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修订《春秋》
古人认为春是发动生长的季节，秋是成熟收藏的季节，一年就只有春秋之分。由春分出夏，由秋分出冬，那是以后的事情了。以春秋为历史书的名称，大概是最初记史以年为单位的缘故。唐刘知幾《史通·六家篇》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太丁是商纣的祖父，那么，商的晚 期或许就已有春秋这个被作为史书看待的词了。《孟子·离娄下》说：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可知那时候的史书名称各国不尽相同，晋有晋的叫法，楚有楚的叫法，只鲁国仍然叫 春秋。他国是否也有叫春秋的，孟夫子没有说。我们现在见到的《春秋》，正是鲁国的史书，与孟轲所说相合。
按《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春秋》是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以后孔子所作。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里说：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的任务罢。但同是司马迁作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如果把这两条合起来看，似乎也近乎情理。孔子到周，约在三十岁以前，那时便已留意史书，于是以鲁《春秋》为主，编次史书，到获麟以后才最后完成，想必也是可能的。
我们也觉得说孔子作《春秋》，恐怕也不是很靠得住。理由不在上述，而是因为孔子自己就说过，他是述而不作，况且一部记事史书，要作恐怕也作不出来。作《春秋》的当是鲁国历代的史官，这才能解释为什么《春秋》前后体例文风不甚统一。但如果说《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则可能是事实。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既然经过修订，文风体例何以仍然不一？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隐、桓二公，非鲁国的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书名，到庄公二十二年才有及齐高傒盟于防的记载。假如孔子要统一体例，要么把此前非鲁之卿大夫的名补上，要么从此起删去参加盟会征伐的非鲁的卿大夫的名。如果补，一两百年前的事如何能补上？如果删，既已记上，又有什么必要把它删掉呢？难道历史记载，不应当比《春秋》的记载稍微丰富一些吗？现在为了统一体例，竟然把本就简单的史实再删去一些，这又何必呢？
孔子修订《春秋》，犹如我们现在校勘古籍，而比校勘稍为自由一点，有些地方，或许稍作改动，仅此而已。所谓作，也仅仅是校勘修订的一种笼统说法，或者说，是归美的说法，所以，古人所记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都应当看成是孔子校勘修订的证据。这种证据，除较晚的《史记》已记载之外，还可从别的更早的记载里看得到。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这段文字解释写天王狩于河阳的缘故，但不知是解释自己这样写，还是解释别人这样写。而《左传·成公十四年》说：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这里所说的圣人当是孔子无疑。似乎因而也可推知书天王狩于河阳的也是孔子。
《孟子·滕文公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里明说孔子作《春秋》。但孟轲属于辩士之类，往往言过其实。这里把孔子修说成作也是一例。不过，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他还能见到可靠的史料，不能说他的话全是无稽之谈。
最能说明问题的恐怕要算《公羊传》了。《庄公七年》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这里明确提出《春秋》有修与不修之别，而修之者为君子，即孔子。
二、《春秋》与《左传》
古人有将《春秋》《左传》合而为一的，讲《春秋》就是指《左传》。例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考之《春秋》经，没有延陵季子（即季札）慕义无穷的话，《公羊传》《穀梁传》也不见，唯《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季札让位的话。其言曰：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这就是所谓的慕义无穷了。至于见微而知清浊，闳览博物，《春秋》经与《公》《穀》皆无记，只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季札至鲁、齐、郑、卫、晋，向所在国执政要人进善言忠谏，在鲁听乐观舞，能审知乐舞所表现的思想风格以及这些乐舞所产生的时代地域。由是知道太史公是把《左传》当作《春秋》古文了。
然而我们知道，经自经，传自传。经是《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之所同（只有个别字句差异），而传本各异。《左传》有解释《春 秋》的，这种情况较少。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说： 不书即位，摄也。这就是解释。有详于经的，这种情况较多。例如《隐公元年》，《春秋》只记郑伯克段于鄢六字。《左传》便就此事写了一大篇文章，详记事件的来由与经过，兄弟矛盾的解决诉诸阴谋 与武力，母子关系则由紧张而缓和，以至地下相见。没有《左传》，哪能知道郑君之立的这些明争暗斗？《左传》有多于经的，如前面所说季札辞国、听乐观舞即是一例。有少于《春秋》的，例如《文公十六年》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左传》就没有关于此事的任何记载。《左传》所传历史年代大致与《春秋》相当，同起于公元前722 年，但《左传》止于公元前454 年，比《春秋》晚27 年。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左氏是据《春秋》经而作传的。它大致依傍《春秋》所记年代事件，依次补充、详说、记述、阐释意义，或者略而不录。《左传》还有少数订正《春秋》的地方，想必有它确凿的史实依据，不得不作更正。在一定意义上说，更正也是一种训释。如《左传·昭公八年》：夏四月辛亥，哀公缢。《春秋》辛亥作辛丑，当以传文为正。
三、《左传》的作者及其流传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孔颖达疏引沈氏说：
