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日本无赖派大师太宰治最负盛名的短篇之一。毁灭美学一代宗师极致精装典藏本！数十幅太宰照片以及手稿，珍贵资料首次披露。）_（日）太宰治著，陈龄译_9787229066741

　　《维庸之妻》从一个女人的角度透视一个颓废男人的一生！
　　《维庸之妻》是太宰治的短篇小说集，书中的同名之作是太宰的名篇。《维庸之妻》，暗喻“放荡男人的妻子”。一个女人在自己丈夫酗酒，欠债，与女人私奔最后跳水自杀的情况下，一直维系着家庭，出门做女佣为丈夫还清债务。200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三十三届世界电影节上，由根岸吉太郎导演、松高子和浅野忠信主演的同名电影《维庸之妻》荣获最佳导演奖。

　　主编陈德文老师系国内知名老一辈日语翻译家，1940年生，著名日语翻译家，南京大学教授，日本爱知文教大学专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和岐阜东海女子大学客座教授。翻译出版日本文学名著多种，包括夏目漱石、岛崎藤村、川端康成、井上靖、三岛由纪夫等人的小说十余部，以及松尾芭蕉、幸田露伴、德富芦花、岛崎藤村、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和东山魁夷的散文专集等。

　　序
　　日本作家太宰治，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多年来，他的一些代表作，渐次被几家出版社译介过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两年前，重庆出版社打算组织一套太宰治作品系列，策划人游晓青女士要我担任主编，我一时犯起了踌躇。我对太宰治太缺乏研究了，尽管我很喜欢他的《斜阳》等名作，但总觉得有些隔膜。不过我想，所谓主编，其架势可舍“大”求“小”，其工作可弃“繁”就“简”，不必事无巨细，一律包办代替。这样一想，也就勉为其难了。
　　言归正传。
　　太宰治（1909—1948），日本无赖派（或新戏作派）代表作家。本名津岛修治，生于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村大地主家庭。父亲源右卫门是贵族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当地名士，被称呼为金木老爷。太宰治是父母的第六个儿子，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最小。父亲经常忙于事业，母亲病弱，太宰治从小是在叔母和保姆的照料下成长的。1927年，太宰治在弘前高中读书，听到自己崇仰的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自杀的消息，精神受到极大冲击。1930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不久中退。投入左翼运动，后“转向”。1930年，于银座的“好莱坞”邂逅某画家情妇田边渥美，二人到镰仓海滨情死，田边殒命，太宰存活。小说《叶》、《小丑之花》、《猿面冠者》和《奔跑吧，梅勒斯》等，都有“入水自杀”的情节描写。太宰后来师事著名作家佐藤春夫、井伏鳟二，因自幼经受北国海疆粗犷荒瀚的自然风土的熏陶和没落贵族斜阳晚照家风的影响，养成了奇诡多变、放荡不羁、时而骄矜、时而自卑的性格。其三十九年短暂的一生，偕同女人五次自杀，四次情死未遂，最后同山崎富容于玉川上水投水身亡。说来凑巧，两人投水一周后的六月十九日，正值太宰治三十九岁生日。这天一早，遗体被打捞上岸，遵照他生前的遗愿，葬于东京三鹰黄檗宗禅林寺，坐落于明治文豪森鸥外墓正对面。翌年这一天，举办周年祭纪念活动，从此定名为“樱桃忌”。每年六月十九日，仰慕作家盛名的文学青年，云集禅林寺或玉川上水，缅怀悲悼，风光常存。
　　纵观太宰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前期（1909—1929）：青年时代的太宰治，游戏人生，数度自杀，思想支离破碎，精神极不安宁，可称为“叛逆和反抗”的时代。这期间的作品以《晚年》作品集为首，还有《逆行》、《小丑之花》、《玩具》、《猴岛》等，内容多属于描写个人生活的私小说范畴。
　　中期（1930—1945）：太宰同石原（津岛）美智子结婚后，在亲友的安抚下，不安的灵魂渐趋稳定，立志做一名“市井的小说家”。这个时期的作品，个性鲜明，笔墨多彩，文字细腻，佳作倍出。举其要者有《富岳百景》、《奔跑吧，梅勒斯》、《女生徒》、《故乡》和《潘多拉的盒子》等。这一系列作品内容多触及严肃的社会问题，格调明朗而不沉郁，行文轻捷而不浮华，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后期（1946—1948），战后三年，战争的创伤再度引起作家精神的不安定，这是太宰文学走向成熟和个体毁灭的悲壮时期。作为作家，三十九岁，正是创作思想渐趋稳固、成就一代文名的大好年代。不料这颗文坛明星，留下《维庸之妻》、《樱桃》、《斜阳》和《人间失格》等作品后，猝然陨落。连载中的《Good-bye》，即刻断弦，遂成绝响。
　　日本太宰文学研究家、中央大学教授渡部芳郎将太宰治誉为“心灵的王者”，他认为太宰治作为一名作家的基本人格类型，属于“赠你一朵蒲公英的”心中怀有幸福感的人（《叶樱与魔笛》），向过路人（读者）献上一支美妙音曲的街头音乐家（《鸥》、《想起善藏》）。太宰文学所具有的善性，来自作家“原罪的自觉”，所谓“罪多者，其爱亦深”。
太宰治曾经对弟子们谈及自己的文学理想，他说：

