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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与狂飙（常读?人物志系列） 
定 价：30 元
9 7 4 8 1 7 9 5 2 5 6 0 1  本书为常读·人物志系列的一辑，本辑选取的是具有代表性的、特色鲜明的民族企业家和互联网商人，汇编了他们传奇、跌宕、风光、悲情、有趣的故事……民族企业家包括一代船王卢作孚、第一公民陈嘉庚、20世纪最伟大的银行家之一陈光甫……他们在内忧外患、风雨交加中为民族工业、金融业奠定了基础，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互联网商人包括极客安迪·鲁宾、卖货斗士刘强东、如愿成了先驱的李国庆……他们用颠覆创新的精神引领了中国互联网行业……从历史到当今世界，从民族企业家到互联网商人，一代代优秀企业家的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独到的商业智慧，值得借鉴。
你一定很少看书了，因为累；杂志也懒得看了，因为忙。但你依然在看和读：早起的枕畔，浴室里面，午饭后的瞌睡间歇，临睡前的挣扎，你不时点开的手机屏幕上……我们不能给你阅读的理由，但我们知道，有些内容可以让你的朋友圈更优雅。我们不能拼接你碎片化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有些阅读可以让你放慢脚步，哪怕只是假装。
上篇沉重的民族企业家
卢作孚：一代船王之殇
文/吴比郭亮 1952年，没有什么比“三反”“五反”运动更让人刻骨铭心。 其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951年底发起的“三反”运动在这年掀起高潮。 这一年，共有900万人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不法资本家受到打击。可过于猛烈的运动，让一些优秀的民族资本家也蒙受牵连。 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内部开始了整肃运动。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的指示》，要求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同月10日，公审贪污腐化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在保定举行，河北省高等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两犯死刑，立即执行。临刑前，记者的相机对准张子善时，后者说：“唉，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 这是一个粗线条的年代，人们大多沉溺于对重大事件的描述，但一些细微的变革和变化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虽然微小却值得记载。尽管政治运动一刻不停，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成就：荆江分洪工程完工，蓄水量达60亿立方米；黄河下游兴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水渠——人民胜利渠；成渝铁路通车，天兰铁路通车；土地改革如火如荼；莫斯科经济会议后，英国48家集团突破“中国禁运”，到中国访问，打开了中国闭关贸易的一条门缝；泸州老窖跻身中国最古老的四大名白酒之列，宜宾五粮液酒厂则恢复了五粮液的生产；远东集团领航人徐有庠投资设立1万锭纱厂，创办了远东纺织公司…… 这一年，中国国民总收入是日本的1.4倍。不过，从当年起，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随后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其间出现过三个超高速阶段，即“神武景气”“岩户景气”“伊奘诺景气”。日本很快将中国远远地抛在身后，而后者将花几十年的时间苦苦追赶。 当理想无法照进现实，有人选择忍辱负重，有人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52年，新中国的序曲刚刚奏响，很多商人欣喜良好的经商环境即将建立，跃跃欲试。然而，就在这一年，近乎完人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因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含冤自杀。 近乎完人的中国船王 个体的微观命运总是嵌入时代中，无法左右潮流的走向，但历史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却能清晰直观地从个体的喜怒哀乐甚至生与死上反映出来。 1952年，中国进入和平年代。前无古人的各项建设事业在尝试着进行，因缺乏经验难免犯错，甚至出现了有些“左”、有些右的做法，但每个人都对时代的剧变欢呼雀跃。毕竟，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然而，新时代曙光乍现，卢作孚就选择用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字。 在毛泽东的“四个不能忘的实业家”中，他是“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的卢作孚”；中共中央称赞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晏阳初称其为完人；敢和毛泽东唱反调的梁漱溟认为他“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在美国杂志《亚洲与美国》的文章中，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商人，大办船运，连军阀都对他礼让三分，成为难以撼动的船王；抗日战争期间，他一个人和一支船队，在宜昌上演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式“敦刻尔克”大撤退，让国脉得以延续；一角试验田——北碚，成为他浪漫主义的最好栖息地……就是这样一位近乎完人的人，倒在了盛世即将来临前的黎明。 卢作孚曾说：“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便会做出他们的事业。” 他一生有很多理想和抱负——长江变通衢，中国的船队遍布世界各地的海洋……如今这些蓝图正一张一张实现，他却因为一时饱受侮辱而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国难当头时，他都能忍受屈辱，负重前行，竭力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追逐理想与梦想。新中国来临了，他竟然变得如此脆弱不堪。 如果不了解卢作孚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如此仓促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他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一个不打折扣的理想主义践行家，竭力在黑暗中寻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一旦他认为理想受到玷污，他就再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在他看来，中国近百年来频频受挫，根源在于中国近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关系。受这种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为了家庭、族人、邻里和朋友，而不是事业、区域和国家。