《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西汉本《孔子家语》的篇名）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两处说法小异，但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而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人。《论语·公冶长》也曾论及左丘明其人：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或者像某些文献所说的那样，左丘明是当时鲁国一个颇有声望的史官，孔子相当尊重其人，故引其言以自重。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左传》多言之，在学术上其不为孔子一派，也是可以断言的。然而《左传》屡称仲尼，或者《左传》作者也十分尊敬孔子的学问为人，故有此笔。或者竟是孔门弟子补续之作，亦未可知。《左传》最后记到哀公二十七年，还附加一段，说到智伯被灭，称赵无恤为襄子，其非《左传》作者原作，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
《左传》在战国时代已经流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司马迁说的《春秋》即《左传》，前面已说明及此。楚威王于公元前339 年至公元前329 年在位，可知那时已有《左传》可供观览了。虞卿为赵相，约死于公元前235 年。大哲学家、思想家荀子，也曾征引《左传》，应无疑义。如《荀子·大略》篇说：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这和《左传·隐公元年》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基本相同。基本相同即可视为引用，古人引文照例如是。《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例多不烦举证。
《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如上所述，《左传》在战国时已经流行，而《公羊传》《穀梁传》到汉代才写定。戴弘《公羊序》说：至汉景帝时寿（即公羊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穀梁传》的写定当比《公羊传》更晚。《公羊传》与《穀梁传》是用当时文字传写，称为今文，西汉时得以立于学官。而《左传》战国时通行本，自然是以战国文字传写，即所谓古文。古文《左传》西汉时始终未立于学官，但为学人所特别看重。前面已经说过司马迁之所称引《春秋》正是《左传》。刘向父子整理古书，在皇家图书馆也曾见到此书。刘向作《说苑》《新序》《列女传》，很多采用《左传》故事乃至文字。王充《论衡·案书篇》说：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这里玩弄的意思是爱不释手，呻吟则是诵读吟咏的意思。
也是《论衡》的《案书篇》说：《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据这段记载，《左传》盖从孔子壁中所得。这里说的是西汉的情形。《左传》在战国时已有那么多人引用，到了西汉，引用更是不可胜数，想必还有一种民间流传的本子在。不过我们现在已无从查考了。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主要根据《汉书·儒林传》，还有别的文献，曾对《左传》的授受关系作了一番整理。现转述其从左丘明到西汉这一段时期的授受关系，以见《左传》研习不绝于世。左丘明授曾申（曾参的儿子），曾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况，况传张苍（汉丞相），苍传贾谊，谊传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河间献王博士），贯公传其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萧禹，禹传尹更始，更始传翟方进、胡常，翟方进传刘歆，常授黎阳贾护（哀帝时待诏），护传陈钦（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
四、《左传》的成就和注释
《左传》记载了鲁国近270 年的历史，也记载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不但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也保存了此前的一些史事和传说。它不仅是政治史，也是社会史、经济史、战争史、文化史、思想史，史料价值很高。假若没有这样一部著作保存下来，我们的先秦历史将是一片混沌。《左传》在文学上、语言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它特别善于描写战争，善于刻画人物，其中又多有出色的外交辞令。先秦时期，在散文领域只有《左传》才真正称得上是文学性强的写实主义巨著。它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左传》注本，古人的主要有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都是很有价值的参考书。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参考周全，校订精审，尽量采取前人研究成果和发掘资料作注，注文要言不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注本。我们这个本子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而校勘主要依杨说。其不依之处，自是谨慎的缘故。
掘资料作注，注文要言不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注本。我们这个本子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而校勘主要依杨说。其不依之处，自是谨慎的缘故。
承蒙岳麓书社有关同志相邀译注此书，盛情难却，不得不勉为其难，乃约昔日友生、当今同事数人，分头执笔，克期竣工。然后由我统一阅读，稍事修订。虽在事前约定过一些共同遵守的条款，但体例文风之不同，犹如人面之不同，欲避免而不可得。事后欲由一人统一之，实戛戛乎其难！因思孔子修订《春秋》，体例文风仍不能统一，即使圣如夫子也做不到，何况于我？古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
李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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