质量的主观衡量标准
影响生活质量的客观特征
跨领域的问题
第三章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
导言
回顾
调整后的净储蓄
以一致认可的方式量化可持续性：主要障碍是什么?
结论
如果不深入挑战我们陈述我们事业的后果、行为的结果的方式，那么这样一场革命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我们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关键方法应用于过去20或30年，这会导致我们改变对我们的选择的后果的评价；如果最终证明我们的模式是不恰当的；如果最终证明我们的表现是糟糕的，那么显而易见需要做出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在这些年取得了真正的持续的进步，那么为何还要改变？
我们的统计数字和账目反映我们的渴望、我们赋予事物的价值。它们与我们对世界和经济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人类和我们相互关系的看法是分不开的。把这些视做客观的数据——就好像是我们外在的、无可置疑和反驳的东西——无疑令人安心和舒服，但却是危险的。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我们到了不再自问我们的行动是为了什么、我们究竟要衡量什么和我们需要汲取什么教训的地步。
这就是我们的头脑如何开始封闭的，留下一种不给人质疑余地的教条主义方式。
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盲目地前行，却还确信我们知道要去往何方。
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在专家——他们对自己的学识胸有成竹，和民众——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数据显示的情况完全不一致，之间造成互不理解的鸿沟。这是一条危或许是好事，但对环境的可持续性来说或许不是。另外，它总是经济表现良好的一个信号吗？这很可能取决于我们认为生育率达到多少算是“高”，多少算是“低”。
这些仪表盘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价值的。第一，它们是任何可持续性分析的第一步，可持续性分析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高度复杂的，因此必须要制订一个相关变量的列表，并鼓励各国以及国际统计机构改进对这些指标的衡量。第二点跟“弱”可持续性和“强”可持续性之间的区别有关。“弱”可持续性视角认为，某些维度的良好表现可以弥补其他维度的糟糕表现。这就使人们可以利用单维指数对可持续性作全球评估。“强”可持续性视角则认为，可持续性要求我们分别维持许多不同的环境项目的量或质，因此就必须有分别统计的多组数据，每组都跟全球可持续性的某一个子域有关。不过，异质性也给仪表盘带来了问题，至少非常大规模的综合性仪表盘是这样。大多数仪表盘缺乏表明所使用指标的因果联系、它们与可持续性的关系以及／或者指标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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