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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杜甫是中國衆望所歸的最大詩人。世界上也找不出比他更大的抒情詩人了。他一生留下一千四百五十多首詩。作品如此之多，成就如此之高，對後世的影響如此之深遠，故一千多年來，其詩被稱爲詩史，其人被稱爲詩聖。
一
杜詩被稱爲詩史。一部《杜工部集》，是詩人的起居注、交遊録，是地方的食貨志、風俗通，是自然的草木譜、山水經，而尤其是大唐由盛轉衰之際一系列政治、軍事、社會事件的紀實，如文天祥《〈集杜詩〉自序》所説：昔人評杜詩爲詩史，蓋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
杜甫出生於唐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712），京兆杜陵人。其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大將軍兼大學者。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朝的重要詩人，修文館直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奉天縣令、兖州司馬。母親出身博陵崔氏，外祖父母都是唐王室的血胤。在最重姓氏門第的唐代，博陵崔氏固然天下推士族之冠，京兆杜氏也稱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父系母系又是兩門節義，如外祖母之勤孝，兩舅公之死悌，叔叔之爲父報仇，姑姑之棄子救侄。這樣的家世和家風，給詩人以美玉多出於崑山的自豪感，與明珠必傳於江海的自信心。
杜甫幼年喪母，寄養於洛陽仁風里的二姑母家，備受憐愛。他六歲觀舞，七歲吟詩，十四五歲即初涉文苑，入岐王宅，出崔九堂，得到李邕、王翰、崔尚等名流的垂青。他有可能在開元十三年（725）入東都太學爲諸生，五年後由國子監舉薦科考而失利，遂作郇瑕之旅散心。十九年（731），他開始漫遊吴越，歷經金陵、姑蘇、會稽、剡溪。二十三年（735）秋，他回到洛陽舉鄉貢，應府試。次年春去長安試進士，爲剛愎而挑剔的考功員外郎李昂擯落。于是前往齊趙，侍奉時在兖州司馬任上的父親，遊覽四方，交結名士。二十七年（739）年初，杜閑卒於任上，遂扶櫬歸葬偃師。守制畢，他於首陽山下築室以志隱。天寶三載（744）夏，在洛陽，他與被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一見如故，相約作梁宋遊。秋天成行，由高適引領，三人登吹臺，獵孟諸，醉梁園。四載，他再遊齊魯，夏訪李邕於濟南，秋會李白於兖州。兩人一起四處尋仙訪逸，把酒論文。秋末在兖州的石門分手，從此再未相見。爲什麽杜甫可以這樣自在逍遥，而没有生活壓力和心理負擔？衹因爲生逢盛世。唐玄宗即位後，約己任賢，息兵睦鄰，遂至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如沈既濟《詞科論》所云：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户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内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詩人也得以沐身於淳風樸俗，浪跡於豐草長林，在陽光雨露中自由成長，一直到三十五歲。