所以，中国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才有希望。卢作孚之子卢国维这样总结他的父亲：用一句话总括——培养建设的力量，边破坏边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是为了更好地建设。 民族航运的标杆 1893年，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现属重庆）。当时，正值晚清末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哀、最黑暗、最动荡、最复杂的时期。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国人的尊严与自信在入侵者面前不堪一击。后来一批立志实业报国的民族资本家大多出生于这个年代。跨越了两个世纪的这一群人所具备的民族感使他们较之常人，更有忧患意识且报国心切。 卢作孚面容消瘦。植物学家胡先骕描述他眼中的卢作孚。“虽不到40岁，看上去貌若五旬，须鬓苍白。一经接触，就能感受到理想家气质，目光冥然而远，声音清而尖锐，办事的热忱，舍己为人的精神，处处都像个宗教改革家。”卢作孚一生命运多舛。他家庭贫困，靠卖合川特产桃片筹措学费。他仅读了6年小学，以后的学识靠在社会这所大学中获得，所以自嘲为“小学博士”。他做过报社记者、主编，加入过同盟会、少年中国学会，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他也参与其中。 1924年，在军阀杨森的邀请下，卢作孚在成都开办民众通俗教育馆。仅一年时间，他就把一座混乱不堪的公园建设成了拥有较为完善的现代文化娱乐设施的公共文化场所。但是，连续的军阀混战让卢作孚认识到，依靠军阀进行社会变革显然行不通，在纷乱的军阀政治面前，教育救国的理想只是对牛弹琴。 与其在军阀的政治角逐中为理想寻找寄居的夹缝，不如自己为理想培育温床，卢作孚逐渐从社会变革转向实业。正如他所说，“办实业，等于是在办教育，要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民生公司和北碚试验区，是卢作孚以建立新的集团生活为中心的社会变革的主要代表。无论是民生公司还是北碚试验区，卢作孚都在不遗余力地以一己之力量渗入社会腠理，治疗中国的落后顽疾。 1925年，卢作孚和友人黄云龙创立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取名“民生”意为立足民生、报效祖国。此时创业并非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卢作孚个人没有资本，东拼西凑了5万元钱。从行业背景上看，川江航运也不是黄金时代。事实上，“选择着手事业为航业，正是扬子江上游一般航业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从外部条件来看，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开办一家新的轮船公司，却有一堆不开办的理由。但是，卢作孚破釜沉舟地开始了创业。 1926年6月，民生第一条船“民生号”进入川江航道，船上人员一共有45人，卢作孚出任总经理，月薪为30元，协理月薪15元，其他人员为10元。民生开业那天起，卢作孚就约法三章：废除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完善旅客服务工作；禁止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费。同时，民生也有了卢作孚构思的广告画——“民生号”徜徉于长江三峡的激流中，远处是闪闪发光的峨眉山金顶。重庆、上海、广州、大连甚至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的人们都看到了这张朝气蓬勃的广告画。 当时，正值外国船只横行川江。日本及美国轮船公司，凭着强大实力，企图独霸川江。由于竞争惨烈，华轮公司濒临破产。在这种形势下，卢作孚与地方军阀曾经的关系起了微妙且关键的作用：地方当局明令轮船进出港口，须得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从而迫使日美公司接受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轮船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并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要求外国轮船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 结果显而易见，名不见经传的民生公司一年下来股东竟分到25%的红利。民生公司先后购买“新民号”和“发家船”两艘船，采用“三条轮船，两条航线”方针，来回穿梭于合川、重庆和涪陵三地。可即使如此，民生仍难以在业界形成气候，卢作孚救国的抱负更无从谈起。于是，他决定吞并小企业逐步做大，化零为整，实现以小搏大。只要愿意出售的轮船，他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愿意与民生合作的企业，不管资产是否优质，民生都愿意帮他们还清债务，若有结余则作为股本入股民生。 今天看来，卢作孚迅速在航运市场抢占制高点，及之后创造的神话都是高风险的资本游戏。民生的扩张可谓疯狂和不计后果。仅1931年，就有7家轮船公司并入，总吨位飙升到1500吨。1932年，一家英国轮船公司也被民生吞并。越来越多的船运公司插上民生旗号，四川境内所有通航的河流都能坐到民生的船，航线延长到5000多里。日美公司由盈转亏，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 多年夙愿，卢作孚终于实现——成为中国船王，不断切割外国轮船原先抢占的水上“蛋糕”。军阀杨森对卢作孚说：“假若来生投世，我一定拜你为师。” 无度扩张的反例 任何行业有新秀异军突起，无一例外会遭到竞争者封杀。民生公司的崛起速度令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不允许让一条“中国船”称霸川江航线，于是通过大幅降低运价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扼杀民生。曾有人预言，1935年必有两家轮船公司倒下，其中一家就是民生。而事实上，这一年的民生以更快的速度冲刺，而这么快的速度竟是在违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的。 把民生的扩张史复制到今天，恐怕100个民生也会成为明日黄花。改革开放后，无度扩张往往是一味毒药。诸多倒下的企业，大多是因为盲目扩张患了不治之症。说到底，企业扩张是砸钱、烧钱的买卖，也是一场高风险的豪赌。扩张有道，或许能气冲云霄；扩张无度，则血本无归。无度扩张让无数企业掉入黑洞。摊开的馅饼下面，很多时候是深深的陷阱。 德隆唐万新，一个与卢作孚一样对扩张情有独钟的理想主义者。为了缔造“唐氏帝国”，他频繁“扩张！扩张！扩张！”，涉足多个行业，构建了庞大的德隆系，以至于远远超出了唐万新能控制的范围。同样为构建企业帝国而跑马圈地，身处恶劣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卢作孚竟然成功，而在和平年代的唐万新输得血本无归。 卢作孚违背商业规则的跳跃式成长，今天的企业家（无论他多么优秀）难以复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与今天相比，前者生存的宏观环境与文化氛围大相径庭。卢作孚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尊严尽失的年代，外国列强的船只在川江耀武扬威，中国人民早就不甘受辱，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 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往往比市场规律更起作用。