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经济是在现代经济发展变化中形成的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元叙事,也是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与实践概念,它既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流通领域的经济活动,也有别于经济学中“流量”、“流动”的概念,它是一种组合性的经济发展实践类型和理论。流量经济倡导的是经济要素的流动,由流动而伴随的要素量的扩大,由流和量的流动来促进经济发展。准确地讲,流量经济是一种新发现与新发明的经济类型和经济学概念,但由于它又将随着现代经济发展形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内容,因此,与其他经济类型和经济学理论不同,它会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丰富其内涵,这也是流量经济的重要特点。正因如此,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后,笔者对自己2000年初定义的流量经济理论及概念进行了现代化的修正,于是形成了全新的流量经济概念。
一新的流量经济概念
流量经济是指在经济领域中各种依靠经济要素或生产物的流动而带来经济效益与发展的经济存在型态的总称。流量经济分两种存在型态:一种是站在某一区域(包括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视野,以区域自身相应的平台或条件吸引外埠的物资、资金、人力、技术、商人、信息等经济发展要素向区域内集聚,通过各种资源要素在区域内的重组,提升式的有限期滞留,借助式的经过等,来促进和带动区域内发展,再通过区域内的资源要素向外埠的输出、流动等,既使本区域得到发展,又带动和服务外区域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经济现象。另一种是站在区域(包括国家或地区)与区域之间发展的全方位视野,通过推动和促进经济要素或生产物的相互流动,因经济要素或生产物重组、互补等产生经济效益,从而使各区域间有机协同发展所产生的经济现象。
流量经济通过两个基本因子来得到形成和发展:一是流动性。要素流动才能有经济效益的产生,流动性越强,流动频率越高,流量经济的形成发展几率越大、越多。二是流动量。要素的流动越多,流动的规模越大,流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的效率越高、效益越好。对于区域内的先期发展来讲,流量经济主要是以流入要素为主导,在区域自身先发展之后,在继续扩大自己要素流动平台和创造更多的条件吸引外埠要素集聚、流经的同时,以自身形成的能量向外辐射、流出,也即形成区域与区域之间相互式的互联互通的要素流动和重组,以求共同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就是建立在经济的流动性发展现象和理论基础之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追求的就是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的要素重组、互联互通的共同发展。
(1)流量经济是一种区域发展理论(或模式)的变异与放大。流量经济是以核心区域的发展来带动周围区域的发展,反过来周围区域的发展又对核心区域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带动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流量经济理论属于广义延伸的区域发展理论的一种。
(2)流量经济不是完全靠区域内的生产制造产品能力来发展自己的,它更多的是靠自身条件为区域外服务的同时再使得自身获得发展。
(3)流量经济要素的种类。本人关于流量经济要素的种类的划分可能并不能完全涵盖流动性经济的发展现象,因为可流动的经济要素太多太杂,无以穷尽,设法全概括,这里从略。笔者提出的流量经济要素分为八种,即物流、人流、现代信息流、技术流、人力资源流、资金流、商品流、商人流。因为流量经济要素只有流动起来才会发起效用,故根据其流动性的特点,我们不妨把流量经济要素划分为两种大类:一种叫强流动要素,另一种叫弱流动要素。所谓强流动要素是指流量要素在经过的区域有较长的滞留时间,并有增值性。再流出区域外的经济要素在区域内滞留时间越长,要素的形态、能力等改变越多,对于某个区域内来讲,流量要素就越强。属强流动要素的包括资金流、人力资源流、商人流、技术流。所谓弱流动要素是指流量要素在其经过的区域内不滞留或滞留时间较短,形态改变较少,以最高的效率经过而至区域外的经济要素。弱流动要素之所以在某一区域流经时滞留时间短,这是由要素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我们称这样的要素为弱流动要素。流动的意义在于流量,流量的可能在于流动。
(4)核心区域的作用。核心区域通过自己的平台和条件,来吸引各种流量向其聚集,然后通过整合、放大后,再向区域外流动、辐射。
(5)周围区域的作用。周围区域既是流量要素的主要来源地,同时也是各种流量要素的主要接收地。比如物流、人流等就是主要来自于周边区域,资金流、商人流周边就是主要的接收地。
(6)聚集效应。核心区域只有具备各种平台、设施、政策等有利于流量要素流动的条件,才会吸引区域外的流量要素向其聚集。
(7)整合效应。各种流量要素在到达核心区域后,它才能让流量要素升级,流量要素在到达区域内后又形成彼此之间相互作用,达到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提高的整合效果,有些要素被核心区域充分吸收之后成为再流出的强要素。
