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_(法) 斯当达著_9787568210812_安徽万品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本书为“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 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 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 广泛地展现了当时法国社会的风貌, 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卑鄙庸俗, 利欲熏心。阅读此书,可以帮助广大读者更深刻地了解世界文学的魅力所在。

　　译本序
　　《红与黑》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斯当达的代表作品。作者原名是亨利·贝尔，一七八三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当时僧侣和贵族是第一和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属第三等级）。十六岁时，他来到巴黎，加入拿破仑军队，远征意大利。二十九岁时，随拿破仑军队进攻俄国，亲身经历了法军的惨败。两年后，拿破仑下台，他感到了政治的幻灭。斯当达曾说过：“拿破仑和我一块儿垮了台。”
　　巴尔扎克崇拜拿破仑，他早年曾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在写《人间喜剧》时，他在书桌一隅，置一尊拿翁塑像，并在剑鞘上写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在崇拜拿破仑方面，斯当达亦不让于巴尔扎克。斯当达在读小学的时候，听到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就不禁惊喜雀跃。尽管拿破仑在政治和军事上风云变幻，斯当达始终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锁定为拿破仑，把他奉为“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并庆幸自己随拿破仑东征西战，先后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了“拿破仑史诗”时代。滑铁卢一败，拿破仑受到复辟势力的攻讦，而斯当达不顾时事风向，奋笔疾书，在一八一七年，以几月之功，写了一本《拿破仑传稿》；二十年后，又写下了《忆拿破仑》。一八三七年，他写了自传《亨利·贝尔传略》，书中最后一句是：“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仑。”言尽于此，斯当达以盛赞拿破仑为己任，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的雄才大略。无论在其小说、游记、文论还是史书中，拿破仑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中心，他的作品中都或隐或现地有拿破仑的影子。
　　《红与黑》一书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中克隆出来的一个人物。跟拿破仑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力，为迎合时势，他能把《圣经》倒背如流，但他最喜欢的书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与瑞那市长较量占上风后，于连觉得应当乘胜追击，把瑞那的贵族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
　　同样的一种英雄性格，拿破仑与于连所处的时代不同，就有了幸与不幸的分别。于连神往拿破仑，但他所处的时代已非“功名只向马上取”的征战时代，于连只能喟然浩叹：“噢，拿破仑！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荣华富贵，多痛快！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是的，到了一八三〇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士有不得出之悲。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部写失败的小说，是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
　　于连是一个“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向往着英雄的行为。但他所处的是一个复辟倒退的时代，这使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拒斥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分子。“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按于连自己的说法，是“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他在家里，和粗鲁的父兄格格不入，话说不到一块儿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在修道院，在侯爵府，看到的都是庸俗、虚伪、猥琐。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他既不能像拿破仑那样去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惩恶除腐，伸张正义。社会逼得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加保皇党密谋；他明明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又拼命地往贵族有产阶级堆里钻，在敌对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美梦。于连要向上爬，正当他飞黄腾达之际，受到了告密信的打击，慨然走上了断头台。一人做事一人当，于连不求上诉，不乞一命，固不失为一条好汉，但这终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当然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历史悲剧。
　　斯当达提出了“小说——镜子”的理论，这理论的由来就在《红与黑》中：“小说好比一面镜子，鉴以照之，沿着大路，迤逦行去。”小说要像镜子，反映社会的现实。在《红与黑》中，我们看到了庸俗的内地生活，肆虐的圣公会；我们也看到奢靡的贵族社会和猖獗的保皇势力。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泥污”，这能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要反映生活，就离不开时政。而一八三〇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红与黑》的副标题为“一八三〇年纪事”，也意味着这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在《红与黑》中，斯当达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为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
　　从“纪事”的角度讲，《红与黑》是本政治小说；但从成就上讲，说是爱情小说也不为过。在写男女情爱上，斯当达从心理分析着笔，细致深刻，不愧为大家手笔。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深刻地刻画恋爱心理方面，斯当达确有开创之功，对后世乃至世界功不可没，有久远的影响。一般人或许不知道，斯当达还是个论爱情的高手，在《红与黑》成书的前八年，他已有《论爱情》（1822年）的问世，此书成为斯当达的最重要著作之一。
　　《红与黑》开笔之初，题作《于连》，直到写完上卷，才最终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色彩作书名，斯当达有寓意存焉。历来评论家绞尽脑汁，颇多发明，认为“红”与“黑”，喻为军装与道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暗黑，火红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英勇的时代与复辟的年代等，真可谓挖空心思。相对而言，倒是斯当达本人的说法比较平实。照斯当达的意思，“红”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会去当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黑”道袍，书名也有如此之意象。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的一部关键作品。问世之初，它并未引起注意，后世才发掘出其深刻意义。斯当达跻身于十九世纪世界大作家之列，该是不争的事实。
　　罗新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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