受两大主义驱使，任何一个本土企业只要打着“爱国”的旗号，且该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是一无是处，消费者一般都会一呼百应。特殊背景下，决定商业运作的不是规则，而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张通行证。卢作孚提出“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得到广大民众支持。民生实施吞并时，目标就是“联合国轮，一致对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 爱国色彩浓厚的口号使得一些优秀的轮船公司愿意“下嫁”给实力并不强大的民生公司。外国的货轮上，提货单和航程簿用外文，大多数乘客看不懂。卢作孚不仅把提货单、航程簿改成中文，轮船上的甲级船员也禁止让外国人担任。乘外国人的船，中国人都会觉得不舒服，好像这是“外国人的天下”。乘中国人的船则心生骄傲，著名女学者陈衡哲在《川行琐记》里写道：“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艘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船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民生公司招徕了无数消费者，外国公司望尘莫及。 而在商业环境不断改善的今天，更加合理的商业规则与市场规律才是决定企业生死的风向标。商海航行，没有不带伤的。太想让企业枝繁叶茂甚至独木成林，把企业看成一个筐，什么赚钱就把什么往里装，却忽略了企业的根还不够深、不够壮，最终只能造就一个流沙帝国。违背成长的规律，必然会受到盲目扩张的惩罚。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只是为民生公司招徕顾客提供了可能，而卢作孚在服务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则将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有人这样说，治理公司与其学盖茨，不如学卢作孚。有效的管理是企业的生命，而有效的管理者是赋予企业生命、给企业注入活力的要素。没有管理者的有效领导，生产资源之间的整合往往就会一团糟，难以转化为产品。管理者的素质与高绩效是企业不可或缺的。 在企业管理上，卢作孚一改传统的“三包制”，实施“四统制”。公司所有事务不是由船老大说了算，船上工作人员由公司统一任用，财务由公司统一管理，燃料由公司统一发送，驾驶由船长统一管理。卢作孚是民生最宝贵的资源，他行之有效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使公司避免了扩张过度带来的后遗症。 在服务上，卢作孚制定了完整的规章制度，仅考核成绩表就多达27种，颁布了“经理须知”“船长须知”“驾驶员须知”“轮机须知”“理货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等公司条例，以提高公司服务质量。在民生公司，人人都是服务员，连卢作孚都亲自为客人倒茶送水。一位在外地求学的四川学生这样描述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轮船票价不高，学生有折扣，伙食有五样菜。船员、茶房对人礼貌，行李安全，设备好，夏天还可以洗澡。没有阶级之分，通舱客可以到官舱去玩……雪白的床单、枕头，井井有条的茶壶、茶杯，整洁安静的船舱，处处都让人惊讶。在这里只要不出房门，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门旅行差不多。” 卢作孚的不断并购，让民生成为航运帝国，但加盟的企业良莠不齐，民生公司很有可能成为一盘散沙。但出人意料，民生没有被盲目扩张搞得焦头烂额，其根源在于，卢作孚从创业伊始就夯实了公司文化——民生精神。他认为，民生精神才是民生公司的灵魂，“大至一个民族要有民族魂，小至一个公司要有公司魂，一桩事业要有事业精神。要做到这些，必须每个人都要有一种精神，一种气魄。只要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精神，那公司、事业、民族也就具有这种精神。” 特殊的国情、有效的管理及凝聚力强的企业文化，支撑着卢作孚的民生迅速扩张。今天，特殊的国情不复存在，改革开放30多年，因盲目扩张而失败的企业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中国的商人们可以继承卢作孚精神，却不能复制他的成长方式。这也是卢作孚留给我们的商业思想遗产。 中国式“敦刻尔克”的导演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纷飞，部队撤退的战例也有很多。与大多数撤退由军人指挥相异，中国的一位实业家也曾指挥过号称“东方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此次规模浩大的撤退，甚至改变了此后国家的走向。 卢作孚是幸运的，并不是人人都像他那样有以个人行为扭转民族命运的机会，即使他富可敌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陷落，淞沪败退，南京沦陷，武汉失守，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民族存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卢作孚临危受命，担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及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写道，“国难当头的这一年，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而运费，只有平时的一半。” 大批难民在等待过江。等船7天的叶圣陶赋诗“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好不容易买上甲板铺位的老舍描述过江之难，“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的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的大量工业物资也滞留在宜昌江畔。 卢作孚认为，包括枪支弹药在内的工业物资是国家仅存的元气，决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此时日军已向宜昌步步逼近，更让人心急如焚。川江快到枯水期，大轮船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而按民生的运力，这些物资需运送一年时间。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召开通宵会议，决定采取三段航行法，除极其重要而且卸载困难的设备直接运输到重庆，其他物资都在三峡或万县卸载，以后再转运。并决定白天航行，夜间装卸，不放过一分一秒运输物资的时间，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的运输能力。 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卢作孚这样描述他们浩浩荡荡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的起重机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团结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在日本战机的狂轰滥炸下，经过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川江穿梭，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共运送人员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实力。