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于法务前沿工程的社会学研究
定 价：68 元
- 作者：徐炜 等 著
- 出版时间：2015/11/1
- ISBN：9787307170629
- 出 版 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 中图法分类：C912.82
- 页码：332
- 纸张：胶版纸
- 版次：1
- 开本：16K
本书以罗田县法务前沿工程为个案，围绕这一个案从其产生的背景、运作机制、特点、经验到后期发展乏力的原因，从这一个案的整个过程反映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分析，揭示中国社会治理的一般逻辑，也即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是如何进行、现有创新模式有何新的经验、如何冲破旧有体制，并以法团主义理论分析法务前沿工程这一创新模式所反映的上述问题，试图构建本土的社会治理理论。
徐炜，博士，副教授，社会学系系副主任。198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取得学土学位。1988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社区研究。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缘起
二、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文献回顾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框架
二、研究方法
第四节 本研究的意义与基本概念
一、研究意义
二、基本概念
第一章 社会治理的概念及理论辨析
第一节 治理的概念、类型与辨析
一、治理的基本概念
二、治理的类型
三、治理与管理、统治的概念辨析
四、社会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
第二节 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演变
一、以国家一社会为视角的治理理论
二、以国家一市场为视角的治理理论
三、以市场一社会为视角的治理理论
第三节 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演变
一、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与实践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强国家治理格局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治理态势
第四节 法团主义：社会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一、法团主义的概念与类型
二、法团主义的制度背景
三、法团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研究
四、法团主义的预言：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第二章 转型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政策、体制及地方实践
第一节 大转型背景下的农村治理政策
一、大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
二、新时期农村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
三、当前的农村治理政策
第二节 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一、传统农村社会治理体制
二、人民公社体制
三、乡政村治体制
第三节 农村社会治理的地方实践
一、政府机构实践
二、方法创新实践
三、多主体发展实践
四、人事改革实践
五、农村社区实践
第三章 个案研究：罗田县法务前沿工程的农村社会治理实践
第一节 法务前沿工程的发展过程、工作模式和效果
一、发展过程
二、法务前沿工程的工作模式
三、法务前沿工程的实施效果
第二节 法务前沿工程的特点与经验
一、法务前沿工程的特点
二、法务前沿工程的经验
第三节 法务前沿工程对中国农村社会秩序重构的历史社会学解读
一、农村法律秩序与人际关系秩序的重构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第四章 法务前沿工程及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分析
第一节 法务前沿工程后期发展乏力的原因及启示
一、法务前沿工程后期发展乏力的原因
二、法务前沿工程后期发展乏力的反思
第二节 法务前沿工程后期发展乏力反映出当前社会治理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社会治理理念根深蒂固
二、社会治理的行政化色彩浓厚
三、政府部门协调联动机制缺乏长效性
四、运动式治理的困境
第三节 农村转型时期社会治理困境的原因解读
一、传统性与现代性之争——社会治理文化背景时代的分析
二、内生性与外推力之争——社会治理主体动力机制的分析
三、条块分割与整体性治理——社会治理权力架构的组织分析
四、权力主体分化的困境——社会治理依靠力量变迁的分析
第五章 农村社会治理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出路
第一节 法团主义视角下法务前沿工程的解读
一、“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制度连接
二、法团主义与中国社会治理理念的契合
三、法团主义对农村治理的创新实践——法务前沿工程的解读
第二节 农村社会治理的法团主义视角的限度和本土理论的构建
一、法团主义视角分析的限度
二、农村社会治理的本土化理论建构
第三节 农村社会治理实践的可能出路
一、情、理与法的时代新要求：从守礼到用法
二、“送法下乡”和“下乡取法”的双向结合
三、从制度性构建到主体性实践
四、平衡与重构农村社区权力
参考文献
《农村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于法务前沿工程的社会学研究》：
事实上，里甲、保甲这种国家管控和乡绅代表的“乡村自治”并不矛盾，它们代表了传统乡村的一体两面。这两者通过“宗族”这一纽带取得了某种重合与互补。里甲与保甲以自然社区为基础，一旦离开自然社区中的宗族就会成为空壳。也就是说，尽管具有编审、应役、催征等经济功能的里甲和具有治安、教化等政治功能的保甲，是县署通过胥吏来控制的，但是保甲和里甲的设置却以自然社区为基础。自然社区与宗族势力的分布是一致的，而宗族势力则是由影响及于县署和里社保甲的乡绅所控制。里甲和保甲为“国”之延伸，宗族系“家”的扩展。二者之间并非对立、隔绝，而是紧密结合、相互支撑的主干与实体的关系，形成“保甲为经、宗族为纬”。有的时候，“乡绅”不仅是宗族首领，也常被动员担当保甲长，取得法定社区组织与自然社区组织的双重领导身份。
行政组织系统和宗族制度结合，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控制体系，为国家的赋税征收及社会控制提供保障。
3.清末到民国的乡村转型
清末到民初，即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大转折、大动荡时期，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村社会自然也不例外。这一剧变的特殊时期，可以视为从“传统”向“现代”的关键时期。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出发，我们将其视为“传统乡村治理”的晚期。尽管这个阶段在乡村治理方面有很大变化，但相比新中国成立之后那种更具有断裂性的变化而言，这个时期的农村社会延续性的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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