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是一本全面研究传统中国叙事理论和历史的著作。它勾勒出了从叙事思想的萌发期一直到清代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在解释叙事作品时采用的一系列策略和习俗。在大多数的中国历史记载中，历史的可信性和事实的准确性是最受重视的。因此，虚构的小说叙事往往是依据历史叙事的标准而被理论化并被加以判断。概括地说叙事就是历史，而小说财是含有缺陷的历史。而国家政权也极力地通过诸如压制（审查）和否认（诋毁和庸俗化）等手段来控制虚构叙事。只有到了小说极受欢迎的明清时期，中国的理论家们才能认真地去面对小说，并且通过对叙事文本中不可避免存在的虚构因素的确认和赞同，将叙事理论从历史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这时，中国的叙事诗学从以历史性为中心的轨道中偏离了出来。批评家们承认优秀的虚构作品可以通过特殊的方式洞察自然和人类情感，而读者也可以在虚构中发现有关生活的各种原则，就像他们在阅读历史和儒家经典时一样。叙事的作用不再是作为事实的记录或可信的历史，它的合法性来自于它创造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新世界。全书在追溯中国叙事发展的漫长历史时，征引了大量东西方的相关理论论述，从而勾勒出了东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思想的同与异。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一一也是如此。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人们已经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
鲁晓鹏，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1990）比较文学系博士，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系学士（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1984）。现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同时他还兼任东亚研究、批评理论、表演研究和电影研究等系所中心的教授。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中文版序
绪论
第一章 正名一：西方的“叙事”、“历史”和“小说”
第二章 正名二：中国的“叙事”、“历史”和“小说”
第三章 中国叙事阅读中的历史阐释
第四章 历史写作的诗学
第五章 作为历史、寓言和幻想的唐代小说
第六章 从史实到逼真——中国小说诗学的出现
后记 讲故事与中国叙事学研究中的批评范式
附录 《易经》与中国符号学传统的起源
参考文献
到唐代，有关生平传记的作品大量出现。但是这些作品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容易引起概念和分类上的混淆，所以当时的学者就将这些作品都统统归入了“传记”类中。目录学家进而将它们分成许多子类，如列传、别传、杂传等。进行这种划分的前提假设是这些杂传、别传不如叙述真人真事的正史那样可信。那些妖怪、动物、非生命事物和超现实事物的传记则与真实相距更远。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大范围的叙事写作，从可信到略带疑虑到不可信到很荒谬。
在此，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检验这些故事中可信的程度和意义效果的种类。比如，读者能不能将韩愈（768-824）的《毛颖传》与柳宗元（773-819）的《河间传》以同样的方式解释？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和《谢小娥传》能否都视做历史真实？沈既济的《任氏传》中的有德有才的狐女是否与《列女传》-样可称为真实记录？小说是以何种方式重新确定一般的“期望视域”的？小说又是怎样重构并质疑先前有关真实和逼真的观念的？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文学文本和对它接受的原初状况间的可能关系，同时也将会导向对“真实性合同”这一机制的分析。本章中所有提到和分析的唐代人物都是生活于唐代或与之相近的时期的。而通过文本间比较的方法，对差异和相似点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澄清不同叙事话语种类的本质。
在重建接受的历史条件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令人感到比较困惑，那就是到底存在着一个还是多个“期待视域”？如一些批评家已指出的，汉斯·罗勃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所作的以历史为基础的接受美学模式也许是单面的和误导性的，因为它强调了一个单一、同质的接受视域，而忽略了其他的文学和文化趋势。然而就本研究而言，我们却能够设想在当时存在着一种标准的、广泛的、官方确定的叙事话语观念，在指导着写作的生产、流通和创造。一个文本只有在与官方认可的真理概念相矛盾或是在文人圈内挑起很多争论时，才变得具有颠覆性。而一个最初具有争议性和陌生性的作品经过许多年甚至几个世纪的自然化、阐释和再阐释之后也最终会被接受为标准和熟悉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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