天寶四載（745）歲末，杜甫西歸長安。大約在第二年，他結了婚，妻子是司農少卿楊怡之女。婚後，陸續育有兩男兩女，生活的擔子開始越來越重了。然而，自四載册封楊貴妃後，玄宗溺情肆欲，一味徵歌選舞，走馬鬥雞，對楊氏一門驕寵濫賞而無紀極。政事先委諸李林甫，後交給楊國忠。内則興利，加重了對人民的壓迫；外則釁邊，連年發動對吐蕃、契丹與南詔的戰争，士卒死者往往數萬，且使邊將坐大。那時候，世家子弟的上升空間本來很大，門蔭、科舉、隱居，皆可得官。但杜甫已將蔭補的機會讓給了大弟，科考失敗，做隱士也没有物質條件，路全都堵死了。於是，天寶九載（750）末，趁朝廷將行一系列郊廟之禮，他得有力者指點，向玄宗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召試文章，終於獲得了爲官的出身。但接下來四年都在選列，不得實授。爲求汲引，他先後干謁過韋濟、張垍、鮮于仲通、哥舒翰等達官。直到天寶十四載（755），方授河西尉，不赴，改太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四十四歲的他接受了這一卑職，可緊接着安禄山就在范陽起兵了。
杜甫困居長安的十年，社會財富仍在進一步增長，以至於史家往往拿天寶後期的統計數字，來對開元盛世作出説明。但問題是，貧富分化，苦樂不均，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程度。上層甲第紛紛厭粱肉，百姓却酷見凍餒不足恥。邊將氣驕凌上都，士卒則被驅不異犬與雞。而陰謀獨秉鈞的李林甫，與炙手可熱勢絶倫的楊國忠，遂成爲亂世之禍階。杜甫此期的詩作僅存百十首，却清晰地反映出唐王朝山雨欲來、大厦將傾的景況。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漁陽鼙鼓動地來時，詩人正經過玄宗與貴妃宴樂正酣的驪山，去奉先探親，而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次年夏五月，他往奉先取家小赴白水，託庇於舅父。六月九日潼關失守，十天後長安陷落。玄宗倉皇南奔，途經馬嵬坡，發生兵變，貴妃賜死，國忠受誅。太子李亨則分兵至西北，七月在靈武即位，是爲肅宗，改元至德。兵荒馬亂中，杜甫挈家自白水、三川逃至鄜州北，於羌村安置，又潛身回長安欲有所爲，遂被困於賊中，親歷了九廟被焚、嬪妃被戮、王孫被追殺的恐怖。在暗天的胡塵中東躲西藏了八個月，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伺機出長安，奔鳳翔。五月，朝廷授以左拾遺。未久，即因疏救房琯而觸怒肅宗，詔付三司推問，幸得宰相張鎬、御史大夫韋陟相救而獲免。閏八月，他奉肅宗墨制放歸鄜州省親。九月十月，唐軍收復兩京，他也攜家回到長安，繼續其青瑣朝班的生涯。但肅宗寵信宦官，聽信讒言，以結黨的名義排斥玄宗舊人。乾元元年（758）六月，房琯、嚴武被貶，杜甫也受牽連，出爲華州司功參軍。乾元二年（759）三月，九節度使六十萬軍於鄴城潰敗，他適回洛陽探親訪友，一路上看見官府徵兵拉伕，孤孺翁嫗，皆所不免。七月，杜甫考滿守選，罷了職也斷了俸。值關輔大饑，遂舉家西行，可能想去涼州入河西節度使杜鴻漸幕。半道生變，衹好羈留秦州。迫於衣食，十月再輾轉三百里到同谷。未料此地更無以維生，不得已，一家人又經蜀道跋涉一千二百里，年底到了成都。是爲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這四年中，杜甫寫下了近兩百五十首詩，其中傳世名篇特多。而在另外幾位大詩人眼中，時代的畫面却虚焦了。王維受職賊庭，從此失語。李白竄身南國，衹能遥聞。岑參從塞外到内廷，再謫宦虢州，始終離戰地有點遠。高適倒是數番臨敵，佐哥舒守潼關，從張鎬救睢陽，可職事所需的是表奏而非詩。唯有老杜，憂心黎元，懸命鋒鏑，爲這一天崩地裂的世變留下了全方位的目擊者證詞。
