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布朗肖的长篇小说。布朗肖是出了名地晦涩难懂，然而这部可以被笼统地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却很可能是布朗肖所有十余部小说与叙事作品中最容易进入的一部。它有可辨的情节线索，有主要人物,还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二战开始前后，法国巴黎。同时，它有一个自传体框架，包含着一个爱情故事，悬疑故事，神秘故事，或许也可以说是一个带有哥特气息的恐怖故事。作品在写作上具有很强的先锋性。
《布朗肖作品集：死刑判决》里的“我”与传统叙述者不同，他并不向读者假装一个讲述或倾诉的场景，而是非常直接地表示需要诉诸笔端，要书写（书写对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尤其对德里达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暗示了声音的不在场，书写者的不在场）。书写的原因是“我”希望书写能终结这一切，终结什么呢？终结不安，还是终结萦绕了他心头九年的那些事，那些曾经发生过、将来却还会发生的事情？可以明确的是，书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那些事。因为那些事一直对“我”有一种要求，要求“我”忠实于真相，为真相提供见证，因为“没有我，那证据什么都证明不了”。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1907年生于索恩-卢瓦尔，2003年逝世于巴黎。布朗肖一生行事低调，中年后不接受采访与摄影，但他的作品和思想影响了整个法国当代思想界，对法国许多大知识分子和大作家如乔治·巴塔耶、列维纳斯、萨特、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都影响深远。
事发于1938年，现在说起，仍令我辗转反侧。我曾屡次尝试诉诸笔端。若是就此笔耕不辍，一定是心怀期望用一本本书终结这一切。若是写出一篇篇小说，这些小说一定诞生于文字面对真相抽身而退之际。
我不惧真相，也不怕吐露秘密，只是希望文字不会一直这样苍白无力、诡诈多变。我知道，文字在用它的难以捉摸警告我：更高贵的做法是不去打扰真相，最符合真相本意的态度是让它一直隐藏。但现在，我希望尽快做个了断。结束这一切也很高贵、很重要。
不过，必须得说，我的确成功过一回。1940年7月的最后一周，也或许是8月的第一周，我因慵懒而精神迟滞，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写出了故事。但在写完重读后，我销毁了手稿，现在甚至想不起它的篇幅。
这故事与别人无关，我将了无牵绊、坦率直陈。
实际上，恐怕用十个词就能讲完。这故事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有十个词要说。九年来，我一直顽固抵抗着这十个词语。不过今天早上，我深信自己将会写出那些原本不该写出的文字；同时，让我吃惊的是，今天刚好是10月8日，很接近多年前一切肇端的那个日期。好像很久以前我就下决心这么做了。
见证事情经过的人不少，但只有一个——最可信的那个——瞥见了真相。事情发生在……大街15号的公寓，我过去经常往那里打电话，起初频繁，之后少些。我甚至一度住在那儿。那姑娘的妹妹在公寓里又逗留了些时日，后来呢？靠绅士们献殷勤讨生活，她喜欢这么说。现在，我想，她死了。
生命的全部意志和力量好像都给了她姐姐。她们家原是有产阶级，后来光景惨淡：1916年父亲被杀；母亲独自料理制革厂，懵懵懂懂地就破了产。此后她再婚，嫁了个养牲口的，某天他们俩放弃各自的产业，在第十五区的某条街盘下一家葡萄酒屋。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赔掉了所有钱。原则上，两个女儿也拥有制革厂的部分产权。一家人经常因经济问题激烈争吵。
准确地说，为大女儿的健康问题，B夫人多年来没少花钱，为此她经常没心没肺地责怪女儿。
对这些事，我一直保存着“鲜活的”见证。不过没有我，这证据什么都证明不了，我希望一生之中没有人能走近它。而我死后，它将只代表一个难解之谜的硬壳。我希望，那些爱我的人在我死后有勇气销毁它，而不试图破解。对此，我会在下文再透露一些细节。不过，如果那些细节没有出现，我恳求爱我的人不要突然扎到我为数不多的秘密中寻找，不要阅读我的书信——如果找到的话，或者翻看我的照片——如果出现的话，尤其不要打开已经关上的东西；我恳求他们销毁一切，又不知道销毁的是什么，全然无知与自发，出于真情实感。
1940年底，由于我的疏忽，有人隐约预感到这“证据”的存在。那人对事情原委几乎毫不了解，自然无法触及真相。她只是怀疑有什么东西锁在橱柜里（当时我住在旅馆）。她瞅见橱子，作势打开，可就在那一刻突发怪病。她倒在床上，不停地颤抖；整个晚上都在颤抖，一言不发；拂晓时分，开始发出嘶哑的喘息。这样持续了约一小时后，睡意袭来，终于给了她恢复的机会。（那人当时还很年轻，理性胜于感性。甚至连她本人都抱怨自己太过冷静。可就在那一刻，理性抛弃了她。我还要说明的是，虽然她此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危象，但还是可以看出这很可能是她两三年前遭遇的一起毒杀未遂事件造成的后遗症。有时在身体严重衰弱后，体内残存的毒素会被再次激发，重新活跃，好像一个梦。）我书桌里锁着一个小本子，与那段经历有关的重要日期一定都记在里面。其中只有一个日期我确信是准确的，那就是10月13日——星期三，10月13日。不过，这并不重要。那年9月后，我独自一人旅居阿尔卡雄。其时正值慕尼黑危机。我知道她病得很重。9月初，旅行归来途中，我在巴黎下车，见了她的医生。医生判定她的生命只剩三个星期。但她仍然坚持每日下床；高烧不退，长时间颤抖，令她精疲力竭，不过最终她还是战胜了发热。我记得，10月5日或6日，她还和妹妹驱车外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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