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杂记我的复旦老师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新作当当自营正版书_张新颖_9787532799114

源于我的老师们的光亮，是确定的，就在那里，过去在，现在还在。

本书为作者在三十年里的持续记录，对贾植芳、章培恒、夏仲翼、骆玉明、陈思和、李振声六位师长行迹、心迹的描述，散为二十二篇印象记，聚合起来则是时间累积而延展开的生命契机，以及生命契机里的光影声色与家事、国事、天下事及人心事，烛现知识分子个人的文化情怀和现实关切。

【前言/序言】

序充实而有光辉
金理
张新颖老师的书稿《启明：杂记我的复旦老师们》搁在手边已近两月，承诺下的读后感却迟迟未动笔。眼下正是九、十月间，蝉鸣歇去，天空愈见高远，迟桂花香若有若无，就像书中记下的李振声老师所言，岁时更迭与季节轮换特别予人难以言说的庄严感，我也需要在这样的庄严感中去领受书中那一个个相遇的时刻。更何况这是漫长的相遇（题记中用了漫长来指称领受启明的过程），仅以写作时间而论，最早的一篇写于一九九二年，最晚的一篇写于二〇二三年。写贾植芳先生与陈思和老师的诸篇，内在时间跨度已近三十年，在三十年里持续记录对师长的观察，这些行迹与心迹的点点滴滴，确乎需要我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去体贴、感悟。乐评人李皖说：一个一年饱食五十曲的人，必不能与五十年中与这些曲子一一相遇的人相提并论，因为一一相遇的时刻里除了音乐，还有生命的契机。对贾植芳、章培恒、夏仲翼、骆玉明、陈思和、李振声六位师长的记录，聚则成为二十二篇印象记，散则是时间累积而延展开的生命契机，以及生命契机里的光影声色与家事、国事、天下事及人心事。
这些记录有同一方向上的反刍、持续加深。比如一九九七年《薪传》里，提到陈思和老师是做事情的人以及由历史的承前启后所熔铸的、做事背后的力量源头，历史、现实、薪尽火传、悲壮性、知识分子等等词汇，在我们通常的使用中往往过滤掉了它们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时必然具有的平凡、琐细的一面。我们不能只热爱抽象的概念而不肯踏踏实实做实在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愿意做痛快的瞬间殉道者而回避冗长的、艰难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实践。一句话，我们不能做除了放言高论就无所事事的知识分子。二〇一〇年《不封闭缺口，宽、上、生》里，将上述实践型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与文学史家的专业身份结合起来：陈老师擅长以创新性的文学史理论整合纷繁的文学现象，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有缺口的，以一个圆圈来比喻的话，这些理论都不是完整的圆圈，不是封闭得没有缝隙的。从反面来说这些理论都是可以挑剔、商量的，从正面来说，我以为所有好的理论都是有缺口的，这些有缺口的理论保证了它的开放的状态；同时，他的生命也是一种有缺口的生命，这种有缺口的生命是从本能到自觉地处于不封闭的、敞开的状态的。且行且思考，在思考中修订，于行动中验证，开阔上出创生，永远朝向完善迈步而永不自居于完善。
这些记录中也有经过修正而愈益显出丰富、辩证的。贾植芳先生的《狱里狱外》是一部苦难之书，然而它的叙述者没有特别强调苦难，在真正有能力承担苦难的人那里，不论世界和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自己这个人身上秉承的人性光辉没有黯淡、没有湮灭。这是张老师在《贾植芳先生的乐观和忧愤》里的认识。八年过去了，等到《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琐记贾植芳先生》，开始反省长期的监禁生活没有在贾先生身上留下什么阴影的天真看法，进而补叙了贾先生住院期间将医院认作监狱的幻觉，这件事给了我持久的震惊。我反省自己以前的想法，长期的牢狱、监禁、改造，怎么可能不留下巨大的创伤和沉重的阴影？而要压抑这种刻骨铭心的创痛，要阻挡这种噩梦般的阴影的侵扰，又需要怎样非凡的力量？贾植芳先生的幽默、风趣，贾植芳先生的闲话、笑声，底下是怎样的坎坷、苦难、恐怖和永远也无法治愈的伤害？从纳粹集中营九死一生地逃出来，克里玛曾一度着迷于报仇的思想，但终于意识到极端的经验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力倾斜，在这个世纪，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团体成员所经历的非同寻常的经验，可能使得我们迷失得更远。