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跨境民族三语教育成效与外语教育规划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调查了云南跨境民族三语学 习的态度、动机、对三语教育成效的评价以及在三语环境下的民族认同和 国家认同的基本情况。基于SPSS统计分析结果，提出了针对跨境民族三 语环境下的外语教育规划，为政府制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政策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在理论上，受试者都赞同语言同化行不通和双语/ 三语教育可行的观点，进一步支持和丰富了国际、国内三语教育理论，证 实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没有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也印证了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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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课题组成员：原一川、胡德映、冯智文、李鹏、尚云、钟维、原源、范庆江、饶耀平。
1 导言
党的十七大提出提升沿边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2009年7月，***总书记指示，把云南建设成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属于跨境民族的有30个，而仅在云南省就有16个跨境民族。云南跨境民族人口规模在百万以上的有彝族（502.8万人）、哈尼族（163.0万人）、傣族（122.2万人）、壮族（121.5万人）和苗族（120.3万人）（云南民族网，2011）。而且，云南跨境民族所居住的地区资源丰富，有扩大吸引外资的潜力，但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在政治上极为敏感，毗邻世界毒品主要产地之一的“金三角” 地区。因此，在制定云南对外开放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战略时，不能不考虑跨境民族地区的安定与和平（方芸，2001；刘稚，2004；何跃，2006；何跃和高红，2012）。如何利用跨境民族这一优势深化和扩大云南的对外开放？提高跨境民族的人口素质是关键，教育是一种*直接有效的办法。三语教育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一种新型的特色语言教学现象，也是民族教育领域的核心问题，对于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当前外语教育陷于“费时低效”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外语教育目标规划科学性不足，外语考试政策、外语教师教育政策、教学时间规划等教育要素，都还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整体来说，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科学的外语教育政策体系。外语教育政策的核心就是外语教育规划（胡文仲，2001；鲁子问，2006）。 因此，要提高我国外语教育效率，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外语教育的效率，其根本途径在于全面进行外语教育规划，制定与我国社会发展和跨境民族地区相适应的外语政策。
在中国，三语教育是指对少数民族中小学生进行的少数民族母语教学、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少数民族英语（或法语、德语、日语等）的教学（盖兴之，2003）。 这就加重了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学习的负担。如何安排这三者的关系，是必须探索的一个新问题（戴庆厦，2007）。但由于国内外对三语教育的研究时间较短，加之三语习得及多语迁移本身的复杂性，这一领域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有待完善，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及严密性方面还未尽如人意。而且，根据目前的研究文献，鲜见对跨境民族的多民族大样本的三语教育的专题，更没有就云南全部16个跨境民族三语教育成效和外语教育规划进行的实证研究。本课题旨在全面了解云南跨境民族三语教育成效、三语学习的态度和动机、三语环境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总体情况，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跨境民族外语教育规划的建议，力图做一些开拓性探索。
2 云南跨境民族对三语教育成效的
态度和评价
2.1 文献综述
2.1.1 国外研究
从国外有关三语现象和三语教育的研究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识：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在学习第三种语言时通常都学得更好，在认知方面也更占有优势（Cenoz & Jessner，2000；Clyne et al，2004）。塞诺兹（Cenoz，2003）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英语学习上，双语学生（西班牙语与巴斯克语）比那些只会一种语言的西班牙学生能够习得的英语水平更高。贝克（Baker，2000）认为，卡明斯（ Cummins，1986）的相互依存假说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相互依存假说认为，学术语言水平中语音、句法和语用三方面的能力可在不同的语言内迁移。
2.1.2 国内研究
在国内，一些学者注重三语教育理论框架的建设（戴庆厦和关辛秋，1998；盖兴之，2003；魏宏君，2005；刘承宇和谢翠平，2006；张贞爱，2007；曾丽，2010），有的专家侧重三语教育的实证研究（敖木巴斯尔，2004；白浩波，2005；姜秋霞等，2006；胡德映，2007；原一川，2007）。我们在国内刚刚兴起的三语教育研究文献中发现，支持多语者在语言学习上比单语者占优势这一假设的研究结果寥寥无几，而许多专家和学者却认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李少伶和周真，2003；姜秋霞等，2006；胡德映，2007；熊向阳，2007；原一川，2007）。他们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第三种语言时非但没有认知上的优势，反而遇到许多认知、文化和心理上的困难。因此，有人认为应该为少数民族学生制定特殊的政策，即在外语课程设置中降低水平要求（李力，2000；李少伶和周真，2003）。在阐述这一观点时，这些教育工作者似乎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即一旦制定这些特殊的政策，因学校里一门越来越重要的课程被降低了标准，少数民族学生在寻求教育和工作机会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他们也可能因此被进一步边缘化。
为研究该问题，冯安伟（Feng，A.W.）等对新疆、广西和四川的三个少数民族集聚区进行了实证和档案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首先，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语言能力发展方面会遇到困难。因此，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没能习得与他们年龄相符的民族母语和汉语。根据门槛理论（threshold theory），由于未能在这两种语言上达到与年龄相符的语言水平，这些学生就有可能受到双语现象负面的影响。 这一理论在冯安伟和买买提（Feng & Sunuodula，2009）等人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其次，有的少数民族集聚区已经通过增加英语课时的比重来响应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英语课程设置标准，而有的地区却似乎只做表面文章，他们的重点依旧还是加强汉语的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学习动机方面，他们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研究文献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空白。
不难看出，Adamson 和 Feng等（2012）的研究在深度、广度以及严密性方面还未尽如人意。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想了解少数民族学生集聚的学校和大学或有少数民族学生的学校和大学对新课标有什么反应。但是，由于受实际情况的限制，他们选择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大学里的学生和老师。其他与三语教育相关的人员，如各级决策者、小学和高初中的校长、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等并未在调查对象之列。虽然Adamson 和 Feng等人（2012）的研究为三语现象和三语教育方面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发现，但由于我国民族众多、国土辽阔，我们还需要开展全国性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跨境民族的调查，才能对三语现象和三语教育情况有一个宏观的了解。
2.2 研 究 问 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重点是受试者对三语教育的态度和评价。
（1）在云南跨境民族地区不同学校的课堂中，语言分配的语言类型学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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