上元元年（760）春，在親友的資助下，四十九歲的杜甫在浣花溪旁建起了草堂。有先後主政一方的高適、嚴武等故人照拂接應，他吟寫性靈，流連光景，做起了閒適詩人。但好景不長，寶應元年（762）四月，玄宗、肅宗相繼去世，代宗繼位，嚴武被召還朝。杜甫送嚴武到綿州，徐知道據成都反，遂不得不去梓州（三臺）與閬州避亂，奔走了將近兩年，依各方官佐過活。廣德元年（763）正月，官軍收河南河北，安史之亂初定。冬，杜甫擬買舟東下，没想到，二年春，嚴武再鎮四川，邀他回成都。仲夏，入其幕府任節度參謀。九月，嚴武大破吐蕃七萬衆，拔當狗城。他表奏朝廷，授杜甫以檢校工部員外郎並賜緋魚袋，受命已在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遂從嚴幕去職，四月闔家乘舟離蜀，擬入京即真轉正，而月底嚴武bao卒。杜甫沿江而下，九月抵達雲安，在此間卧病大半年。大曆元年（766）三月，移居夔州。在這峽中的天地，他先後移家西閣、赤甲、瀼西、東屯，幸得夔州都督柏茂琳關照，日子也還過得去，他早晚使人種菜、養雞、植柑、督稻，更肆力於詩。大曆三年（768）春二月，杜甫放船出峽至荆州，不獲知遇，又遷公安。歲暮，從公安移舟南行，經岳州、潭州（長沙）到衡州，已是四年（769）的夏天。欲依韋之晉，而韋調離，旋即病卒，遂回到潭州。五年（770）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作亂，他又逃出潭州，上溯衡州，欲往郴州，在耒陽爲洪水所阻，衹好折返。他想使出最後的氣力，順着湘水，再逆着漢水，回洛陽和長安，却在這年的冬天，死在湘江的船上，享年五十九歲。靈柩初厝岳陽，四十多年後纔歸葬偃師。
在漂泊巴蜀、流落江湘的十一年間，杜甫寫了一千多首詩，呈現出一個接一個高峰。遠離政治中心，他看見地方的潰爛與崩壞。武人跋扈，擁兵擅權，叛亂此起彼伏。官府横zheng bao斂，民不聊生。杜詩中頻頻出現的詞，是誅求割剥索和網。作爲漏網之魚，喪家之犬，杜甫依人過活，不得不苦摇求食尾，常曝報恩腮，却越來越走向了末路。最後兩年，竟淪落到以船爲家。他淒涼死去的地點，正離屈原懷沙處不遠。
杜甫一生的榮枯，與時代的命運息息相關，是唐代那一重大歷史轉折期的縮影。因爲他，國人對史上同樣慘烈的永嘉之禍、黄巢之亂、靖康之難、甲申之變的記憶，都不如對安史之亂來得清晰與深刻。就像英國人從莎士比亞歷史劇中得到的羅馬史知識超過普魯塔克《名人傳》，我們對安史之亂的瞭解，得之於杜詩的，也超過新、舊《唐書》與《資治通鑑》。正史所保存的是時間、數字等冷記憶，詩人却給出視聽化的鮮活經驗，帶着體温、景深和飽滿的顆粒感。盧卡契在《論莎士比亞現實性的一個方面》一文中説：在莎劇中，命運曲綫的節奏從來都不僅僅是一條基本的、一般的直綫，而是由許多豐富多彩的爆發性瞬間組成，這些瞬間似乎完全吸收進 hic et nunc（此時此地）了。我們讀着杜詩，看着九廟被焚時熱浪灼飛出去的瓦、群胡腰間凝血的箭、女兒被捂住生怕她出聲的嘴、幼子髒兮兮没穿襪子的脚、捉來當丁的肥男和瘦男、翻 牆逃走的老翁、月光下的戰地白骨……我們沉浸在詩人的當下，感其所感，思其所思，愛其所愛，恨其所恨，化身爲彼，移情於此。老杜栖栖一代中的書寫，就這樣籠罩百代，上升爲人類共同的情感經驗，内化爲我們各自的心理現實。按照克羅齊的説法，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而杜詩作爲詩史，是活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
讀杜詩，可以論其世，可以知其人。自有文字或文學以來，從未有一個人被如此真切而充分地寫過。尤其是四十歲之後的二十年，杜甫經過的每段日子，其一言一行，一悲一喜，不止履歷，甚至病歷，都歷歷可辨。我們不但掌握他外在的行蹤，還能透視他内在的心跡。這是一個複雜的人，心繫廊廟，又情牽山林。儒行世間，而道求方外。既恤民瘼，亦體時艱。雖感主恩，還規君過。説他疏狂，他又謹慎。説他嚴肅，他却幽默。説他迂直，他也圓通。可謂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然而初心不忘，癡性不改。因此，説到底，這更是一個純粹的人，對君上忠，對朋友誠，對妻子愛，對兒女寵，對兄弟厚，對鄉鄰親，而又好健馬，敬義鶻，憐池鵝，惜溪魚，有萬物一體之仁。張戒《歲寒堂詩話》曰：子美詩讀之，使人凛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可老杜不僅是我們情感教育的教父，影響了無數人的價值觀，還引導了我們觀物與審美的眼光，令我們看山不再是原初的山，看水不再是本來的水。舉凡隴阪、蜀道、錦江、夔門、湘水，杜詩都給勾了綫，著了色。更有甚者，我們看馬會想到房兵曹的馬，看鷹會想到王兵馬使的鷹，甚至連看花也不純粹是自然的花，因爲有《江畔獨步尋花七絶句》與《絶句漫興九首》，宋元明清的詩人，爲花顛狂爲花惱，替花惋惜替花愁，一下筆就滑向了老杜的文字配方。