想要从我们的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不是把我们引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对于这些人本身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苦难是一种会把人拖下深渊的可怕力量，不与恶龙缠斗、不与深渊对视进而不损及人性的苦难，算不上真正的苦难。惟其如此，将真正的苦难和创痛压服住，将人性自我校正而不趋于偏狭，才显现出伟大；从极端的经历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才堪称人性的奇迹。
张老师写过一篇论文《路翎晚年的心脏》。对于晚年路翎，一般的研究模式遵循时代灾难对个人精神的摧毁个人创作才能的完结的路径，自有其合理性。然而张老师追问的是：在此模式中，是什么居于叙述的中心？是达成对于时代的反省和批判吗？那么时代的受难者具体个人的位置何在？读着路翎晚年的作品，特别是他那一首首的长诗和短诗，我由衷地感受到了精神透过重重迷障散发出来的动人光辉。人是经不起摧残的，可是人也绝不就是轻易能够彻底摧毁的……长期受到深重摧残和伤害的人在身体上、在精神上留下伤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路翎没有
本领脱胎换骨，却凭借着一己生命所具有的强大的自我救治能力，开始了晚年的创作。布罗茨基说：社会秩序的统一并不能保证精神活动的统一；个体的美学绝不会完全听任个人或民族悲剧的摆布。（布罗茨基：《空中灾难》）个体的美学在路翎晚年体现于其诗歌创作，仿佛心脏重新起搏，为濒死的躯体注入活力，路翎的晚年创作既可以说是他自我救治的结果，同时，在更大的意义上，也是他进行自我救治的方式，而且是最重要的方式，特别是诗歌创作。从路翎到沈从文研究（微笑的文学有情文学的力量），旁及对贾植芳先生的近身观察，人性的自我救助成为脉络性的主题。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写道：自本科开始从张老师读书，这么些年来，似乎就是尝试摸索有情文学，培养对这种人性自我救助力量的热爱与信心，进而与之建立一点联系。
二〇二〇年九月，我在《长城》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上读到《写在废纸上的〈洪昇年谱〉》，顺手转发的同时记下一则往事：曾向一位复旦前辈也是章培恒先生弟子的师长请教关于文学史意义的问题，他没有正面答复，转而回忆当年往医院探视章先生，病中依然聚精会神地修订文学史稿，然后说一句（大意）：但凡这个时代正常一些，我这部文学史就根本不必做……难得在微信朋友圈露面的张老师，在我上述这则转发下留言：所以我在二〇〇七年章先生文学史的研讨会上说，这部书里面有二十世纪几代中国人挣扎的痕迹在，因此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点滴悼念章培恒先生》中有完整的表述：章先生为什么对人性和人性的发展耿耿于怀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几代中国人艰难挣扎的痕迹在。从这个角度讲，这部书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它本身即是一部现代的文学著作，因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作为呼应的是，张老师对陈思和老师文学史研究的评价：在类似还文学史本来面目的朴素说法之外，陈老师格外强调书写文学史的个人性，也就是说，每个书写者都应该写出自己的文学史。换成一种不那么温和的说法，就是创造出合乎自己理想、对当下具有真正意义的文学史来，文学史是对当代发言的（《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自主创生意识》）。我想，章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与陈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均属有个性的文学史，体现着复旦文学史写作的传统。
