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一、 选题的缘起
中国从局部抗战转向全民族抗战,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外部因素主要涉及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内部因素实际上就是国共关系。在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法西斯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西方大国和苏联理应都是中国潜在的盟友。不过,只有苏联最先向中国政府表示出合作的意愿,并积极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全民族抗战初期,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局部抗战时期和全民族抗战初期的中外关系中,中苏关系应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中苏关系错综复杂,曲折多变。中苏两国在抗战时期曾并肩作战,结下深厚的友谊。毋庸讳言,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国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当今世界正发生深刻变化,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发展中俄战略合作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历史可以给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过去受制于第一手资料的缺失,特别是苏联的外交档案长期封存,更多是借助于中方的档案文献。由于材料上表现出不平衡性,许多问题一时难以澄清,观点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方面不断公布一些与抗战时期中苏关系有关的档案文献。大批新史料的出现无疑给这一课题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使得继续深入探究成为可能。
二、 学术史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特定时期的中苏关系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中国学者李嘉谷认为,中苏关系的发展之所以充满矛盾与冲突,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苏联不尊重中国的利益,以及日本挑拨离间等原因。按徐世和、孙才顺等人的观点,苏联对华政策从本质上讲只是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体现。杨奎松和周尚文不同意将苏联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简单视为民族利己主义,认为苏联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考量。罗志刚指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失误,使中国痛失了一段与苏联加强、改善关系的宝贵时间。王真突出了中苏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他看来,从中苏复交到中苏结盟,两国关系都受到中共问题的影响和制约。薛衔天高度评价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认为这一战略转变既维护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也完全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
英国学者乔纳森·哈斯拉姆的观点是,苏联对华政策是现实政治和革命的混合体,即把追求沙俄在远东的目标和野心与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及西方殖民统治结合在一起。根据美国学者柯伟林的看法,中苏同盟建立在克服意识形态、苏联在华权益等基本分歧以对付更大的共同威胁的基础上。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只限于在抗日领域进行合作。高沃龙从中国民族主义和苏对华政策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对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对民族利益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苏关系的走向。
苏联学者研究这一时期的苏中关系,必须服从本国对外政策的需要,目的是证明苏联对华政策的一贯正确性,指出苏联人民及其政府完全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热情支持它反对日本侵略、争取自己祖国独立和自由的斗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学界对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俄罗斯学者根据新解密的材料撰写了不少论著。Д.В.斯拉温斯基突出苏联对华政策的双重性,即苏联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中国合法政府的关系,力图维持在中国边疆地区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Р.А.米拉维茨卡娅承认苏联的一些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辩解说苏联这些举措是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认为中方的态度妨碍了两国关系的改善。А.А.皮萨列夫指出,停止中国内战是中苏关系改善的前提条件,强调苏联在促成国共停止内战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А.Д.沃斯科列辛斯基综合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创立多种因素平衡说的理论框架,以便对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他认为合理的解释。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仍坚持传统观点,如 О.Б.拉赫马宁就认为,苏联始终如一地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采取集体措施来反对破坏和平与安全的行径。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文献综述
本书所论述的中苏关系的时间段,是从九一八事变起到七七事变为止,换句话说,就是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这一历史时期。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中央政府几乎无法有效地控制整个国家。因此,中苏关系这个概念就与国际关系史上一般的双边关系有所不同:两国关系不仅是指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即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还包括苏联与中国地方政权或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如苏联与东北地方当局及新疆地方当局的关系;鉴于苏联对华政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苏联还通过共产国际来发展与中国主要政党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党际关系只限于联共(布)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与中共进行联系。中苏关系的内容当然也相当丰富,涵盖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政治关系始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本书运用了多国的原始资料,大多是已刊档案文献。中国大陆和台湾编辑出版的外交文件集,记录了当时中苏官方交往的情况,除少量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中苏关系外,大部分涉及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两国关系。另外,一些学者还搜集了台湾岛内收藏的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档案材料,以及海外保存的国民党要人的私人文件,如蒋介石等人的日记,并在他们的论著中使用这些史料。上述材料无疑有助于扩大本书的史料来源。西方出版的外交文件集,如《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英国外交文件集》《英国外交机密文书》和《德国外交文件集》等,收录不少与中国内政外交有关的材料。这对研究中苏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对外政策起到了旁证作用。苏联出版的系列文件集《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首次公开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驻华大使与包括蒋介石、孔祥熙等人的会谈记录。然而,苏联是选择性地刊布一些文件,不可能公开一些似乎有损于其形象的材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俄罗斯方面编辑出版的20世纪30年代中苏关系的文件集,突破了过去条条框框的约束,第一次刊布了一些对研究中苏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另外,俄罗斯方面出版的关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领导人的通信集,其史料价值同样不可忽视,因为从中可以了解苏联领导人对中苏关系和对华政策的看法,以及最高层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另一类第一手资料当数当事人的文集、日记、年谱和回忆录。回忆材料可以弥补相关档案文献的缺失。这些回忆录既有助于对档案文献的解读,又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使枯燥的文字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二手资料则主要参考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论著,以及西方学者和苏联、俄罗斯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四、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本课题研究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把握正确的方向,同时注意汲取国外学界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首先须熟知前人研究成果,一来是避免炒冷饭,做重复劳动;二来是了解在哪些问题上存在争议,还有哪些问题探讨得不够透彻,以便使研究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展开。其次,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整理相关的档案文献,特别是新解密的苏联外交文件,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梳理和解读,弄清楚一些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的真相,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些新观点和新见解。在档案的使用方面,力求做到翔实、全面。重视档案不等于迷信档案,还须对一些重要史料进行必要的考证,以保证所用史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总之,力求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本书的创新之处和突破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破传统外交史的研究方法,注意利用国际体系的研究路径,将中苏关系放到国际体系的范畴内去考察,也就是说,讨论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从危机到瓦解,对远东局势和两国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和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国际格局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说明苏联为何优先考虑构建亚太集体安全体系。二是力求扩大研究的视野。考察中苏关系的发展,只有根据诸多相关因素和关系的互动作用,才能较为准确、全面和客观地把握其演变的缘由及其影响。当时在远东形成了中日苏大三角关系,这就有必要深入探究苏日关系的发展演变。此外,就讨论苏联对华政策而言,应尽量避免以往那种概念化、简单化、片面化和情绪化的观念,应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三是突出苏联对华政策对中国国内局势和南京政府对苏政策的影响,如新疆问题、国共关系问题、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四是克服研究偏重政治、外交和军事的传统思路,全方位地阐述两国关系的发展史。中苏经贸关系和文化联系也是两国关系的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中苏之间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加强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五是突出情报与决策的互动关系,因为外交决策离不开战略情报的支持。本书试图利用一些已解密的相关文件,从中发现苏联安全机关获取的情报和苏联外交决策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探究这对苏联远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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