　　芭蕉（江户前期俳谐作家——笔者），闲寂、简素，喜爱纤细的余情，最后达到“轻妙”之境地。新的艺术进取的方向即为轻妙。好比剑道，气力顿时集中于手腕。那种感觉啊，苦恼下沉，心地澄明。……若论音乐，好似莫扎特。（桂英澄《箱根的太宰治》）

　　太宰治轻妙而明朗的作品中，从文学形象的角度分析，同时又脱不出前期难解、后期颓废的反俗的情调。
　　小说《维庸之妻》，暗喻“放荡男人的妻子”。其依托对象为15世纪法国抒情诗人弗朗索瓦?维庸（Fran?ois Villon1431—约1463）。此人在巴黎大学求学期间，频频交往妓女、流氓，1455年在一次社会骚乱中杀死司祭，逃往巴黎郊外，参加盗窃集团，获罪入狱，后获赦。1462年，因再次犯强盗杀人罪，被宣告施以绞刑，后减为10年期流放，不久便杳无消息。200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三十三届世界电影节上，由根岸吉太郎导演、松高子和浅野忠信主演的同名电影《维庸之妻》荣获最佳导演奖。
　　《斜阳》中的女主人公和子的原型，本名太田静子，1941年在朋友家中偶遇太宰治，一见钟情。此后两人常常书信来往，坠入爱河，不得自拔。1944年，太宰到小田原车站同静子相会，并一起探望住院的静子的母亲，然后前往静子住处下曾我。太宰再次到下曾我会见静子是战后的1947年，为了创作《斜阳》而去向静子借阅日记。
　　太宰治绝命前的一两年间，原配美知子和情妇静子同时怀妊，第二年分别生下女儿，这就是后来的著名女作家津岛佑子和太田治子。
　　本系列选入的五部作品，均属中短篇小说。太宰治这些为读者耳熟能详的名作，再次有机会付梓出版，能否不辜负读者们的期待，老实说我心中没底。一来毕竟是名家名作，且不乏名译，珠玉在前，难以企及；二来译者多属新手，锋芒初试，经验不足，译文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望读者多加批评，以便再版时改进。
　　走笔至此，忽然记起今日是所谓“宪法纪念日”，电视里正在播送东京街头为反对“改恶”宪法，政界和民间纷纷举行各种类型的保卫和平宪法的活动。正当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改宪”和“护宪”斗争逐渐走向白热化时期，再度阅读太宰文学，重温战争给广大民众造成的苦难和精神创伤，对当代读者来说，或许更具深义。