總之，杜甫以他的寫作再現了自身的時代，又參與重塑了後人對於各自時代的感知與表達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杜詩總是與後來的時代形成互文，爲後起的生命做出代言。詩人在其詩中融入了獨特的歷史經驗，又被後人一代又一代匯入自身的經驗，不斷拿自己的世界與杜甫的世界相互參照，彼此確認，從而使其意義不斷增殖，而且永無休止，正所謂其詩日讀而愈新，其義日出而無盡也。
二
杜甫被稱爲詩聖。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抱朴子 ·辨問》）這樣説來，杜甫也就是最會寫詩，或者説，詩寫得最好的人。那麽，爲什麽好？怎麽樣好？以下就圍繞着風格、結構、節奏三方面，貫穿起句法、章法、韻法等要點，加以闡説。
一部杜詩，地負海涵，千匯萬狀。元稹《墓係銘》稱其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葉燮贊其包源流，綜正變，無非在説：向前看，《詩經》的典雅、《楚辭》的藻艷、建安的慷慨、齊梁的綺靡，杜甫學什麽像什麽；向後看，昌黎的奇險、香山的平易、長吉的幽仄、義山的精深，杜甫要什麽有什麽。這正是韓愈所謂獨有工部稱全美，王禹偁所謂子美集開詩世界。
杜詩窮極變化，却有一萬變不離其宗的主導風格，這就是沉鬱頓挫。語出杜甫《進雕賦表》：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本來是説揚雄、枚皋文思有遲速之别，而老杜自謂能兼之，快也快得，慢也慢得。慢起來的話，思則深沉，辭亦頓挫；快起來的話，時雖短促，才却敏捷。可是相比於李白，杜甫的特點並非隨時敏捷，而是沉鬱頓挫。四個字分兩方面説，即文思沉鬱，而音情頓挫。沉鬱是想得深，頓挫是説得重。頓是停，挫是斷，偏于節奏的節而言，也就是止。而奏是進，進則瀏漓，止則頓挫。杜甫稱公孫大娘舞劍器瀏漓頓挫，就是説節奏好。杜詩的語言也獨出冠時，總是傾嚮於潛氣内轉，故再快都有重量，再輕都有密度，再細都有質感。詩人用他千錘百煉的字法、句法和章法，使其文本成爲超强編碼的信息流。
重量、密度、質感，這一切都統攝在詩人廣泛而深沉的世界觀中。他善於從語言中提取出全部潛在的聲韻、情感和感覺，在詩歌的不同層面中，全部的形式和屬性中把握世界，傳達出這樣一種意象，即：世界是一個有組織的系統，是一種秩序，是一個各得其所的等級體系。這是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録》裏説但丁的話，完全可以移評杜甫。在杜甫的深層意識中，宇宙秩序、道德秩序、審美秩序，三者是統一的。也就是説，天之道，即人之道，亦即文之道。這是《易經》提供給杜甫的一種想象圖式和一套比興模式，讓詩人以原始思維而感之，以原型意象而寫之。這是真正的天賦異禀，使得杜甫讀書破萬卷之後，還能下筆如有神。
在杜甫眼中，世間萬物生生不息，息息相關，充滿靈性、情感、意志，彼此互動、共振、交感。這正是初民的巫性思維，或者説，詩性思維。在杜甫詩中，天、地、山、水、風、雷，以及鳥、獸、草、木、蟲、魚，彼此感而遂通，又與人事與人心形成對應關係，成爲内在精神的象徵。這些原型意象，因反復使用而沉澱出共通的意義。杜詩中的品類之繁、元氣之足，正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寫照。而萬物并育的另一面，他見到的是相害。一旦流變的進程被擾亂，就生機枯而生民病矣。於是，苦雨終風、亂雲急雪、馬鳴鷹視、虎吼龍蟠，無不隱喻着人的坎坷或順達、心的悦豫或陰沉、道的有序或失位。不明乎此，我們就無從解釋杜詩那磅礴想象的起因，和字詞之間無窮張力的來源。
...