民生“这一年，上前线去了，没有做生意”，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员牺牲117人，伤残76人。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继续承担抢运物资的任务，先后从湘桂兵工厂和宜昌抢运了5000吨和1.6万吨器材。如果没有民生危难时刻的大抢运，中国长江上游的大后方不可能有大量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迅速投入生产。没有军事物资，中国军队赤手空拳，拿什么抵抗日本的侵略？ 一个人、一支船队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一方面源于卢作孚个人的爱国情操，另一方面源于其自始至终在民生灌输的民生精神。 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活动 卢作孚从来就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商人，他更想做社会改革家，从商只是实现其抱负的一个手段。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活动，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项事业。 出任峡防局局长后，卢作孚进行了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北碚具备内地乡土社会特征，“第一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庙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每天可以有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有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开支。”很多乡绅和军阀都愿为卢作孚投资。当地有名的温泉公园就是卢作孚从当地军阀拉的投资，给他们的回报是在公园里立一大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募捐启事，川系军阀首脑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赫然在列。 由于融资有方，北碚先后有了三峡织染厂、北川铁路、天府煤矿，这些成为卢作孚乡村建设最有力的经济支撑，乡村实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在雄厚的经济支持下，实验地修起公园、图书馆、体育场、科学院、博物馆和医院，大力提倡文化教育。短短几年，北碚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由赌博成风、盗匪出没、落后贫困的僻壤变成初步现代化的城镇。抗战期间，北碚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城，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迁到此地，教育学家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到此处继续开展事业。北碚成为旧中国乡村建设的“桃花源”。 清教徒之死 很多人都把卢作孚称为清教徒——为而不有，公而忘私。 卢作孚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自己和家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卢作孚一家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住房都是租或向民生公司借的；他们吃饭也很简单，困难时期吃饱都很困难；卢作孚在民生公司的工资也不高，他兼任几十家企业董事长所得收入，也全被用于公益事业；卢作孚不愿当官，形势所迫他曾任交通部次长等职，一旦任务完成，便立刻辞官。任职期间，他也不领全国粮食管理局的工资。像这样的人，在以反贪污为目标的运动中，怎么会被牵扯其中？局势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 在《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然而，命运给了卢作孚不公平的待遇。他渴求“求仁得仁”，被一再邀请下自香港归来，并让公司海外18艘商船陆续返回内地后，却因遭受冤屈自杀。 想当初，卢作孚回归内地时，何等意气风发。他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在与国家领导人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期望。风光无限之后，政治运动初露端倪。“镇反”运动中，民生大批重要干部先后遭拘捕和镇压，公司上下人人自危。卢作孚更陷入了一张精心编织的弥天大网。在巨大压力下，他被迫“资遣”公司元老邓华益。 1952年1月，全国开展“五反”运动，民生实施“民主改革”，很多董事、中高层管理人员难逃干系。与此同时，民生财务千疮百孔，公司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困境，时恰逢旗下“民铎”轮触礁沉没，更是雪上加霜。 事实上，民生公司财务危机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宜昌大撤退后，民生仍然不断扩张，卢作孚同时担任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美国航运业巨头凯赛尔在重庆航业协会演讲时感慨，“世界上有史以来航运事业的发展均由海洋而江河，由下游而上游，唯独民生公司是由江河的支流发轫，由上游而下游，这真是一个奇迹。”卢作孚创造了奇迹，同时带来了“树大招风”的危机。孔祥熙、宋子文一直对民生念念不忘，但无果而终，可卢作孚因此遭受报复。他在加拿大贷款购船时，宋子文对借款担保百般托词推脱。内战时，军差频繁，通货膨胀严重，导致民生摇摇欲坠。同时，无度扩张的后遗症在危机中显现，卢作孚早年的管理形同虚设，人心不稳，之前凝聚人气的“民生精神”沦落为一纸空文。 忧心如焚的卢作孚第一次求助北京，中央决定破例提供旧人民币1000亿元（合今1000万元）的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逝世前两天，北京来电确认此事，可获知消息的民生副总经理童少生却未告之卢作孚。卢死前下午，共事多年的两人同坐办公室里，童没有说一句话。直至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一拍脑袋说：“把这事忘记了。”一句轻描淡写的话，阴阳两隔的不堪局面。 作家赵晓铃在《卢作孚最后的日子》一文中披露：2月6日上午，民生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首次当众检讨，当场落泪。两天后上午，民生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股代表张祥麟做检查，大意是与卢作孚北京出差时，一起吃饭、洗澡和看戏。此时，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突然揭发，暗指张祥麟受了卢作孚“糖衣炮弹”的腐蚀和拉拢。关怀原为民生一轮船上的年轻服务员，卢作孚离港返京前调他担任通讯员，让他住自己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其文化，对其仁至义尽。2月8日大会前几天，关怀忽然搬出卢家。 会后，卢作孚把关怀叫到办公室，当着民生公司高层，劝其发言要负责任，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后者并不接受劝告，且有恃无恐。