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
7年过去了，世界经济为何仍没能出现强劲复苏？
这种状态很有可能将继续持续下去，而我们该怎么办？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评论家、《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的新书《转型与冲击》，首次从历史和全球的视角，阐释了这场危机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版图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并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解读和预测，提出实质性的金融和货币系统改革方案。对未来全球经济走向感兴趣的人，都不应该错过这本书。
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7年过去了，世界经济为何仍没能出现强劲复苏？这种状态很有可能将继续持续下去，而我们该怎么办？ 全球**影响力的经济评论家、《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力作《转型与冲击》，索罗斯、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本·伯南克、劳伦斯·萨默斯联袂推荐，朱民、余永定作序推荐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为嘉奖他对财经新闻作出的杰出贡献，沃尔夫于2000年荣获大英帝国勋爵位勋章（CBE）。他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客座研究员，并被授予剑桥大学圣体学院和牛津经济政策研究院（Oxonia）院士，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特约教授。自1999年和2006年以来，他分别担任达沃斯每年一度“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评委成员和国际传媒委员会的成员。2006年7月他荣获诺丁汉大学文学博士；同年12月他又荣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科学（经济）博士荣誉教授的称号。
序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未知世界/朱民
序 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困境与出路/余永定
前言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导言我们已经不在堪萨斯了
第一部分冲击
引言
第一章 从危机到紧缩
第二章 欧元区危机
第三章 美丽新世界
第二部分转型
引言
第四章 金融是如何变得脆弱的？
第五章 世界经济的变迁
第三部分出路
引言
第六章 扬弃正统
第七章 修复金融体系
第八章 前路漫漫
第九章 破镜重圆
结语 下一次将是烈火
致谢
注释
前言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大萧条”还会再次发生吗？如果会，为什么在“二战”之后的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再现呢？在回顾历史记录和过去35 年相对比较成功的经验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些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创造一种经济学理论。在该理论中，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可能自发地进入“大萧条”状态。
——海曼· 明斯基，1982 年
本书致力于讨论金融和经济危机如何在2007 年8 月之后冲击了高收入国家，并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不过，本书的分析植根于导致危机的变迁，即全球经济的变化与金融系统变革之间的交互作用。本书还关心如下两个问题：这些令人不安的大事件将如何以及应当如何改变我们思考经济学的方式，又将如何以及应当如何改变相关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
本书是对一个新领域的探索，所以我首先必须诚实地向读者介绍自己：尽管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致力于分析世界经济，我也见证了多次金融危机，但是我没有预见到如此巨大的危机会发生在高收入国家。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危机前不可持续的趋势，我早在2008 年就曾出版了《下一轮全球金融》一书。事实上，那本书的内容是基于2006 年讨论金融脆弱性和20 世纪80 年代早期以来金融危机发生频率的讲义，书中还考察了1997-1999 年新兴市场危机之后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和经常项目赤字令人担忧的增长，即所谓的“全球不平衡”， 尤其是集中分析了美国缺口越来越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新兴经济体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以及欧元区内部的不平衡等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影响。这些讨论是对我在2004 年出版的《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一书的自然延续。该书一方面强烈支持全球化，同时也强调了金融危机的惨重成本。但无论如何，我也没能预计到那些趋势最后会终结于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如此综合的救援以及欧元区如此巨大的混乱。
我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经济学家所称的“大缓和”时期（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到2007 年）同时也伴随着资产价格和债务的大幅且带有潜在不稳定性的上升。主要是因为我缺乏想象力，没能预料到西方金融系统的垮塌。我依赖于一个心理模型，在这个心理模型中，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不存在再一次发生“大萧条”的可能性，甚至“大衰退”也不可能。对此，我感到内疚。我曾相信这样的事件只可能因为银行家或者监管者不可思议的巨大错误才会发生。我个人对于经济学的洞察没能经受起已故经济学家海曼· 明斯基的检验。事实上，明斯基的观点几乎被所有人遗忘了。
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本书的目标之一是回答明斯基提出的需求，他认为应当有一种经济学理论，指出“大萧条”发生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明斯基的要求是合理的吗？如果是，经济学家应当如何回应？我认为，这一要求非常合理。许多正统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危机是不可能被预测到的：如果危机可以被预测到，它们或者已经发生了，或者已经被理性的经济主体预先阻止了。这种教条式的解释当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几乎没有正统经济学家预计到危机会发生，他们甚至没有预计到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对于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而言，萧条是某些外部冲击的结果，而不是由经济系统内部的力量所导致——经济学家称之为外生冲击。