　　陈德文
　　2013年5月3日杜鹃花开
　　记于爱知县春日井迓光亭

　　注：译者为国内知名日语翻译家。

　　正文：
　　昭和二十一年九月初，我接受了一个男士的来访。
　　这起事件几乎谈不上浪漫，也丝毫不是什么赶潮流，但在我心目中，也许到死都会残留着难以抹消的痕迹。这是一起奇妙的、不堪忍受的事件。
　　事件。
　　不过，说是事件，或许有点儿夸张。我和这个男士两人一起喝酒，也没有吵架，至少在表面上我们是和和气气、好说好散的。可是对我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的重大事件。
　　总之，这个男人很伟大、很了不起。根本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
　　我去年遇到灾难，来到这津轻的老家避难，几乎每天都诡秘地将自己关在里面的房间里，偶尔也有地方上的什么什么文化会的，什么什么同志会的邀请我去演讲或是让我出席什么座谈会的事儿，我总是推辞说：“总该还有很多其他更合适的人选。”然后一个人偷偷地喝酒，睡大觉，就这样从早到晚过着假隐居一般的生活。在这之前十五年的东京生活中，我曾出入于最下等的居酒屋，饮最劣质的酒，和所谓最下流的人打交道，对于大多数的无赖汉我也习以为常了，可是唯独对这个男人我却束手无策，总之是厌恶到了极点。
　　九月初，我吃了午饭，在正房的堂屋里，独自一人茫然地吸着烟，这时，一个身穿耕作服的老爷子呆呆地站在门口打招呼。
　　“哎。”
　　这人就是我说的那个“亲友”。
　　（我在这个手记里，描写一个农夫的形象，把他可憎的性格展示给世人。为了慎重起见，虽然有些无聊，我想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完全没有以此来支援阶级斗争中所谓的“反动势力”这样的意图，读者只要将手记读完，自然就会明白。这种声明或许令人扫兴，但是最近有一些脑筋迟钝、神经麻痹的人，不断叫嚣一些陈词滥调，妄下结论，对于这类大脑陈腐愚昧——不，或许反而是聪明的——人，我还是添油加醋地附上了少许说明。本来出现在这个手记里的他，虽然貌似农夫，但决不是那些喜欢摆弄“意识形态”的人所景仰的农夫。他实在是个复杂的人，总之我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男人，可以说令人不可理解。我甚至预感到这是一种新型的人种。我并不想尝试对此进行善与恶的道德审判，而是想将关于这种新型人种的预感提供给读者。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也就满足了。）
　　他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姓平田。
　　“你忘了吗？”他露出白牙笑着说。我对这张脸似乎有些印象。
　　“知道，进来吧。”那天，我对他确实是个轻薄的社交家。
　　他脱掉草鞋，进了堂屋。
　　“久违啦。”他大声地说，“几年没见了呀？好几十年了吧？哦，二十几年没见了呀，我早就听说你来这里了，因为地里的活儿太忙，也没过来玩玩，听说你喝酒也成海量了，哇哈哈哈。”
　　我苦笑着给他倒茶。
　　“你忘了我俩吵架的事吗？我俩总吵架哩。”
　　“是吗？”
　　“什么‘是吗’？你看，我这手背上还有伤疤呢，这是被你抓伤的。”
　　我仔细看了看他伸出的手背，哪里有什么像样的伤疤。
　　“你左边的小腿上也应该有块疤，有吧？应该有的。那是我向你扔石头砸的，哎，没和你少吵过架啊！”
　　可是我左边的腿肚子和右边的腿肚子上没有一处他所说的那样的伤疤。我只是暧昧地微笑着，倾听他的话语。
　　“哎，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就是班级聚会，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好好喝它一通，招集十来个人，酒二斗，这个我来准备。”
　　“这主意倒不坏，不过，二斗是不是多了点儿？”
　　“不，不多。一个人没有二升不够意思。”
　　“可二斗酒上哪儿凑去？”
　　“可能凑不来这么多，不过我试试吧，别担心。可再怎么说是乡下，最近这酒也不便宜啊，这个还得靠你了。”
　　我心领神会地站起身，走到里间，拿出五张大纸币。
　　“给你，先把这些拿去。剩下的，再说。”
　　“等等，”他把纸币塞还给我，“这不对，我今天不是来向你要钱的，是来商量事儿的，就想来听听你的意见。反正得让你掏一千来块钱的。可今天是来找你商量，顺便看看你这个老朋友的。啊，行了，你只管听我的，把这些钱收回去吧。”
　　“是这样。”我把纸币收进上衣口袋。
　　“有没有酒？”他突然问。
　　我禁不住又看了看他那张脸，他瞬时间现出难堪而又晃眼的神情，嚷嚷起来：
　　“我听说你这儿总有两三升的，拿出来喝了吧，大嫂不在家吗？我想让大嫂给斟一杯。”
　　“好吧，那，这边请。”
　　我站起来，心里没趣极了。
　　我把他带到里间的书斋。
　　“乱得很啊。”
　　“不，没关系，文学家的屋子都这样。我在东京那阵儿，和很多文学家打过交道呢。”
　　可是对于这个，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真是间好房子，修建得不错嘛。院子也很漂亮，还有柊树呢，你知道柊树的由来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他开始得意起来，“这个由来说大了是世界级的，说小了是家庭范围的，这又能成为你们的写作材料了。”
　　简直文不对题，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词汇不够用。不过也并非如此，后来他还是显现出了老奸巨滑的一面。