杜甫之所以封聖，是各種各樣的外因内因所集之大成。
首先，他幸逢開天之盛，又慘遭安史之亂，見證了時代的巨大落差。錦衣公子，麻鞋難民，天子近臣，荒江野老，如此寬帶人生、廣譜經歷，在同時代人中獨一無二。短暫立朝，使他擁有了在政治中樞纔能獲得的氣象和格局。長期流寓，更讓他走進了千千萬萬人民的生活。他的行蹤遍及吴越、京洛、秦隴、巴蜀、湖湘等大半個中國，所攝受的肅然的氣象、盎然的生機、森然的物色，一以詩發之，故其人既爲時勢所成，其詩亦得江山之助。
從詩史本身來看，詩騷、漢魏、齊梁、初唐，各種形式與風格大備，對仗、用事、聲律等技巧也有了長足的發展，正等着大詩人出來，兼收並蓄地繼承，推陳出新地轉化。杜甫恰好處在這個繼往開來的節點上，他的詩學眼光又最爲博觀圓照，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吾師，故能兼巧與力於一身。他是一個形式主義者，自稱語不驚人死不休，從事各種炫目的語言實驗。他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認爲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强調詩歌對世道人心的擔當。所以，像《兵車行》《三吏》《三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等，不僅思想崇高，感情深厚，藝術也堪稱完美。
杜甫天資卓越，學力富贍，從小就儲存起龐大的文獻資料庫，又具備强勁的檢索功能。他早早躋身於盛唐詩人的超級朋友圈，與李白、高適、岑參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遂高視闊步，以詩爲一生之事業。四十歲之前，所綴詩筆，已約千有餘篇，此後更用力精勤，無論在極其動盪的歲月，奔走潼關、遲迴隴阪、躋攀蜀道，還是在極其安静的草堂與夔峽，他都口不輟吟，可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在夔州的二十二個月中，他寫了四百四十首詩，平均三天兩首，真是驚人的努力。而這非凡的毅力也是由過人的體力所支撑的。得益於小時候的健如黄犢，和青春期的呼鷹走馬，他直到晚年，儘管疾病纏身，老底子都還在。
最後，杜甫一生熱愛各種藝術，修養極深，眼界極高。他六歲在郾城觀公孫大娘舞劍器，十三四歲在岐王宅與崔九堂聽李龜年唱歌，都是音樂和舞蹈的頂流。書畫名家的真跡他經眼無數，如吴道子、楊契丹的壁畫，張旭的草書，薛稷的榜書等，還觀賞過顧愷之的江寧瓦棺寺維摩詰像圖樣、馮紹正的畫鷹摹本。至於鄭虔粉繪、曹霸丹青、王宰山水、韋偃松石，他甚至能親見其作畫過程。李邕是忘年交，顧誠奢是老相識，王維是同僚，李潮是外甥，連顔真卿也是他三司推問時的主審之一，故杜詩跟顔字想必也互不陌生。不同門類的藝術之間是能够彼此唤醒的。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少陵可知矣。
三