据卢氏后人说：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他自然难以理解用私人工资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成了腐蚀干部，他以心交之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忘恩负义。他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现在受到无端的侮蔑和侵犯，对他无疑是极大的刺激。当晚卢作孚便服药自杀，并用钢笔在一张毛边信纸上给妻子留下遗嘱：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晚8时，卢家人发现卢作孚自杀，他的夫人蒙淑仪向民生求救，童少生、张祥麟依次赶来，目睹了卢的死亡。令人不解的是：卢家仅离仁济医院200米，3个多小时内，两位公司实权人物竟未将卢作孚送到医院抢救。 卢作孚死后，民生立即转入“清反”。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的骨干几乎全部入狱，两人被杀。面对员工的自发悼念，组织上提出要“彻底摧毁卢作孚思想的统治”。 官方《关于卢自杀的报告》及内参报道更对卢作孚泼尽脏水。同年9月，民生公私合营，成为毛泽东褒扬的样板。 一场中国商业史的悲剧 仓促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是卢作孚太脆弱，还是他已经感觉到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 卢作孚死后，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仲平一语惊人，认为其“死得其时”。后人很难假设，如其不死，他的人生将走出什么样的轨迹。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心高气傲的卢作孚注定经受不住无数次的人民“革命”。显然，运动刚刚掀起风浪，他的生命就难以承受其重。 在他死后的18年，在邓小平和胡耀邦多次关心下，中共四川省委经过半年多调查，对卢作孚平生功绩作了如下结论：他热爱祖国，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曾从香港组织一些轮船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对恢复和发展内河航运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 这是一个惜字如金的结论，低调得有点惨不忍睹。为何连些许廉价的赞美都不愿给这么一位在抗战中倾尽所有、保存国脉的民族企业家？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写道，“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的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一直以来，商人的地位卑微而受歧视。在人们眼中，商人的角色往往缺位，他们创造财富却被称作牟取暴利，他们贪婪且见利忘义，他们活该被勒索，他们的价值轻易地被一笔带过。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全国政权到手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民族资本家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客观地说，中央政府实施“三反”“五反”运动的目的在于打击民族资本家中的不良分子。但政策一提出，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充当政策的执行者，处心积虑地寻找着运动的目标，一旦揪出就是“杀无赦”。连卢作孚最信任的通讯员都第一个跳了出来，要问卢作孚的罪。追根溯源，还是中国人轻商心理在作祟。 企业家被妖魔化和边缘化的文化基因，影响着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以及企业家对自己的认知——他们是被长期蔑视的买卖阶层。卢作孚只是受迫害的民族资本家的缩影。很多民族资本家在数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中失去了财富甚至生命。人们对“问罪”资本家这样的运动乐此不疲，并没有想到他们扼杀了一代中国企业家，导致中国企业家出现断层，造成中国经济不可挽回的损失。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国企业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锤炼。在与外国资本角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第二代企业家，不仅学养、素质堪称精英，就是经营方式都中西贯通，令人叹为观止。可惜的是，这代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基本上都湮没在了浩瀚的人民运动之中。过急、过快的改造，使他们心有不甘地退出了商业舞台，几乎消失殆尽。多年后，当中国人终于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价值与意义时，这代人大多已人去灯熄，健在的也垂垂老矣。中国商业界不得不从零开始，重新培育自己的企业家。当第三代、第四代成长起来时，人们又发现：跟当年企业家大多出身书香门第或胸怀大志不同，新生代的企业家鱼龙混杂，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某些作为也常令人叹息。 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贫富分化加剧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不少人如猎狗般躲在黑暗中，嗅着企业家或其领衔企业危机的味道。一有涟漪，这些猎狗就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急不可耐地把导火索点燃，媒体、公众质疑的目光接踵而来，对手、仇家也落井下石。富豪榜是最好的例子，它把不少幕后企业家拉到前台，原罪、现罪接踵而来，榜单成了不祥之兆。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对于卢作孚，如果“为国为民”得不到认同，就不仅仅是遗憾。卢作孚谢世前，除了遗嘱，还说了一句话，“我累了，我要休息。”为民生公司困境所累，为莫须有的罪名所累，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战火连绵的时代，他以种种抗争的方式坚韧地活下来；但一切百废待兴时，他却不明不白地倒了下去…… 所幸，卢作孚死后若干年，时间已为他正名。然而，斯人已逝，以卢作孚为代表的这一代民族资本家也随之彻底消失。以此肇始，私人资本于中国的经济舞台暂时消失，28年之后它才重新出现；而“企业家”在传媒上的公开“复活”，则需要等到1987年。 1999年，卢作孚和其妻子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庆北碚公园的“作孚园”内，从此长眠于他亲手创建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北碚的变化日新月异，国家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卢作孚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民族梦想在一步步地实现。如果卢作孚地下有知，或许会为此感到欣慰。 陈嘉庚：“第一公民”的激荡人生 文/吴比郭亮 1949年开国大典上，陈嘉庚骄傲地以民族资本家和归国华侨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中肯评价，将陈嘉庚推向了命运的顶峰，人生在瞬间定格。 