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望角系列丛书·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_【美】吉安卡洛·卡萨莱_9787213120312

1517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冷酷者塞利姆率军征服埃及，将帝国版图首次延伸至印度洋贸易圈。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奥斯曼人持续深入这片陌生而辽阔的海域，最终向其主要竞争对手葡萄牙帝国发起全面挑战这场为掌控亚洲海上贸易命脉的角逐，涵盖意识形态、军事与商业多重维度。

本书首次全景式再现了这场持续百年的全球霸权之争。战火从地中海沿岸蔓延至马六甲海峡，从非洲腹地延烧到中亚草原。作者基于土耳其与葡萄牙档案馆的一手文献，汇集六大语言书写的大洲史料，通过苏丹与宰相、间谍与海盗、雇佣兵与后宫女性等鲜活群像的传奇经历，生动展现了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全球影响力。本书颠覆了西方主导的传统叙事，论证了奥斯曼人不仅积极参与大航海时代的竞逐，更运用海洋霸权、帝国威望与商业智慧，最终在印度洋建立起超越葡萄牙的帝国秩序，成为全球政治博弈的最终赢家。

导言一个想象中的帝国

试想一下，倘若奥斯曼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从未占领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巴列奥略皇帝和他的拜占庭军队残部却排除万难，不仅在1453年那个致命的星期二保住了他们的首都，而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收复了其帝国曾经的核心领土巴尔干与安纳托利亚。

我们再继续想象一下，在16世纪初，这个帝国的财富快速增长。所向披靡的拜占庭军团越走越远，不仅征服了像叙利亚和埃及这种他们已经失去了几个世纪的省份，而且后来还扩张到也门、苏丹和非洲之角这样遥远而陌生的土地。紧接着，拜占庭舰队开始从这些前哨进入印度洋巡逻，组织大规模的远征，打击敌人在霍尔木兹和古吉拉特的据点，并派出精锐部队在印度尼西亚和斯瓦希里海岸等远离帝国首都的地方支持其盟友。

自不用说，与这种惊人的军事扩张相伴随的，是帝国在其他领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让我们试想一下：拜占庭的国库开始利用香料贸易，来摆脱其对农业的传统依赖，并且向印度和苏门答腊的市场派遣商业代理人，组织国有船只定期护送胡椒和丁香到埃及的香料集市。与此同时，当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君士坦丁堡时，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新的拜占庭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在上述巨大成就的激励和新兴的帝国城市精英的资助下，他们开始对当时勃兴的地图学与地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简而言之，请想象一下16世纪拜占庭版的大航海时代。

假如这样一个拜占庭国家真的存在，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会如何描述它的发展呢？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要更加务实一些。因为尽管我们想象中的拜占庭国家从未存在过，但现实学术研究中有大量成果揭示了拜占庭晚期知识分子的生活（有时被称为巴列奥略文艺复兴时期）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发展之间精妙的联系。

从上述著作的研究取向来看，将16世纪拜占庭探险家与同时代欧洲探险家的成就相比较，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也为学术界研究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提供了灵感。对此，一位历史学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拜占庭人对新世界如此不感兴趣？另一位可

能会问：将拜占庭人与西方区分开来的宗教和语言差异有多重要？第三位可能会问：拜占庭和西方同时进行扩张只是一个巧合吗？但不管这些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提出的，各领域的研究人员都会自然而然地接受挑战，将拜占庭历史纳入欧洲全球探索的宏大叙事中。

那么，奥斯曼人的情况如何呢？奥斯曼帝国恰好在16世纪的现实世界中，完成了拜占庭人只能在我们想象中完成的每一件

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从来没有人认真尝试过将奥斯曼帝国的这些成就，表述成一个更宏大的故事的一部分一个关于海外扩张和国内思想激荡的故事而这恰恰是同一时期欧洲历史的特点。本书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简单来说，就是奥斯曼人是否参与了大航海时代？答案也很简单：是的。

定义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

出于多种原因，很少有历史题材能像欧洲大航海时代那样激起人们长久的兴趣。尽管有大量的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的文献专门论述该主题，但学者们对其起源、范围和结果仍有很大分歧。尽管这一现象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定义，但就当前目的而言，问题不需要弄得如此复杂。因此，本书将重点放在欧洲海外扩张的几个关键方面，这些方面既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又与奥斯曼帝国直接相关。

首先，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是相对孤立的。15世纪上半叶，当穆斯林商人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从摩洛哥航行到东南亚，明朝的航海家可以吹嘘自己声势浩大地远至霍尔木兹、亚丁和蒙巴萨时，欧洲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认知上，都几乎完全被封闭在以北大西洋和地中海为界的一方小世界里。即使到了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前夕，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仍然只基于少数几位中世纪旅行者的粗略描述，以及一些尘封的地图和刚刚从古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地理文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之所以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人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探索。

然而，相当讽刺的是，尽管欧洲处于这种孤立的状态中，但大航海时代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却是其大胆的政治意识形态设想。针对这一点，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著名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该条约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于1494年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主持下签署。根据条约，两个伊比利亚大国同意对整个欧洲以外的世界进行分割。双方都声称自己有权征服和统治其所在半球的所有土地，并独占这些地方的航运和海上贸易。这项条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遍及全球。而且，它还凸显了国家权力和海上贸易之间的联系，建立了一种新的海外帝国的雏形，并在未来几个世纪里重塑了欧洲的政治话语。然而，在签署《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时，葡萄牙、西班牙或其他任何欧洲国