(8)扩散效应。核心区域也会有相应的反馈,即向区域外辐射各种流量要素,当然这些流量和当初被吸引的流量,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同。比如说,对于人力资源流而言,办学、培训就是人力资源流的一个平台条件。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人因流量要素的核心区域内的大学和培训机构好,所以会聚集到区域内。这些人力资源在核心区域经过培训实践后会有很大的提升,变成人才或更高级的人力资源。当经过学习和培训的人力资源向区域外输出时,就产生了人力资源的流动。相对于流入时的人力资源而言,人员流入和流出时的素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打个比方说,某人在进入某区域进行学习或培训时的能量等级为10,而在经过培训后离开人力资源学习培训核心区域时,能量等级就达到了50。当然这样的人有的也可能留在区域内,有的再度流出,但不管是留下来还是再走出去,对于某一区域来讲,都会起到正向的能量增加效果。因为很显然,人力资源在流入某区域内进行学习和培训时,首先是带来这个区域的人气,而这些流入的人员在学习和培训期间都会有所消费,这样也就会给区域内带来消费的效果。因此,这样的现象就是各方受益。
从区域空间的结构上看,较发达地区(核心区域)凭借自身条件,占据着大量的高尖端人才、先进的生产及加工的技术和设备,并以其优越的自身条件,把较低附加值的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加工生产成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因此,广大欠发达地区(边缘区域)流出的是原材料或初级产品,而流入的则是高层次的产品,陷入发展的良性循环。
不过,随着较发达地区(核心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一些淘汰落后的技术设备、污染严重的产业也有向欠发达地区(边缘区域)转移的趋向。为了改变这一情况,欠发达地区(边缘区域)就必须引进先进的生产加工技术和高端的人才,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使得区域内的流量要素的收益增加并直至超过区外要素的收益,从而有效规避落入资源诅咒怪圈和发展陷阱的风险。
二流量经济的特点
流量经济现象的形成和出现首先是由于中心区域的形成。中心区域小到一个城市,甚至具体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国与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联盟所形成的区域。由于流量经济可以带来中心区域的效益增长,因此中心区域的积极性都比较高,但是在中心区域集聚了更多、更强的要素能量之后,产能过剩的存在、要素过剩的存在等会使得中心区域在自身效益能量强大的前提下再对外转移产能、输出要素、释放能量。具体流量经济有以下几个特点:
(1)功能性。流量的中心区域为要素的流动提供的条件、平台具有多重功能。一是使区域内自身增加再效益和流出流量,扩大影响力;二是为区外地区的发展提供服务;三是为区外地区的发展提供发展要素;四是将使区外(主要是周边地区)地区发展纳入延伸、扩张的经济圈内,起到中心的作用。比如中国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发展模式。
(2)流动性。资源要素、生产成果产生的效益是在流动中形成的。
(3)增值性。通过要素流动可以实现要素增值和要素流动的核心区域内经济能量倍增。
(4)开放性。各流量要素向区域内集聚和向区域外辐射,均依区域内外经济发展需求而自由实现,要素流动的时间不受限制和干扰。流量要素由何时何地流入不受限制和干扰,同样,要素再由区内向区外何地,在何时间向区外流出也不受干扰和限制。
(5)系统性。把吸纳要素的核心区域和包括周边地区在内的区域外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追求宏观发展。比如中国的京津冀经济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欧盟等的发展模式就是如此。
(6)循环性。要素流入、流经的核心区域越发展,核心区域对要素的吸纳会越多;核心区域吸纳的要素越多,能量就越大;能量越大,输出的要素就越多;输出的要素越多,核心区域的带动性、服务型就越强,于是形成全局性的宏观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就具有这样一种流量经济的良性循环性,这种良性循环性具有互联互通、互助式的循环发展性质。
从流量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看得出,“流”和“量”是两个关键因子。流得越快,效益越好;量越大,发展规模越大。所以发展流量经济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核心区域的平台和条件水平,以便提高“流”的效率,进而使“量”不断增多,促进区域内外总体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三流量经济是传统经济现象