1890年，被迫开放的口岸及物质文明的发展不断冲击着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只是，西方新式观念在中国传统面前仍然势单力薄。 而此时，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日新月异已远远超出国人的想象。欧美正在崛起，日本也迅速实现西化。只有那些有机会走出去的人们才能知道，领先全球数千年的中国，衰退得竟是如此厉害。 读过几年私塾的陈嘉庚，“应父亲要求到新加坡帮助打理生意。新加坡经商多年的陈父已拥有30余万资产，经营米店、菠萝罐头厂、菠萝园和房地产。可由于染上洋烟，企业人心涣散，陈家呈江河日下之势”①。 来到新加坡，陈嘉庚先在米店协助族叔管理。后族叔返乡探亲，他代理经理，两年间米店获利丰厚。1904年，30岁的陈嘉庚葬母守孝3年后重返新加坡，彼时陈家的生意已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背了一身债务。陈嘉庚感慨万千，“家君一生数十年艰难辛苦，而结果竟遭此不幸，余是以抱恨无穷，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 新加坡法律并不要求父债子还，陈嘉庚还是坚持承担父亲的债务——为孝才能立信。债权人为其诚信打动，纷纷资助他重操旧业。陈嘉庚筹集到7000多元（新加坡币），创设罐头厂，名“新利川”。产品定位上，新利川独辟蹊径，生产工艺难度大、利润丰厚的杂装产品，迅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生产经营中，当日采购、当日生产、当日核算，避免了混乱和浪费。 一年下来，新利川赢利6万元。陈嘉庚再接再厉，一举购买500英亩（1英亩=4046.864798平方米）闲置土地，种植菠萝——该菠萝园成为当地最大的菠萝园——以争取到产业链上游的控制权。他根本不满足于新加坡这块弹丸之地。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曼谷北柳港盛产菠萝，新利川的触角很快就延伸到该地。除了罐头产业，陈嘉庚还重操父亲旧业，从事米店经营，熟米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同时，他一掷千金，尝试橡胶种植。经过多次失败和不懈努力，橡胶园终于为陈家带来大量利润。几年时间，陈嘉庚不仅偿清父亲所有债务，更拥有四家菠萝厂、两家米厂、两处橡胶园，在新加坡商圈小有名气。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嘉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战导致运输困难，船只紧张扼住了商人的咽喉，陈嘉庚同样饱受其苦——米业需借助海洋运输。然而，与其他商人看着货物堆积而无所作为不一样，陈嘉庚开始兼营运输业务，4年收入高达160万元。直到1918年，两艘轮船被德国舰艇击沉，陈家的运输事业才被迫中断。 陈嘉庚经商早期，为了在短时间获得利润，哪里财源茂盛，触角就伸向哪里，只要有利可获，来者不拒。企业步入发展期后，他砍掉了一些仅能在短期获利而缺乏潜力的产业。他逐渐退出罐头厂，把主要精力用于拓展橡胶业。一战结束，他已拥有3个面积达5000英亩的橡胶园和3家橡胶厂，总资产达400万元。 资本择利而居，任何利润洼地都能吸引大批资本蜂拥而至。橡胶业的高利润使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同行之间甚至开始贴身肉搏。为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陈嘉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打通整个产业链，控制橡胶业上游供应及中间加工阶段，同时跻身产业链低端，开办橡胶品制造厂，生产车胎、卫生用品和日用品。陈嘉庚胶品厂的“钟牌”平等黄底胶鞋甚至得到了文学家鲁迅的喜爱。为提升行业话语权，他低价买进9家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的胶厂，将橡胶园面积增加到1.5万英亩，以此避免在原料供应上受制于人。经过变革，陈嘉庚公司橡胶事业的利润一路飙升，1925年利润近800万元，总资产增值4倍，营业范围遍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陈嘉庚在华人界的名望如日中天。 风雨飘摇中的陨落 然而，陈嘉庚自己也没想到，1925年的鼎盛竟是昙花一现。 衰落似乎成了这一阶段南洋华侨的整体商业困境。1923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传奇元老简照南与世长辞。此后，南洋兄弟的业绩直线下滑。到1928年大萧条开始的时候，南洋兄弟累计亏损了500余万元，经过几次艰难的产业中兴，年度利润依旧没能超过60万元，而这个数字甚至比不上鼎盛时期的一个零头。日军占领东三省以后，日本烟草迅速覆盖东北和华北市场，南洋烟草在国势衰微中难以为继。 就在简家逐渐失势的时候，同样身处南洋的陈嘉庚也告别了短暂的辉煌时光。一战后，西方大财团盯上了橡胶制品，争先投资橡胶厂。行业内恶性竞争导致橡胶制品泛滥。日本也通过税收优惠和出口补贴等国策降低橡胶制品成本，新马市场生胶价格大跌。陈嘉庚的公司腹背受敌，不得不在各财团夹缝中艰难求生，仅仅一年便由盈转亏，损失30余万元。 济南惨案发生，陈嘉庚牵头筹款救济受难同胞，创办《南洋商报》呼吁抵制日货。事隔多年，今日的“抵制”某国货品似乎已经跟不上全球化浪潮的涨落了，但在当时资本渗透的初级阶段，“抵制日货，购买国货”却是中外商战的一个颇为有效的营销策略。为报复陈嘉庚，日商用了很多令人不齿的手段，他们放火烧毁了陈家最大的胶品厂。当时，陈嘉庚在大陆的办学事业越做越大，为保证经费充裕，他不得不卖掉公司股份和橡胶园。随后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则成为压在元气大伤的陈嘉庚身上的最后一根致命稻草。连年亏损，连续办学，陈嘉庚累计负债400万元，资不抵债。汇丰银行等8家银行财团强势介入陈氏企业，陈嘉庚大权旁落，每月仅领取5000元薪水。橡胶大王光环尽散，空留下一声叹息。 历史大背景决定着商业的命脉。 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如狼似虎，正在合伙吞并世界。南洋各国沦为殖民地，在商业上为列强提供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南洋各国均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在靠拳头和国力说话的全球语境中，中国商人只能看西方财团的脸色过日子，市场规则形同虚设，垄断成风。这时，一个商人能否成就卓越不在于他是否深谙市场规律，懂得经商之道，而取决于他所依仗的国家，其拳头是否足够硬。只有暴力潜规则，没有市场明规则。若干年后，当有人向陈嘉庚请教企业经营之道时，他的回答简单且心酸：“要有祖国做靠山，要有经济和政治的眼光。” 不管如何，陈嘉庚能于恶劣的经济、政治环境下，曾经站稳脚跟并一度一枝独秀，他的从商智慧可见一斑。正如陈嘉庚自己所说：“一种实业的成功，不在初创时拥有雄厚的资金，而在经营得法与否，初创时都是极其渺小，经过长期奋斗，渐渐扩大，终成巨富。”他善于顺势而为，及时捕捉市场赢利点，根据需求不断调整经营方针——从菠萝罐头到橡胶产品再到海外运输，证明了其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并能够摸准世界经济的脉搏。 红色人生 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胞遭受疾苦艰辛，自己经营的企业也危如累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商业生涯在种种不可挡因素下戛然而止时，陈嘉庚选择了用半生纾难救国。 1910年，陈嘉庚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以丰厚的财力支持后者的革命活动。