我愿以一则见闻来为这种学术传统作个注脚。二〇〇二年四月，复旦学术周之中文周开幕式上，章先生应邀作题为《从当代文学出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则》的演讲。据事后报道，章先生特意提到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针对当前有些文章以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社会批评意识来指责纯艺术、纯文学的说法，他表示有不同的意见。他说，要求文学从教育、道德、批评社会的角度出发有悖文学本身的特征，这只会让纯文学回到五十年代尽写些虚假的、无真情实感的作品的老路上去（《从当代文学出发》，《文学报》二〇〇二年四月四日）。当时，所谓纯文学反思正在文学评论界掀起声浪。我一直很想就此写一篇古代文学研究权威加入反思（反思之反思）、隔空对话的文章。章先生是否从内心喜欢那部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也许可以推敲。从他以人性的解放、形式的发展角度来探析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以及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尤其齐梁唯美文学一脉的重新评价来看，也可谓其来有自。这里既关乎审美理想，也可能针对故鬼重来的敏感与警惕，甚或不乏仗义执言。章先生的此篇演讲见诸报端，演讲中提到的那位作家与作品悉数被删去，以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笼统代替（章先生为此还吐槽过，见章培恒、陈村：《美好的中文》，《收获》二〇〇二年第四期）。一九九〇年代以来文学不振，到底是将板子打到纯文学身上，抑或追问我们到底有没有建立过与权力保持相对独立的文学传统？
独立的传统并不是指学术走向纯粹的极境，除了理念上的涵容，在平静叙述的文字背后，在严格的学术规范之中，实蕴含着知识者个人的文化情怀和现实关切（《一个当代知识者的文化承担》），始终关心着个人利益之外的事情，但又不是抽象的东西，而与具体的社会和历史、精神和理想、人和命运息息相关（《贾植芳先生的乐观和忧愤》）。说句唐突的话，我所接触过的书中所记诸位师长，性格有热有冷，李振声老师可能是最隐退的一位，人不知而不愠的典范，张老师却特为揭出李振声老师的一人之勇，如果把他的这种退缩和专注理解成对当下现实的躲避，却是一个很深的误解。一人之勇的意思，也是说，对当下现实的承担，有个人的和专业的方式（《写在〈季节轮换〉边上》）。拜读这些师长的著述，我内心每每生出充实而有光辉的感慨，对这句典出《孟子》的话，后人解释略有不同。如移用为对学术著述与研究风格的评价，则当在材料丰赡、评断公允与论证严密之外，更注入一种一身担当的丰沛的精神能量，往外则转移风气、振拔人心，于内则沉浸在学术境界与生命境界合致的陶醉与发越中，恰如于江汉源头酣歌鼓掌。
《香烟的故事》记录一则贾先生和香烟的往事：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天，习惯晚上工作、睡得很迟的先生还没有起床，师母推醒了他，说外面有车，接他去高教局开会。上了车，先生掏出大前门，党委书记杨西光马上抢着递给他一包中华。中华牌香烟那时候市场没有供应，杨西光不抽烟，先生事后回想起来才明白，杨西光知道要抓他，特地给他带上一包烟。当晚，先生被宣布逮捕，押入建国西路第三看守所。这则往事见于贾先生的回忆录《狱里狱外》，想必也在复旦师长间口耳相传。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纪念版发布会在复旦光华楼举行，会上姚大力教授即转述了这个故事，并认为这是复旦留给后人的许多故事里最使人心碎、心醉的一则。为什么是心碎？贾先生此番走出家门，即开始漫长炼狱，再次与妻子相见竟已是十一年之后。而对于杨西光先生而言，他在不得不完成接送任务的同时，内心显然承受着巨大折磨。那为什么又是心醉？因为即便在如此身不由己、无法选择的情形下，杨西光先生依然流露出人性的微动与闪光，体现于饱含愧疚之情递来的中华烟上。姚大力教授接着说：当我们顺从有些人以为正确的选择，准备做一件随波逐流的事情时，我们心里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咯噔一声。那很可能就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良知在发出呼唤，孟子称之为人皆有所不忍。（姚大力：《陈寅恪对今日历史学的意义》）我在每学期主讲的通识课程第一节课上，都会讲一遍这则香烟的故事，专业领域内的学术训练之外，通识教育更注重健全人格的塑造（古人所谓
成人），提醒我们每个人经常去倾听内心的咯噔一声。张老师的这部书记录其领受启明的漫长过程，作为张老师的学生，我能够做到的，大概是将老师们的光亮传递给更年轻的学子，让他们看见，感受到。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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