毫无疑问,流量经济概念的形成是基于经济发展当中的现代性现象而产生出来的,但从一般经济形成与发展历史中我们却看出,流量经济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经济现象,它只是在现代社会形成了庞大规模,作用凸显。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一现象是古老的,比如自从人类有了运输活动,有了港口设施,有了贸易行为,有了办学行为等,就已经呈现出了流量经济特征,只不过过去因为这些流量经济现象还比较简单,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产生更大的效益,没有发挥关键的作用,因此人们没有把这一现象归结形成统一的概念,而一旦形成概念化的经济类型后,对人们有针对性地促进这一经济类型的发展将具有加快和专业性策划的作用。
但从目前相关流量经济现象的研究内容来看,人们主要还是在进行单要素分析的研究,综合性要素、全要素的研究太少、不够,并且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源、技术、资本等要素,全概括的概念更没有形成。
从对人力资源流量要素流动的研究来看,研究劳动力空间迁移的较多。既有专注新古典劳动力迁移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现代性的劳动力迁移理论研究,还有从行为学派理论方面进行的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以及针对迁移动机的研究等,而对劳动力空间迁移模型的构建和应用的探讨也曾见之于相关研究中。上述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人口学的角度探讨了劳动力空间迁移动机、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并构建了一些模型,但并未从流量经济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源流动所产生的流量经济效应以及人才流动与其他流量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
从对于资本流量要素流动的研究来看,研究资本的区际流动的文献也有一些。既有对资本流动的原因、流动方向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关于构建资本区际流动模型的探讨。而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一般是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资本流动的原因、规律、影响因素以及相关模型,也仍然没有形成流量经济的统一概念。
虽然技术流量要素的使用频率较高,但学术界对其理论研究与实证探讨相对较少。
然而与技术流相关的技术传播与扩散、技术引进、技术转移等概念的研究相对广泛。有关技术传播与扩散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04年,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塔德(Gabriel Tarde)在其著作(The Laws of Imitation)中提出技术扩散呈S形,并且经济起飞是由于系统中的领袖人物采用新思想以提高生产。1943 年,美国学者赖安与格罗斯(Ryan & Gross)对美国艾奥瓦州高产量玉米技术的传播过程进行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采用新技术品种的农民的数量呈S形曲线增加,证实了S形增长曲线的正确性。1973年,社会学家休梅克和罗杰斯(Shoemaker & Rogers)从社会学角度提出只有至少包含知晓、劝服、决策和证实四个环节的过程才是一个创新扩散的过程。该模式主要在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应用。上述学者的研究开创了技术传播研究的社会学传统,成为技术传统学派的奠基者。从此之后,教育学、传播学、公共卫生和医学、地理学、营销学纷纷将扩散的研究方法引入到自己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技术传播与扩散的研究实现了三个突破。首先,是技术传播的理论研究突破了国界,越来越国际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技术传播的研究热度甚至有赶超发达国家的趋势。其次,是经济学开始将技术扩散的研究变为重点,随后经济学将对技术传播的研究重点转向对创新扩散模型的研究。创新扩散模型主要分两类:一是速度模型,即以接受者总体扩散率为基础,进行宏观统计分析,反映技术创新扩散速度的时间过程。二是决策对策模型,即以潜在接受者接受行为为基础,进行决策对策分析。最后,随着地理学引进计量方法的兴起,数学及统计方法被广泛引入到地理学研究之中,使技术传播的空间结构模型成为当时研究的热点。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对技术发展、区域经济进行探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传播与扩散等进行了众多理论上的研究。全球许多学者有针对性地对一些现实问题构建了技术扩散模型,也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如梯度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理论等。上述研究大多以技术传播与扩散或者外商直接投资为基础,但并没有将之与区域空间结构相结合,也并未涉及流动、流量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更没有把这些要素的流动性效应归纳和提炼出来,形成统一的概念,这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