民主的革命尚未争出子丑寅卯，日本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自身的裂变。陈嘉庚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中。 济南惨案发生后，应南洋华侨请求，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四处筹款赈灾并发起抵制日货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陈嘉庚任主席。八年抗战中，南侨会募集捐款50亿元（国币）及飞机、汽车等军用物资，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坚强的后援。而在1934年，陈嘉庚事业虽逐渐衰退，但他在南洋仍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领导力，而且他的族亲、昔日合作伙伴甚至有些伙计成为商界大亨和金融巨擘后，也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给予陈嘉庚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帮助。 1938年10月，陈嘉庚得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对日本“和平谈话”。他义愤填膺，警告汪精卫须知中华“民气旺盛”“决不能亡我！”10月28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召开，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拍去一封“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邹韬奋如此称赞陈嘉庚这份提案的分量，“这寥寥11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希望国共两党以大局为重，不要“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他还冲破重重障碍，与延安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从此与延安结下不解之缘。杨国桢在《陈嘉庚》中记载了陈嘉庚的四个“惊异”，这四个“惊异”恰恰是陈嘉庚认为“中国希望在延安”的重要原因。 惊异一： 6月1日下午4时，陈嘉庚到杨家岭看毛泽东，毛蓄着长发，衣着朴素，给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谈话之中，两个华侨学生进来参加座谈，陈见他们无敬礼即坐，毫无拘束，很是惊异。之后，朱德、陈绍禹来访，也非常随便。谈话毕，学生离去，毛和陈在门外共进晚餐，10余人围坐一张旧方桌，一块陈旧的圆桌面摆放在方桌上，四张白纸覆盖在桌面上以代餐巾。开饭之前，一阵风吹来，餐巾也被吹走了。饭菜很简单，唯一的肉菜是一个鸡汤。毛泽东说：“我没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陈非常感动，要知道，他刚刚在重庆享用过孔祥熙80万元的招待。 惊异二： 女子大学的两名华侨女同学应陈嘉庚之约，前往陈嘉庚的住处交谈，天很晚才回去。陈心想两个女孩要走10多里返回学校，很担心，就问她们要不要派个人送一下。女学生都笑了，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问题了。”陈嘉庚十分惊奇，说：“想不到，共产党统治的地方，民风这样好。” 惊异三： 6月3日，朱德陪同陈嘉庚一同前去抗大三分校参加欢迎会，并纪念该校成立4周年。抵达三分校时，大会尚未开始，篮球场上正进行篮球比赛，场边呐喊声响成一片。一名学生高喊：“总司令来比赛一次！”朱德爽快地把外衣一脱，请他人陪着陈嘉庚，笑呵呵地冲入场内，与抗大学生你争我夺，一连进了4个球。陈嘉庚在场外看得目瞪口呆。 惊异四： 6月4日下午，毛到延安交际处与陈长谈，夜10时左右才结束，刚出了陈的门，又进了住在隔壁的陕西省府科长寿家骏的房间。陈以为毛很快就会出来，就在外边等着送他，等了一会儿，不见毛出来，就回到屋里。过了一会儿出来看看，见毛的警卫还站在门口，连续几次都是如此，他只得回房间休息。第二天才知道毛与寿家骏一直谈到很晚，陈想不到毛泽东作为一党领袖竟与国民党一介科长“长谈若是”。 大义无痕。抗战期间，陈嘉庚把不同背景、不同阶级、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方言，甚至不同政治立场的海外华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当时全世界华侨约1000多万，响应陈嘉庚召集的就有七八百万之多，可谓一呼百应。 据《南侨回忆录》记载：“1937年至1945年，南洋华侨每月捐款1000万元，将捐款存银行作纸币基金，国内可发行4000万元纸币。而国民政府军队300个师约300万人，每月食饷军费4650万元。至于寄回祖国的侨汇，则数量更多，统计共达55亿元。物力方面，海外华侨的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1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每月平均100批。” 后来，毛泽东评价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及王若飞则称赞他“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尽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陈嘉庚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国独立与富强，他认为，“我国政治能办好，华侨人人心理上之愉快，比之霎时获资数十万元，当更狂喜。”作为一个因为不公平的商业环境而跌入低谷的商人，他也致力于重建中国融洽的商业秩序。如果“国家政治不良”，那么“回国投资无路，故资本家不论其如何辛苦，积血汗资千百万元，仍与祖国无丝毫利益关系，南洋将资本遗子孙，亦每每不逾一世而亡”。“假如国家政治优良”，则“儿女可受高尚教育，而己身投资祖国，机会尽多，中南航路畅通，故乡侨地，两可为家，随意而适，生前事业开拓，身后子孙贤能，令誉可以永葆”。 理想式的义举 中西教育的差距恰恰是中西贫富差距的根源所在，“英美德法，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十人，日本新进百人中不满三十人。我中国百人中则占九十六人，呜呼，此人格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 近代华侨在家乡捐资办学，大约起源于晚清时期，陈嘉庚即属于其中的先驱人物。 1894年，福建同安县的集美社还是个小村落。这年的除夕，陈嘉庚的长子刚过“满月”，他就对自己年轻的妻子说：“我想用积蓄下来的那两千银元办个学塾。” 妻子面露难色，儿子刚刚满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怎么可以倾囊而出用来办学？最终，陈嘉庚说服了妻子，学塾很快筹建。开馆当天，学塾门前挂上了他早想好的对联——上联：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袷有容；下联：春发其华秋结其实，行先乎孝艺裕乎文。 1895年夏天，倾尽家财用以办学的陈嘉庚离开故乡，再赴新加坡。日夜如流，此间诸多变故不再复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的初步胜利给了陈嘉庚很大鼓舞，他自称“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 陈嘉庚早年办学出于慈善，方法尚显稚嫩，而此番回国就是目标鲜明、轻车熟路。客居新加坡多年，陈嘉庚在20世纪初的西方文明中耳濡目染。他组织了一次“市场调查”，通过走访了解到全县20余万人口只有县立小学学校1所、私立小学学校4所。