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有关文学黄金时代的瞬间，映射70后学人的自我反思和历史总结；
七篇对于当代社会潮流与精神生活的回应，窥见一位探索人文学想象力的中国学者的思想历程；
回到对话发生的那一刻，珍贵老照片，呈现她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感谢无限交流丛书主编李浴洋和山东画报出版社，使我能有机会以访谈录的形式编这样一本小书。以答问形式形成的文字与学术写作有很大不同。访谈的特点，在于对话性和直白性，重心不在观点的阐释和论证，而更多是面向专业以外的读者进行解释和说明。读者感兴趣的，不仅是观点，也是提出观点的人。出于这样的考虑，我选择用七篇访谈来呈现我的学术路径和研究的基本 格局。
七篇访谈的内容大致是：第一篇总体地介绍我的研究领域和主要问题序列，包括代际意识、研究经历和代表性著作的思路。第二篇访谈主要介绍我在北大中文系的学术训练和主要研究领域，可以作为第一篇的某种补充和深入。第七篇是新近完成的学术反思，主
要介绍已有的研究格局和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有关于未来研究计划的简单设想。这和第一篇之间构成了一定的对话关系，也考虑可以做到首尾呼应。中间的四篇主要讨论我的三本著作和相关研究领域。 第三篇围绕《新启蒙知识档案：8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谈我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解和主要观点；第四篇是在《新启蒙知识档案：8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修订再版之际，主要围绕性别研究和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的相关问题，重新讨论人文学的想象力；第五篇主要谈《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一书的观点和思路；第六篇围绕《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选入我和汪晖、毛尖三人的对谈，三人之间既有对话和提升，也有微妙的争论，故全文收录。
文章的编排有意识地凸显了我的个人研究风格及其形成过程。这并不是要做一种自恋式的展示，而是更想将自我历史化，把我的学术道路放在更大的社会历史结构和语境中做出阶段性总结。关注自我的初衷，其实是要以自我为方法，既反思自己研究风格的
生成方式，也思考个人与历史、社会之间更好地互动的可能性。虽然代际并不是能够涵盖个人能动性的有效路径，但这也是一种将自我放在社会变化、历史传承格局中加以思考的必要方式。因此，本书多处谈及70 后身份，这可以作为一种思考自我与历史互动关系的方法。书后的附录，没有做一般的学术发表年表，而是编写了一份学术纪事，记录成长过程中，那些对我的思想和研究产生过影响的事件。这也可以视为一种关于自我的创作。有兴趣的读者，不仅可以看到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成长过程，也可以看到生成我的研究的当代中国的部分历史。
这是一个自我与历史的耦合、博弈和转化、创造的过程。每个个体都会在生活中生长出自我的独特面貌，同时，每个个体也只能在她 / 他生活的时代条件下创造自我。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种视野对于思考人类的大历史适用，对于思考自我的小历史也同样适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反复提及并不断思考的人文学的想象力的实质性内涵。
想象力意味着在感性所触的此刻、此在之外，看见与之同处一个关系结构中的更多因素。王铭铭谓之人文生境。既可以说是人文生成了境，也可以说是人文生成于境。看不见这个境，就无法更准确地理解人文，也无法思考人
的能动性实践如何创造历史。对于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而言，这也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我们如果不能将所探讨的文学问题与思想文化问题置于同一个结构性场域，不能看到决定着文学与思想文化既有样态的生成之境，我们就无法展开批判性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索。
而从更为历史化乃至大卫·哈维所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角度，来思考当代中国与文学研究的问题，这个境更多地指向中国视野。这不是说只关注中国而不关注世界，更不是说只关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中国研究，而是说，作为 2021 世
纪之交的中国研究者，我们需要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脚下站立的土地和根基，由此出发才能展开更有效的思考。如何理解中国，以及如何理解中国现实与历史所创造的我与我们，或许是 21 世纪的今天，人文研究者最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最急迫地需要打开的视野。不理解中国视野，就无法理解乃至创造世界。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将这本小书命名为中国视野与人文学的想象力。这既意味着思考人文学的想象力如何拓展中国研究的视野，也可以理解为如何从中国视野中生成新的人文学的想象力。这是对我过去研究的主要问题序列的某种概括，也是对未来研究方向
的某种期许。
我的专业基础是文学研究，但我的风格是将文学问题放在思想文化的场域中展开讨论，因此，我更愿意将我的研究称为从人文学角度展开的中国研究。从文学到思想文化到人文学再到中国研究，这一过程离不开想象力的跳跃和拓展，同时，无论这种想象力如何宽广，我始终知道，它都将是一种立足中国、由中国出发的思考视野。
这不是说我拒绝那种世界性的形而上议题，而是我意识到，这是我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的人文研究者的宿命（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也是全部的可能性（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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