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_马萧萧著_9787208189799

汇率是以一种货币衡量另一种货币的价格，作为一个连接国内和国外经济系统的变量，其运行并不只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原因。汇率政策本身就赋予了汇率这一经济问题浓厚的政治内涵，而汇率政策的制定就更是凸显利益分配的过程。就战后美国汇率政策的演进来看，这一特点就非常明显。美国汇率政策的发展史，不仅可以表现为美国汇率外交的发展史，更表现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建构史。
本书在紧抓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及体系转型期三个阶段美国汇率政策核心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因素机制的解释框架，从中分析战后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并试图对未来美国汇率政策的走向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判和分析。

美元是美国及其霸权的支柱之一,是维系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收割他国财富的主要抓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温特劳布以及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家，美国在其构建的整个战后世界制度体系内，美元被设定在国际汇率制度的中心地位,在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元被人为地维持强汇率并成为维护该体系运行的重要支柱。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元汇率与整个汇率制度本身一样,对于整个国际体系具有了超越其本身的巨大的象征与实际含义，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巨大作用有利于美国的联盟体系,美元充当国际储备和交易货币的角色成为美国取得全球经济和政治霸权地位的基础。尽管1973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但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性冲击。在失去了固定汇率制度这样的显性制度支持后，美国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转而由美元的国际储备及结算货币地位所承接。而且由于失去了固定汇率对于货币政策及国际收支调节的束缚,美国通过国际金融体系攫取利益变得更加便捷了,不再受到约束的国际资本流动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
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对各国国际国内经济运行具有根本性意义，对美国的意义就更加特殊。除了弥合危机造成的创伤外,通过汇率政策来遏制战略竞争者的崛起是美国汇率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无论是采取弱势美元政策以火车头战略来迫使德国开放国内市场,还是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这一策略都屡试不爽。而在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来，人民币开始成为美国汇率外交的重点关注对象。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大背景下,从2002年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政治化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长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摩擦点，美国作为体系中心国不得不承受的国际收支逆差、长期的低储蓄率、制造业外流、自动化导致的就业替代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均被安在了人民币汇率名下。但是归根结底，美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的施压,本质上是将美国国际收支调整的成本推给了中国。而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中,中美双方的比拼更多的是经济与高科技发展，美元霸权以及美国汇率政策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深入研判美国汇率政策及其制定十分必要,对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的研究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契合当下的现实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萧萧博士《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一书适时出版。
《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在分析了影响美国汇率政策制定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制度遗产、外部冲击、内部博弈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等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来展开研究，并在对上述四个维度的界定中分别提出了所对应的影响因素:制度遗产包括美国政治制度,特别是汇率制度所导致的继任者必须要面对、且对其汇率政策构成实质性影响的政治、经济现实和该制度下美国政府进行国内经济问题治理的政策模式和理论指导;外部冲击包括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国内通胀构成实质影响的国际事件和对美元汇率市场预期构成实质影响的国际事件;内部博弈是指总统为实现自身政治目标而与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进行政策整合与调整的现象与过程;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则表示美国行政部门在不断实施财政货币政策以治理国内经济问题时所导致的外汇市场预期的变化，以及政府对这些变化的应对。也就是说，制度遗产包含汇率制度、理论指导;外部冲击包含国际体系结构、对通胀和外汇市场预期构成影响的国际事件;内部博弈包含美联储独立性;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包含政府与市场预期的互动。《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的研究结论为:首先，战后美国汇率政策的本质是寻求国际国内利益协调的过程。其次，在政策优先性、政策目标、政策指导思想、政策实施方式以及利益集团的影响等五方面的表象下,美国汇率政策变革的实质是其实力的相对下降,政策目标的国内转向及其政治体制的影响。第三，不同时期美国汇率政策制定具有其相应的政治经济逻辑。第四，美国汇率政策的制定具有规律性。
在我看来,《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一书具有毋庸置疑的创新性，其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紧扣战后不同时期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核心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容纳多因素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力图利用因素十机制的分析方法对战后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逻辑进行分析。现有涉及美国汇率政策的研究中,事件导向与货币体系导向特征明显,聚焦于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研究不多，对战后长时段政策制定变迁的研究更是缺乏,从而为本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空间。再者，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传统的美国财政部负责政策制定、美联储(纽约分行)负责政策实施的分析模式,本书则强调了总统，特别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对于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重要作用，为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最后,值得称道的是,本书提供了历届美国政府汇率政策分布图,基于该图可以对未来美国政府的汇率政策走向作出基本判断，加之其他辅助因素的分析，对其汇率政策走向的预测将更加具体。
我与马萧萧在复旦校园结下的师生情谊，从他2014年考取我的博士生，到2019年毕业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历时5年之久，我们之间可谓教学相长。马萧萧学习认真刻苦,求知欲旺盛,科研能力强,在校期间有多篇论文发表于学术期刊。他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比较明确的认知，并孜孜以求地探索和钻研，尤其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数易其稿,精益求精,令我印象深刻。马萧萧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一书即将付梓出版，作为老师甚为欣慰，并向马萧萧表示衷心祝贺,祝他事业更上层楼，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潘锐
2024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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