家，都没有在亚洲或新世界的任何地方控制哪怕一平方英寸的领土（甚至连一艘船也没有）。历史上可能还有其他统治者，以类似的方式声索普世统治权，但那些声索很少像这次一样以如此出人意料的新方式实现。

当然，欧洲列强之所以乐此不疲地肆意设想这些不切实际的愿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两项关键技术的进步火器和远洋帆船，它们使从前无法想象的大规模远航和殖民扩张成为可能。严格来说，前者不是西方的创新，因为在16世纪之前，火药的军事用途在欧洲以外的地方绝非完全未知。不过，手枪的广泛使用以及重铁炮膛和重青铜炮膛的铸造技术，都是由西方人加以完善的。上述火器与克拉克帆船（carrack，一种创新的帆船，非常适合远距离航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船上安装大量的大炮）相结合，就成为西方人实现他们的帝国梦想的完美军事工具。到16世纪初，全副武装的帆船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上堡垒，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海洋向外部世界辐射力量。

除了技术和政治设想，大航海时代最后一个，也许是最容易被识别的欧洲元素，是其独特的文化和知识转变。伴随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传播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海外探索在西方知识界开创了一个思想激荡的时期。来自国外的新信息的涌入，改

变了欧洲人的传统世界观，以及对他们在世界中地位的认识。从认知上讲，许多今天被理解为西方文明的东西，可以被看作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直接副产品。

总而言之，这就是16世纪欧洲海外探索的四个特征，它们构成了本书对地理大发现时代这一术语的基本定义：源起于相对的地理与文化隔离，随后发展出特别注重贸易路线和海上航行的扩张性政治意识形态；几个关键军事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创新使海外扩张成为可能；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兴趣空前增强。

但该定义与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的特殊经历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所有特征。那些习惯于从不同角度看待奥斯曼帝国的人，无疑会对这一论断感到惊讶。在他们看来，奥斯曼帝国首先是欧洲新航路开辟的主要障碍，后来又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毕竟，多疑的读者可能会问：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把他们的海外事业视为十字军东征的延续，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吗？葡萄牙在印度建立贸易帝国不也是以损害穆斯林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吗？从长时段来看，这难道不正是使伊斯兰世界的经济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原因吗？

有一定道理，但不尽然。一方面，尽管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伊比利亚国家早期扩张在经济上的长期影响，但毫无疑问，葡萄牙夺取印度洋香料贸易控制权这一臭名昭著的行动，确实使得穆斯林商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另一方面，穆斯林和奥斯曼人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不理解这个区别，就无法正确理解奥斯曼帝国在近代早期历史中的真正地位。

本书特别想指出的一个基本情况是，奥斯曼帝国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之前，与印度洋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接触。尽管在印度洋世界中，当地的本土穆斯林势力早已根深蒂固，但对奥斯曼人来说，这片区域就像对同时代的欧洲人一样遥远而陌生。在16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学者们几乎不了解印度洋的历史和地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甚至对印度洋的资源和政治经济状况都缺乏基本的了解。帝国与该地区的贸易虽然重要，但主要是通过中间商进行的。在这方面，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的奥斯曼帝国与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情况并无本质区别：尽管它是一个新近巩固并迅速扩张的国家，但它的知识、政治和经济视野仍被地中海牢牢地限制住了。事实上，奥斯曼人在这种相对孤立状态中所持续的时间，甚至比他们的欧洲对手更久直到1517年奥

斯曼人征服埃及才结束这种孤立的状态，而此时距瓦斯科·达·伽马顺利绕过好望角已经过去了近20年。

然而，一旦奥斯曼人在这个以前不曾知晓的地方建立了立足点，他们就开始迅速调整自己的方向，对该地区进行调查，并萌生出了一种特别适应其广阔海域的新的帝国野心。更重要的是，奥斯曼人很快发现来自欧洲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来自葡萄牙人）的竞争，使这些野心更加容易实现，因为奥斯曼家族可以借此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主权和合法性提出声索。

1517年后，奥斯曼人以征服了埃及为由，开始宣称对印度洋地区的所有穆斯林拥有一种超然的权威，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王朝赢得了以前属于马穆鲁克人的哈里发和圣城保护者的头衔。这两个头衔尽管在伊斯兰法律术语中有着古老的传统，但长期以来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意义。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只是出于仪式、威望等模糊的动机而使用这两个头衔。但自从葡萄牙人抵达印度洋并实行海军封锁，在历史上首次封锁了通往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海上通道后，这些头衔便获得了全新的政治意义，而奥斯曼人证明了他们善于利用这种意义。到16世纪下半叶，由于这些头衔的作用，奥斯曼苏丹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最高领袖，至少在理论上得到了整个亚洲海域的普遍承认。换句话说，普世哈里发这一概念作为《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中所表述的普世统治权的伊斯兰版本，成为国际伊斯兰政治话语的核心议题，其影响力之深远，是自910世纪的阿拔斯王朝以来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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