對於杜詩的編校、注釋、評點，已經有一千年的歷史。自北宋王洙編次、王琪梓行《杜工部集》二十卷以來，歷代學者究心於杜詩的補遺、考訂、編年、集注、批點，蔚爲千家注杜之奇觀。其中，注釋以趙次公《杜詩先後解》、仇兆鰲《杜詩詳注》爲善，評析以王嗣奭《杜臆》、浦起龍《讀杜心解》、黄生《杜詩説》爲精。現代學者則重視傳記學批評，名作有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洪業《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陳貽焮《杜甫評傳》等。最近十年，杜詩研究在博與專兩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出現了蕭滌非、張忠綱主持的《杜甫全集校注》和謝思煒的《杜甫集校注》兩部全注，學界圍繞着杜甫的人與詩也多有考異辨正，新見迭出。在此基礎上，一個融匯歷代注杜精華、吸納最新治杜實績的選本，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本書精選杜詩二百二十二題共三百首，佔全集總數的五分之一。其中五古五十五首，七古六十二首，五律五十七首，七律六十五首，五絶八首，七絶四十三首，五排十首。選詩以二王本《杜工部集》爲底本，參校古今注本，對異文擇善而從。詩題則針對某些誤將作者題注混入的情況作了釐正還原。標點衹用逗號和句號，避免引號、問號、感嘆號等主觀涉入。編次則綜合諸家，參酌新説，再斷以己意，並將寫作時間儘可能細化到春夏秋冬。
對照諸多選本，總是有大約三分之二的篇目與本編是重合的，因爲都是最經典的杜詩，不可或缺。而另外三分之一的不同篇目，固然也顯示了作者的特色，但更多取決於選者的眼光。我的編選標準，借用魯迅的説法，一是顧及作者的全人，著眼於思想性情的豐富；二是顧及作品的全篇，側重在藝術表現的完美。人取我捨、人捨我取的例子，所在多有，想在我們的舊識之外增添一些新知。
本書注釋，綜覈群書，博採衆長，吸收了錢鍾書、曹慕樊、成善楷、蔣禮鴻、鄧紹基、郭在貽等現代學人的相關見解，也借鑒了陳尚君、揚之水、胡可先、查屏球、孫微、胡永傑、師海軍、王炳文、李成晴、盧多果等當代學者的最新成果，間也有所發明。大抵先釋文意，再注字音、詞義，後標出處，而以簡明爲尚。有些詩長而注多，爲便於檢索，適當加以分段。
注釋中引用諸家説法，爲省篇幅，恕不一一詳列出處。時間用唐紀年號及年份（按：玄宗天寶三載改年爲載，肅宗乾元元年復改載爲年），有必要時用括弧標出西曆年份，至於月份，則陰曆與西曆稍有差池，也衹能忽略不計了。年齡一概用虚歲。地方標注今名時，因區劃多有變易，一般不標市區縣鎮，如北海（今山東青州）、馮翊（今陝西大荔）等。
本書評論，力求新意，務去陳言，側重於結構與節奏、章法與句法、創意與創體等藝術方面的分析，想講出一首詩好在哪裏。適當的時候會援引别的詩人的有關詩句，從莎士比亞到奥登，從聞一多到張棗，與杜詩互文對參，嘗試在古典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比較視野中，對杜詩作多重觀照，以豐富我們認知與感受的層次，且印證今古之人心不異，中西之文理攸同。
也許，這是本書不拘一格也别具一格的地方。我想要做的，是以古典詩學爲立足點，以現代詩學爲參照系，對杜詩給予新的解釋，將那些永恒的藝術品質擦亮、刷新、激活，把崇高的傳統與當代的寫作拉近一點，再拉近一點，非徒事掉文以炫惑衆目而已。因個人的才力所限，我衹能做到目前這一步，正期待更多的人，學人與詩人，用更多的粒子來對杜詩的原子核進行轟擊，産生無窮的裂變。
二○二四年三月於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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