严峻的教学状况让陈嘉庚决定彻底投身于“教育强国”的个人理想中。在他资助下，集美先后有了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以及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迅速燃烧起爱国人士心中的熊熊烈火。陈嘉庚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邀请了社会各界的人士，在集会上，他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这一番“愚公移山”式的宣言表明了陈嘉庚办学的坚定决心，他宣布创办厦门大学，并当场捐出400万元，这400万元是当时陈嘉庚的全部家产。 此后，陈嘉庚继续为兴办教育四处奔走。经过努力，厦门大学最终成为一所拥有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17个系的综合大学。 厦门大学 陈嘉庚的商业命脉也在继续延伸。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纽约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席卷南洋，陈嘉庚的企业无法逃避这场灾难。因橡胶价格暴跌，作为公司最大财源的橡胶园亏损了几十万元，其他产业也接连亏损。一面是产业亏损不止，另一面是厦大、集美两校每年都要支出30多万元的经费，陈嘉庚却不曾放弃资助厦大，他称：“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直至1937年春，为全力维持集美学校，他将厦大无条件交给政府，厦大从私立变成国立。 在陈嘉庚的带动下，新加坡华侨办学蔚然成风。正如新加坡华侨领袖黄奕欢所说：“全部华人教育史上，嘉庚先生前无古人。南洋华人博得热心教育的美誉更起因于有了嘉庚先生。换言之，即起因嘉庚先生所造成的兴学风气。嘉庚先生以前没有陈嘉庚，嘉庚先生以后已有不止一个继起的陈嘉庚，我们希望将有更多更多敢向人类愚蠢挑战，以导引世界走向更文明更高度文化的陈嘉庚出现！” 陈嘉庚一生所捐献的教育经费高达1000万元。有好奇者计算：如将这笔经费购买黄金，到现在价值已是1亿美元左右。然而，纵然有万贯家财，对于日常生活，陈家人却处处精打细算。陈嘉庚的生活俭朴，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多年不换，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有补丁。晚年他规定的伙食标准是每天5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陈嘉庚说：“鄙人在新加坡时，地处繁华，每月除正当费用外，零费不及2元。所以如此者，盖以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其后人回忆：“父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平日身上的现款不超过5元。他从来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事业进入黄金时代，属下各公司获利800万，他显然是南洋一带富豪，可是生活上自奉甚俭，起居有常。” 陈嘉庚逝世后，将国内存款320余万元全部捐给公益事业，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分钱。他在新加坡的不动产则捐给集美学校作永久基金。 落叶归根 1949年，内战进入尾声。 在毛泽东的热情邀请下，陈嘉庚回到大陆。与毛泽东见面后，他这样告诉毛泽东：“毛主席，十年前在延安临别时，我答应你做的两件事全都做了。头一件，我回到重庆就跟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抗日，对国民党绝无恶意，劝他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团结抗日，可他就是听不进去，良药苦口呀。第二件，我不待回到南洋，在全国各地就把延安所见所闻如实介绍，因此，蒋对我产生恶感，我也不顾，凭着良心与人格，不能指鹿为马呀！” 作为华侨代表和侨界召集人，回京后的陈嘉庚全力投入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身份参加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人生的辉煌在这一刻定格。 1950年，陈嘉庚结束了新加坡的事业，回国定居。在南洋风雨漂泊四十载，终于落叶归根。此时，他眼中的中国有无限光明的前途，“全国解放，成立人民政府，兴利除弊，百政维新，将见三大国中原属落后的中国，勃兴发展，独立自强”。 1961年，这个既非豪门巨姓出身，又未当上一官半职，手中无权无势，却究其一生都在为国家和民族殚精竭虑的老人在京病逝。回顾他的人生，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疾风骤雨的80年。贫困、革命、战争、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与命运淬砺，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为他坎坷人生的生动参照。他准确预测到了大国崛起的姿态，却没能享受到这个崛起的过程。 陈嘉庚遗体入殓时，3000多人前往吊唁。尔后，首都2000多人参加了公祭大会。公祭结束，周恩来、朱德领先执绋，护送灵柩上灵车。其遗体用专列运至厦门，当时万人夹道，纷纷与之告别。而在南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界，举行万人追悼大会。灵堂中的横匾写有“万世流芳”，两旁悬挂一对挽联——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四字精神 有人总结出“嘉庚精神”——忠，公，诚，毅。 忠，指爱国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华侨领袖支援祖国抗战；公，指倾资办学，重义轻利，“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不惜倾家荡产；诚，指诚信，代父还债；毅，指百折不挠，“肯负责任、做事不中辍、尝试不成仍继续前进”。钢铁大王卡内基说：“去世时仍然富裕的人是可耻的。”陈嘉庚在去世时几乎身无分文，他的大半生都用来“挥霍”他苦心创造的财富。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家回报社会的方式，对于企业家和企业自身也意义匪浅。管理大师彼得·圣吉认为责任感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愈来愈多的企业已经不用传统方式来凸显自己，而是以责任感使自己脱颖而出。企业如今不仅提供给顾客好的服务、提供给股东好的报酬。有些企业也承认，他们负有善用力量的责任。社会授予企业追逐利润的权力，随着权力而来的是责任。但责任感的意识在过去数十年并不明显。当企业的力量扩大，但责任感却在恶化，会造成不堪想象的结果。” 多数商业史着重于描述企业家创造财富的手段，而对于陈嘉庚，更多的笔墨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偏重于他如何散播财富。但不管如何，我们都不能改变这样的历史顺序与逻辑：陈嘉庚先是一个企业家，然后才是一个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 据陈氏后人回忆，晚年的陈嘉庚喜欢朗诵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范仲淹正是他推崇备至的人物。在他1946年所著的《南侨回忆录》弁言有曰：“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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