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级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但二者紧密相连。仅有增长不足以实现发展，这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如何使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资源促进发展进程。
增长和发展之所以不同在于：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真实收入扩张的速度，它与收入和产出有关；而经济发展所要关注的不是收入和产出，而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其享有的幸福和自由，而可持续的增长和对环境的关注疑是“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们不会自然地、平等地共享经济扩张的成果。如何为更广泛的民众带来福祉已经成为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标。本书从如何实现利用经济增长带动国民生活水平上升、消除贫困、普及教育、提高医疗保障水平而展开，尝试着为中国在下一阶段的发展问题出谋划策。
《从增长到发展》汇集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民权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夏庆杰教授等一批国内外权威专家的理论成果。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33年生于印度，现在仍然保留印度国籍。1953年森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森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内，分别是：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森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他深切关注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森的思想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按照他的理论框架设计的。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认为，在社会选择、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更广泛的分配伦理学以及与这些领域相关的测量问题上，森是一位可怀疑的大师。
2．从增长到发展
作者：阿马蒂亚·森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2012年10月17日在“包容性发展和减贫北京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
一、
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但二者紧密相连。仅有增长是不足以实现发展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地理解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资源将如何促进发展进程。下面就让我介绍一下这两个概念，先讲二者的区别，再讲联系。
增长和发展有何不同呢？这是一个基本区别，如果问题提得尖锐，人们似乎很容易接受。但将二者混淆，即使并不明显，也是发展思路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特点。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真实收入扩张的速度，它与收入和产出有关，尤其与收入总额以及全国产出的真实价值总额有关。相反，经济发展主要关注的根本不是收入和产出，而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其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增长和发展有区别的中心理念是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即我们追求收入和财富不是为了它们本身，而是要实现我们的其他追求。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财富明显不是我们追求的物品；因为它只是有用而已，只是可以用来换得其他东西罢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能仅仅是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和扩张，它们只是诱人的衍生物——是为了实现其他的追求。我们重视这些追求本身，比如可以自由地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自由地过我们重视并且值得过的生活。评价发展就必须看它是如何扩大实质自由的。
因此，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明显是不同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二者毫关联。事实上，经济增长非常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经济扩张的成果，即更高的收入和产出所创造的机遇。通过增长加强发展的进程是可行的，并且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在与让?德雷兹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中，我们将这一进程称为“增长调和型”发展进程。
当然，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关注环境问题。不可持续的增长可能只是幻想。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释放巨大的力量，通过改善人的能力和自由，不仅可以提高收入，也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应该承认，如果配套公共政策能有效地利用增长成果，那么经济增长将对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更大的影响。
即使经济增长的成就十分显著，人们也不会自动地就平等地共享经济扩张的成果，分配上的考虑也不能保持其重要性。但在关注一国人民生活和自由的同时，增长必须具备为所有人带来好处的潜力，因为收入多少决定了人们能否实现繁荣和幸福，并且自由地做自己重视的事情。这一点很好理解，虽然还有更多可说的内容，但二者的基本联系是非常直接的。
还有不那么明显的联系，即经济增长增加了一国的资源，使其可以做必要的事情，比如维护法律秩序、进行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这是经济发展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那些热衷于市场而忽略国家的支持行动的人常常忽略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创始人和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亚当? 斯密早在两个世纪前就对经济增长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即增加公共收入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进行了清楚的探讨和强调。
我们的确希望有良好的经济状况和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希望。斯密继续解释说，政治经济的任务就是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为人民提供足够的收入或生活保障，或更确切地说，是使人民有能力为自己提供足够的收入或生活保障；第二，为国家或联邦提供足够的收入用于公共服务。”增加国家可以用于追求公共目标的资源与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私人收入的增加是同等重要的目标。遗憾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即亚当?斯密对于市场经济应该实现哪些目标的讨论本质上并没有倾向任何一方。
二、
实际上，承认经济增长和公共收入扩张之间的联系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收入非常重要，因为不仅内部和外部安全以及法律秩序需要它，而且追求一国有理由追求的目标也需要它，比如良好的公共教育（这一点斯密深有感触）和公共医疗（基于欧洲、美洲和包括亚洲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这一点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
值得指出的是，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公共收入对于实现许多其他的目标也非常重要，比如减少财政赤字和削减公共债务。今天，不论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是欧洲和北美，增长可以带来的结果都应得到强调。欧洲似乎陷入了一个削减财政赤字的困境，其减少公共支出的方式会大幅削弱经济增长，因此使其更难——而不是更容易——减少财政赤字。我个人认为今天欧洲经济政策背后的经济学是很不恰当的，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何时才能从深陷的泥潭中脱身尚不明确。然而，我们目前的主要关注点并不是欧洲和美国的问题和混乱，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状况。
增长调和型发展可以成为消除贫困、缺失和发展不足的一项重要策略，前提是这一策略的各项要求得到充分理解。经济增长与提高个人执行能力和质量的关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经济和社会总体不平等的状况。因此，增长的“包容性”，即经济增长成果的惠及范围是非常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经济快速增长创造的公共收入对于追求增长调和型发展也十分关键。
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不仅仅通过提供人民的收入促进发展，也通过创造公共收入而强有力地推动发展。事实上，公共收入往往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比如，印度的情况表明，当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7%~9%之间时，公共收入的年增长率通常会更高，在9%~12%之间。目前，根据不变价格计算，印度政府的净税收总额是1990—1991年的四倍多——远远高于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而制定政策的一些主要挑战就在于这些公共资源的利用，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经济增长创造的公共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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