在我看来，相反的解释更具有可能性：危机的发生部分是因为正统经济模型在表面上将危机设定为理论上极不可能发生，以至于危机在实际中更可能发生了。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鼓励了监管者和投资者漫不经心的态度。正如明斯基认为的那样，稳定的状态反而会带来不稳定。著名投机者和创新型经济思想者乔治· 索罗斯提出的“反身性”（reflexivity ）在某些方面就反映了这一点——人类思考的方式决定了他们所处的现实。天真的经济学恰恰帮助形成了不稳定的经济。同时，不太合常规的分析者则认为，在当前的经济系统中，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对自由市场抱有怀疑的后凯恩斯学派和狂热地相信自由市场的奥地利学派都是一致的，尽管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尽管他们对于导致危机的原因和应对危机的方式有不同的观点。
明斯基认为经济学应当包含严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不是将其视作外部冲击的结果，而是将其视作系统内生的结果，这在方法论上是合理的。总的来说，危机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危机已经被证明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会持续发生的现象。正如努里尔· 鲁比尼和斯蒂芬· 米姆在他们的著作《危机经济学》中所述，危机及其后续的萧条不是纳西姆· 尼古拉斯· 塔勒布笔下的著名术语“黑天鹅”，即稀有的、不可预测的事件，而是“白天鹅”，即正常的甚至是可以被预测的事件，尽管出现频率相对不高。萧条的确是资本主义经济会出现的一种状态。如果一种经济理论不包含这种可能状态，那就像是生物学理论中排除了物种灭绝的风险，就像是生命科学理论中排除了心脏病发生的风险，或是桥梁建造理论中排除了桥梁垮塌的风险。
明斯基还认为政府应当在萧条发生时有所反应，对此，我也是认同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在这一点上观点有分歧，前者植根于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的均衡失业理论，后者植根于冯·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明斯基信仰“大政府”和“大银行”：政府能够通过财政赤字为私人部门融资，中央银行能够在金融系统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提供贷款支持。8 的确，应对这类构成威胁的事件是现代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除了在危机发生以后做出应对之外，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考虑如何降低经济中出现这些威胁的可能性。毋庸讳言，任何关于市场经济脆弱性和政府责任的观点都是备受争议的。
这些已经不是第一次改变我对于经济学看法的事件了。我从1967 年开始在牛津大学学习经济学。在此之后的45 年里，我学到了很多，当然也会时不时改变自己的观点。例如，在20 世纪60 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我认为不论在高收入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应当致力于货币稳定。于是，我投身到了那时兴起的推崇市场导向的经济理论的运动之中。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鼓励寻找获利机会的系统，而不是新古典的固定均衡。约瑟夫· 熊彼特和哈耶克的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并且持续至今。而现在的危机动摇了我对于均衡的怀疑，同时也重燃了我对于凯恩斯著作的强烈兴趣和欣赏。这种兴趣和欣赏从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了。
80 年之后，我们面临着与凯恩斯在20 世纪30 年代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再次提醒我们，不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是对我们的警醒。于是，这次危机改变了我思考金融、宏观经济学以及两者之间关联的方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我思考
金融系统和货币系统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我发现，促成本书的那些观点让我离自己45 年前的态度更近了。
我应该将我对于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观点与我的价值观区分开来，我对于世界如何运行的观点的确发生了变化，但我的价值观则一直保持不变。我的价值观来自我父母，尤其是我已故的父亲埃德蒙德· 沃尔夫，他也是20 世纪30 年代的奥地利犹太难民。他是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 ）的强烈支持者，反对乌托邦以及左派和右派中的狂热分子。他信仰启蒙时期的价值，并调和进了人性弱点的认识，后者植根于他作为剧作家和记者的天赋和职业生涯。他认为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反对试图将人转化为他们本来不是的样子。
在我的一生中，我都坚持了这些信仰。但是，我对于经济的观点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变化。20 世纪70 年代，经济动荡冲击了西方世界，我意识到这可能会冲击繁荣和政治稳定。1975 年8 月，英国的零售价格通胀水平达到了27% 的高位，我甚至在想我的祖国是否会重蹈阿根廷的覆辙。我很高兴看到玛格丽特· 撒切尔努力去抗击通胀，限制政府对经济干预不必要的延伸，限制贸易联盟不受约束的势力和推进市场自由化。我想，这些是根本性的改革。与之类似，在我看来，美国也多少需要罗纳德· 里根式的改革。在“冷战”持续的岁月里，西方的重振和复兴是有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我相信，要实现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正确平衡，正确的方向应当是由当时过度扩张和不负责任的政府向更加受限的、负责任的政府转型。因此我认为，20 世纪70 年代，国家之所以变得虚弱是因为政府过度扩张，尤其是在英国：每周工作三天、飙升的通胀、骤降的利润，以及劳资纠纷都表明政府越来越难以履行其基本的职能。美国和英国都需要更加受限的、更加有效的政府，以及更加自我依赖、更具有活力的公民社会。
