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口述历史丛书：并不遥远的记忆》作为《北京记忆》的姊妹篇，在《并不遥远的记忆》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要说，《北京口述历史丛书：并不遥远的记忆》六位主人公倾注大量心血。为读者奉献了一部鲜活的、生动反映北京当代历史的著作。他们虽然年龄相差不少，但都有着极其丰富的经历：他们虽然多数不是北京人，但都对北京一往情深，并为北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容忆往
往事回顾
人生经霜始绚丽
北京记忆
真诚面对人生
志远记叙
我骑着车，后来又遇到高小的同学，跟他一求证，果然，因为“读书会”抓了很多人。我赶紧绕道回家，母亲看到我大吃一惊，马上催促我离开，抓了两个清明节祭祖的“枣蛋”放我书包里，哭着说：“家里没钱，你自己想法子找地方躲起来。只要过了黄河就安全了。”迫不得已，我只得离开学校，在县汽车站我遇到了同样逃出抓捕的席荆山。我们去陕西华阴县农具厂找我的姐夫李剑豪，看他能否帮忙找工作，李剑豪在闻喜做过督学，与席荆山相熟，但李剑豪对我们十分冷淡，说华阴找不到工作，要我们去西安。
我们到西安仍然找不到工作。席决定去甘肃，我只好再去找姐夫。第二次又到华阴，姐夫训了我一顿，他抽鸦片，不仅不给我钱，还要我给他钱。没办法，我只好将借来的五块大洋给了他。他一时高兴，还带我上华山赶了一次庙会，尽管那时我为生活和出路忧心忡忡，但险峻的华山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天后，姐夫带我去找他在42师军械处的父亲，看能不能找一份工作。我这时才想起我二哥也在42师一个营里当文书，于是跟着去了驻地大荔县，最后给我补了个看护兵。要我去三原县等缺。等了三个月，也没补上。这时，刚好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军医处在西安办军医训练班，要从部队招考一批老护士，我因为有文化基础，学过外语、生物等课程，顺利考上了军医班。
军医班的伙食由公家负担，每月还可领7块大洋。生活一有着落，我就开始找党的关系。运城师范的同学李艳河，此时正在杨虎城十七路军当兵，他知道我到后，便从驻地三愿县赶来看我。我们重逢在西安，非常兴奋，他跟我说军医处卫生队中有个班长彭大海是党员，他已跟彭大海介绍了我。我可和彭大海联系，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影响，根据情况输送一些党员或进步青年到部队中来。
这一段，我从一朋友那里偶然接触到世界语，便萌发了学习这门新语言的热情，当时很多人不懂世界语，用世界语搞秘密工作、传递信息，对我们搞革命工作，尤其做地下工作很有好处。因此，我白天在训练班上课，晚上就学习世界语，还在《工商日报》上创办副刊“我们的语言”，宣传世界语和新文字、新的世界观。我还带着训练班的学员晚上一块学世界语，军医处处长便把训练班集合起来训话；“你们这些穷小子，学好医，一辈子饭碗都保住了，还想学什么世界语作外交官！以后不准再学！”没想到，他还真说对了，我20多年后还真当了外交官。上世纪80年代末，我去西安，还去看这位军医处处长，他已经离开部队，是西安市工商联主任了，他开玩笑说：“被我说中了吧，我有预见性。”与此同时，我约了两位朋友，创办了《更生》半月刊，反映腐败现实、民众苦难，宣传抗日主张。1936年7月，我因《更生》稿件被捕，被押送到绥靖公署军法处，被投入又脏又臭的牢房，脚上戴着最重的八斤重脚镣。牢房对我逼供信，我死活不改口，只说自己是学医的，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投稿只是为补充生活不足，完全不知道这犯法。他们没法，只好把我押送去西北剿匪司令部军法处。军法处的法官是东北大学的毕业生，同情抗日，我向他解释自己学世界语是公开合法的，我不是共产党，不是共青团，不是左翼联盟组织。法官只是笑了笑，宣判我无罪释放，对《更生》发行人樊仰山以违背出版法罚款释放。樊仰山后来告诉我，《更生》筹办款是杨虎城将军秘密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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