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最新增订本）》运用历史考证学、语言学、地理学及国际法原理等多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及现状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为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提出了如山的铁证。通过对历史资料深入发掘、缜密辨析、周详考订，获得众多新突破。难能可贵的是运用日本方面的图籍证明钓鱼岛并非归属日本，对日本声称领有钓鱼岛的论据作了有力反驳。
《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最新增订本）》曾先后于1998年8月在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4月在中华书局出版。现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作者最新研究所得、“保钓”最新形势及各家评论等内容。
本书后附《大日本全图》和《大日本全图》局部放大图。《大日本全图》为明治九年（1876）由日本陆军参谋局绘制。现由本书作者郑海麟收藏。是郑海麟在20世纪90 年代旅居日本时在当地书摊淘得。它是迄今所见最有力证明钓鱼岛诸岛不属于日本的日方历史文献。
郑海麟，1957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82年中山大学哲学学士，1987年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1988年起，先后在中国深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澳洲雪梨大学亚洲研究院、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近代史研究室、日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近代史研究室、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任教学及研究工作。兼任加拿大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会长、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联合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广东嘉应学院等校客座教授，主攻中西交通史、国际法、国际关系和两岸问题。
著有《黄遵宪与近代中国》、《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台湾问题考验中国人的智慧》、《台湾：主权的重新解释》（中、英文本）、《海峡两岸关系的深层透视》、《两岸和平统一的思维与模式》、《从历史与国际法看钓鱼台主权归属》、《台湾问题与中日关系论集》、《中日钓鱼台之争与东海划界问题》、《黄遵宪传》、《思想、历史与文化评论》等专著二十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代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太平洋学报》、《文化中国》（加拿大）、《明报月刊》（香港）、《海峡评论》（台湾）等杂志发表论文上百篇。
绪论
上编 从中日史籍看钓鱼岛列屿的主权归属
第一章 《顺风相送》所记钓鱼岛列屿史实考释
第二章 《册封使录》所记钓鱼岛列屿史实考释
第三章 明清人杂著所记钓鱼岛列屿史实考释
第四章 日本人的“鱼钓岛”、“尖阁群岛”名称之由来
第五章 论历史上中琉两国的边界划分
中编 中日钓鱼岛列屿之争的法理研究
第六章 日本声称拥有钓鱼岛列屿领土权的论据分析
第七章 《1日金山和约》与钓鱼岛列屿问题
第八章 中日和平条约与钓鱼岛列屿问题
第九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钓鱼岛列屿问题
第十章 中日钓鱼岛列屿之争与东海划界问题
绪论
上编 从中日史籍看钓鱼岛列屿的主权归属
第一章 《顺风相送》所记钓鱼岛列屿史实考释
第二章 《册封使录》所记钓鱼岛列屿史实考释
第三章 明清人杂著所记钓鱼岛列屿史实考释
第四章 日本人的“鱼钓岛”、“尖阁群岛”名称之由来
第五章 论历史上中琉两国的边界划分
中编 中日钓鱼岛列屿之争的法理研究
第六章 日本声称拥有钓鱼岛列屿领土权的论据分析
第七章 《1日金山和约》与钓鱼岛列屿问题
第八章 中日和平条约与钓鱼岛列屿问题
第九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钓鱼岛列屿问题
第十章 中日钓鱼岛列屿之争与东海划界问题
下编 钓鱼岛列屿相关地图考释
第一部分 钓鱼岛列屿地理构造图考释
第二部分 明清时期中国人所绘钓鱼岛列屿地图考释
第三部分 甲午战前琉球古地图考释
第四部分 明清时期西洋人所绘钓鱼岛列屿地图考释
第五部分 甲午战后钓鱼岛列屿地图考释
第六部分 林子平《三国通览图说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解说
简短的结论
附录一 “钓鱼岛研究”专著评介
一、井上清《“尖阁”列岛钓鱼诸岛的历史剖析》评介
二、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评介
三、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岛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评介
四、鞠德源《钓鱼岛正名》举正
附录二 《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书评
一、评郑海麟著《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
二、《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评介
三、走出保钓流于情绪的阴影郑海麟钓鱼岛研究新著显学术分量
四、学术保钓支援激情郑海麟《钓鱼岛》新著评介
五、题郑海麟钓鱼台论文
六、海麟博士近成钓鱼台专辑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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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旧金山和约》
该条约于1951年9月8日由美日双方共同签订，参与签字国有四十九个国家（中国被排除在外）。条约第二章第三款规定：“日本国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所作任何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之西南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孀妇岩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及琉璜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其唯一管理当局之建议，将予同意，在提出此项建议并就此项建议采取确定性之行动以前，美国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包括水域暨其居民，包括此等岛屿之领水，行使一切行政、立法、司法及管辖之权力。”⑤
以上条款在对琉球群岛的处置规定中，虽然表面上按开罗会议中蒋介石的提议，但实际上已变质，即原议由中美共管或国际共管，但在“和约”中却变成美国独管。这便为日后美日私相授受琉球群岛及钓鱼岛列屿留下伏线。此外，更为严重的变质还在于，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本为限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反法西斯条约，但到了《旧金山和约》，却变成了一个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条约，同时还将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中国排除在签字国之外。对此，笔者略作分析如下。
美国偏袒日本，扶持军国主义复活之原因，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介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认为要遏止中国的势力，就必须在亚洲扶持一个足以与中国抗衡的反共领袖国家，这无疑非日本莫属。而日本经战后六年的休养生息，已恢复元气并开始显示实力，表现在日本国内的工业生产力已大幅度增长，恢复了庞大的警察力量，同时参与了部分国际性的组织。基于这几方面的实力，日本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倚重。于是美国必须与之订立和平条约，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政策上的一个关键棋子。从这一实用立场出发而订立的和约，已完全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的反对日本侵略性质转变为扶助日本复兴的性质。诚如杜鲁门在1日金山演讲说时主张：“亚洲为亚洲人的亚洲，美国如果在亚洲政策上，没有一个有力足以抵制共产党的侵略的亚洲友好国家，就不能发生实际的作用。”⑥因此，1日金山对曰和约实际上成为“扶日阻共”条约。美国的“扶日阻共”政策具体表现为：扩大日本的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释放战犯，交还领事权，外国侨民得受日本警察拘捕和法院审讯，停止对日索还赔偿，准予派驻国外代表，单独与外国订立贸易协议，提高工业生产效能，等等。基于“扶日阻共”政策的这一大前提，美国对日和约的条件不但大大放宽，而且将有些必要的限制条件（如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也完全放弃。又由于当时英国已承认中国政府，反对台湾当局参加对日和约的签字。而美国为实施其在亚洲的“扶日阻共”政策，从“阻共”立场出发承认台湾当局，英美双方商谈结果，获得一个所谓折中方案，即将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皆排除在和约签字国之外，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中国商订大致相同的双边和约。当时代表日本政府的吉田茂内阁，按美国“扶日阻共”政策之旨意，无疑选择台湾当局作为缔结双边和约的对手。这便是《中日双边和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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