同样也有必要说明的是，我将自己研究生期间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以及随后在世界银行工作的10 年间的所学总结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需要改革和自由化。在过去30 年间，改革和自由化的结果大部分是正面的，尽管金融不稳定的威胁从来也没有远离过。1982 年8 月，这一点变得非常明显，当时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爆发并冲击了全世界。市场自由化的时代也是金融危机的时代，这一悖论在2007 年开始的最大规模、最重要的危机中达到了顶点。
1989-1991 年，“冷战”突然间终结了。我欢喜于自由主义民主的胜利，认为一段和平、稳定的繁荣时期将会出现。的确，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取得了非凡的经济进步，尤其是在拥有世界上大约40% 人口的中国和印度。同样鼓舞人心的是民主在世界上一些重要地区的传播，尤其是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当然还有从苏联脱离出来的欧洲地区。今天，在一部分阿拉伯地区以及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至少已经有了民主的思想——如果尚没有践行民主实践的话。当然，同时出现的还有腐败，以及暴力和压迫。如果
回顾过去30年的发展，而不是先入为主地下结论的话，我们不可能不得出结论，尽管有失败和失望，但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朝着更加负责任的政府、更加市场导向的经济方向发展的，于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合作和共赢。1996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创立就
是这种根本性发展的一个标志，而且只是许多重要成果中的一个。
然而，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错误。20 世纪90 年代，特别是1997-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我开始意识到八九十年代的自由化带来了一个怪兽：一个足以从内部毁灭经济的金融部门。作为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回应，我在《金融时报》的专栏中表达了这一怀疑。2007
年以来，这一怀疑开始强化，变得更加确定了。与此相关的是对不断攀升的债务水平的担忧，尤其是私人部门债务，以及全球范围内长期的需求疲弱。
经济中危险的狂妄自大不仅仅在于对不受约束的金融市场和不断攀升的私人债务的信仰，而且包括欧元的创立。事实上，在1991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完成之后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我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次冒险。我借用一个古希腊悲剧中的词语写道：自大、愚蠢、
报应。另外，我们还看到了世界上大部分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显著地加剧了，尤其是在市场导向的高收入国家。不平等的加剧有许多负面影响，例如社会流动性减缓。金融不稳定也与不平等相关联：当实际收入增长停滞甚至出现下降时，人们就会被迫去借贷。
30 年前为了解决一时之需而采取的办法导致了今天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当某种哲学被应用到极端之后，经常会适得其反。我认为，金融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加剧现在已经威胁到了自由主义民主，就像20 世纪70 年代的高通胀和低利润所产生的威
胁一样。我们从上次的失败中学到了经验，但却制造了新的错误。或许这是难以避免的吧。
“自由主义民主”包含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两个词，它们分别对应于与自由主义相关的两个有联系但也有区别的概念。两者都有悠久的渊源。一个概念是个人在法律下的自由。这种形式的自由——个人自治——代表了已故的以赛亚· 伯林在其经典论文《关于自由的两个概念》中所说的“消极自由”；另外一个概念并不完全是伯林定义的“积极自由”，尽管它也与积极自由的概念相关，它更强调作为公民的个人。
正如已故的阿尔伯特· 赫希曼指出的那样，“话语权”与“退出权”同样重要。前者指的是在影响个人的集体决策中有表达意愿的权利；后者指的是个人选择其他备选项的权利，不仅仅是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也包括作为公民的时候。关于自由的第一个概念是典型的英国式的，而第二个概念则要追溯到古代世界。对于雅典人来说，在公共生活中没有地位的、被隔绝开来的个人被称为“idoites”，英语中的“傻瓜”（idiot）一词就来源于此。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他仅仅聚焦于自己的私人问题，而不关心城邦的问题，不关心那些给予他帮助以及他所全身心效忠的集体的问题。
自由主义民主的思想来源于自由和公民权两个思想的联姻，它基于如下信仰：我们在法律之下有权为自己做出选择，但我们不仅仅是只为自己做出选择的个人，同时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动物”。所以，我们有参与公共生活的需求，也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公民权将个人自我价值的思想搬移到政治层面。作为公民，我们能够一起做事情，也应该一起做事情。这些事情中的许多进而又成为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或个体能动性的基石。
除了国防、司法等经典的公共品之外，社会提供的公共品或者准公共品的典型例子还包括环境保护、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资金、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持以及提供医疗、教育、社会安全网络等。共同做选择来提供这些公共品并不代表着对自由的违背，相反，这是对自由这一根本价值的表达和促进。
按照这样的定义，今天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威胁并非来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劳资纠纷、飙升的通胀，也不像20 世纪70 年代那样来自商业利润的下降；而是来自金融不稳定和经济不稳定，来自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不平等的加剧。我们需要重新构建平衡。认识到这一需求并没有改变我的观点，我依然认为市场和竞争是经济活力最有力的保障，我依然认为市场经济既是个人自由的反映同时也是个人自由存在的前提。只有自由的过程才能保证自由的结果。同样，如果公民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在经济方面独立于政府，那么民主在长期也无法发挥作用。但是，在市场导向的逆向革命之后出现的由金融推动的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是矫枉过正了，这就是我从这次危机中所学到的。本书就是为了阐明这一观点，并试图阐述它如何改变了我思考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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