　　“那个由来是什么呢？”
　　他诡秘地一笑，装模作样地说道：
　　“下次告诉你柊树的由来。”
　　我从壁橱里拿出只剩下半瓶威士忌酒的四方形酒瓶。
　　　“你也喝威士忌吗？”
　　“喝呀，大嫂不在吗？让她给我斟酒。”
　　我在东京住过很久，接待过很多客人，可从未有客人这样对我说话。
　　“老婆不在。”我撒了个谎。
　　“别这么说，”他丝毫不理会我说的话，“把她叫到这里来，让她斟酒，我就是想喝一杯大嫂斟的酒才来的。”
　　如果他所期待的是大都市的女人，高雅而妩媚，那么对他对老婆都很可悲。老婆虽说是大都市的女人，但颇为土气，又不好看，并且待人一点儿都不热情，所以要把她叫出来，我心里很不痛快。
　　“算了吧，老婆斟酒，反倒不好喝了。这个威士忌……”，说着我把酒倒进桌子上的茶碗里，“这在以前的话，算是三流品，不过不是甲醇。”
　　他一口将酒喝干，咂了咂嘴，说：
　　“像是蝮蛇酒。”
　　我又给他斟上一杯。
　　“喝得太猛，过会儿醉意一下上来，会很难受的。”
　　“嗯？瞧你说到哪儿去了，我在东京喝干过两瓶三得利呢。这威士忌是六十度吧？很普通，没多大劲儿。”说着又将酒一饮而尽。实在太没情趣了。
　　接着他给我斟上酒，然后又把自己的碗斟满说：
　　“没啦。”
　　“啊，是嘛。”我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社交家，心悦诚服地站起身，又从壁橱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开了栓。
　　他坦然地点点头，又喝了起来。
　　我心里有些厌恶起来，我从小就有浪费癖，爱惜东西的自觉性（绝不是自夸）比一般人淡薄。但这个威士忌可是我一直珍藏的，虽说以前是三流货，而现在的确是一流品。价钱固然很贵，可更重要的是，将它弄到手颇费了一番周折，不是花了钱就能买到的。这威士忌酒我在很久以前就收购了一打，并因此而破产，但我从未后悔过。每天享受品尝一点儿的快乐，为了让嗜酒的作家井伏先生来访的时候也能品尝到，我一直倍加珍惜，可还是日渐减少，到了这个时候，壁橱里就只剩下两瓶半了。
　　他说要喝酒的时候，不巧没有日本清酒和其他别的酒，我只好拿出珍藏已久、如今所剩无几的威士忌来招待他，可没想到他这么能喝。这听起来像是吝啬鬼在发牢骚（不，我就直说吧，对这个威士忌我就是吝啬，就是觉得可惜。）被他如此这般理直气壮、不当一回事儿地暴饮，怎能不感到愤怒！
　　他的一番话，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共鸣。我这话的意思不是说自己很有修养，而他是不学无术的乡巴佬，绝非如此。我甚至有过这样的经历，同完全没有教养的娼妇正儿八经谈论什么“人生的真实”；还被胸无点墨的老师傅逼得发表意见而流过眼泪。我进而怀疑起世人说的所谓“学问”，他的话惹得我一点儿也不痛快，原因确实在于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与其在这里三言两语加以断定，不如如实地活画出他每一天的种种言行，任读者判断。我以为这才是作者所谓健全的手段。
　　他从一开始就喋喋不休，大谈什么“我的东京时代”，乘着醉意，越发滔滔不绝起来。
　　“你在东京也因女人失败过的。”他大声说着，又不由冷笑起来道：
　　“其实在东京那阵儿，我也差点儿捅娄子，险些犯下和你一样的大失策，真的，其实已经到那份上了。不过我逃了，嗯，可真逃了。女人一旦看上了某个男人，是很难忘掉的。哈哈哈，至今还给我写信呢，嘿嘿，上次还给我送年糕来了呢。女人真是笨蛋，要想让她看上你，不是长相，也不是金钱，在于心情，就是一颗心。其实我在东京那阵儿，也不老实，想想看你那时候也应该在东京，或许跟哪个艺妓厮混，惹得人家掉眼泪。不可思议的是你一次也没碰到过我，你那时候到底都去什么地方游乐去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那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并且像他想象的，我在东京玩艺妓，以至于把艺妓惹哭的事也不曾有过。多半是在露天烤鸡肉串儿的小摊儿上，喝点儿泡盛、烧酒，说一通醉话而已。我在东京，正如他说的那样，因女人而栽过跟斗，况且这也不止一两次，因屡遭失败，害得父母、兄弟姐妹脸上无光。不过我想至少可以这么说，“我绝非光仗着有钱，冒充美男子，玩弄艺妓，到头来还得意洋洋！”虽说是可怜的辩白，但因为他的这番话，我才明白就连这一点自己至今尚未得到他的信任。我开始感到腻烦了。
　　不过，这种不愉快，未必是因为这个男人才初次体味到的。东京文坛的评论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甚至已经成了友人的人也曾让我吃过苦头，因此，我可以充耳不闻、一笑置之。此外，我意识到这个农夫模样的男人，把这视为我的一大弱点，乘虚而入，我又感到他的这种用心是多么卑鄙，多么无聊。
可是那天我是个极其轻薄的社交家，没有一点果敢的表现。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战争受害者，带着妻儿，硬是挤进这个并不富足的小城市，命中注定只勉强可以维持朝不保夕的性命，所以对久居这个城市的人们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轻薄的社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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