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段子之明代官员博弈实录_十二叔_9787550418684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二百七十六年。本书另辟蹊径，从官员视觉落笔，由细处入手，再现了朝堂上文官集团的交锋故事和不同人物的人生轨迹，通过描述他们的工作生活与官场风貌，展现了大明帝国真实的吏治实况，还原了历史细节，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紧张激烈的明代朝堂故事。

第一章　王朝建立，功臣PK洪武帝

1. 从龙之功也害人（一）

古往今来，有机缘跟随一位明主打天下并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通常被称作“开国功臣”。这群人出身不同，性格各异，要么是战场上的无敌悍将，要么是运筹帷幄的机智谋臣。他们都为新王朝的建立付出了很多，但是遇上不同的主公，得到的结果却不尽相同。

汉朝有高祖刘邦“狡兔死，走狗烹”的凌厉手段，宋朝有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温柔一刀。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将到手的江山粗粗梳理一遍之后，开始论功行赏，大封功臣。

那些跟随朱元璋从起兵之时就大杀四方的文臣武将们开始期待——什么样的爵位才配得上自己拿命换来的功勋。等待被封爵的功臣当中，有人平心静气不急不躁，也有人患得患失，唯恐自己的功劳被抹杀了。

总领水军的大将廖永忠就被封爵的事情搅得心态失衡。他早年跟着哥哥廖永安落草为寇，后来兄弟二人一起归附朱元璋，立过不少战功：讨伐方国珍，平定浙东时有廖永忠的身影；俘虏陈友定，平定福建时也有廖永忠的踪迹；接下来平定广东、广西的战役，廖永忠也一马当先，立下了赫赫战功；尤其是鄱阳湖一战，廖永忠带领部下殊死搏斗，得到了朱元璋亲笔题写的“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大字的漆牌，高悬在家门口。

有了这些资本，廖永忠认为自己就是封个国公也是应该的。为了确定皇上的想法，他还特意请一直在皇上身边做情报工作的杨宪帮自己打听消息。杨宪倒是帮忙了，但帮的是倒忙。因为封爵的时候，朱元璋就把廖永忠的小心思公之于众，说：“廖永忠在鄱阳湖作战时，忘我抗敌，可谓奇男子。但却派与他要好的儒生窥探朕意，所以封爵时，只封侯而不封为公。”廖永忠一心谋取大富贵，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廖永忠是武将出身，忠诚、勇武是他的标签。可他偏偏羡慕那些能够猜测皇帝内心的智者，可他还真不是这块料，他不知道为君者喜欢保持“天威难测”的神秘感，越是猜测，就离真相越远，最后还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廖永忠不知道的是，在朱元璋的心中他早就不是可靠之人了。元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已经占领了南京，实力大增。他统领的义军表面上遵从已经称帝的韩林儿为汉室正统，所以就派廖永忠前去安徽滁州迎接韩林儿。廖永忠带着韩林儿坐船回南京，行至瓜州的时候，大船沉入江中，韩森儿溺水而死。廖永忠把差事办砸了。

替大哥称帝扫清障碍，估计是廖永忠最真实的想法。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廖永忠的做法欠妥。他是奉了朱元璋的命令去接人的，结果半路上把人家的船凿穿了。如此明目张胆地害死一个拥有皇帝称号的人，一定会招来别人的唾骂，尽管骂人的人也不一定就是韩林儿的支持者，但是这种行为无疑有损朱元璋的名声。没有人相信廖永忠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弑君”，韩林儿的死被人推到了朱元璋的头上。此后，朱元璋对廖永忠极不放心，也不肯给他独自掌兵的机会，每次出征，都让他以副帅的身份跟在汤和或者徐达的身后。

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醉心于功名的德庆侯廖永忠被人揭发，说他经常在家里私自穿戴绣有龙凤图案的华服。朱元璋就用“僭越”两个字为这位老部下定了罪，廖永忠成为大明开国之后第一个被公开赐死的功臣。

继廖永忠之后，第二个死去的是开国元勋曹国公李文忠。

李文忠集名将、谋臣为一体，是大明开国的第三功臣。他是朱元璋姐姐曹国公主的儿子，十四岁就随父来到舅舅身边。文武双全的李文忠深得朱元璋的喜爱，一度被收为养子。建国后，李文忠曾同时掌管大都督府和国子监，一文一武，好不威风。洪武十三年（1380年），因宰相“胡惟庸谋逆案”被牵连或被杀的人已经多达万人，一时间朝廷内外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李文忠冒死劝谏，希望舅舅手下留情。

劝谏本身并没有错，李文忠却没有选好劝谏的时机，反倒把自己的前程搭了进去。胡惟庸涉及的是谋反案，事关重大，李善长和徐达这样的元老看出朱元璋是在借此机会有意扩大案情，都选择了沉默，李文忠没有看出这一点，他只觉得朝廷内外人人自危的情况需要得到控制，就写了一封奏疏，规劝舅舅不要“滥杀无辜”，免得“人不自安，伤国元气。”

李文忠的奏折递上去之后，朱元璋指着他的鼻子大骂“小子胆大包天，一派胡言”。他本来出身就好，功劳又高，现在还能为同僚求情不惜得罪皇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收买人心”这个词。李文忠如果当时就认错，朱元璋一定会原谅他的，毕竟是甥舅关系，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可是李文忠认了死理，根本就没有认错的打算，反而毫无惧色地继续劝谏，说皇上您如果将功臣宿将都杀光的话，一旦边疆有警，谁来为国效力？

朱元璋忍无可忍，质问李文忠，这样抗上，难道不怕死吗？李文忠在紧要关头却犯了倔脾气，一点都不肯服输。他说只要皇上能仁慈一些，自己死不足惜。多亏马皇后苦苦求情，李文忠才逃过了“斩监侯”的下场。不过死罪免了，活罪难逃，曾经风光无限的大都督就此被削职，回家幽闭去了。

恶意揣测的话，李文忠曾经的养子身份可以被当作篡位的旗号，他的文治武功和好人缘则是谋反的倚仗，掌管国子监、领导全天下的士子更是增加了李文忠的危险系数。如此多的嫌疑聚集到一个人身上，让朱元璋如何放心？

在家软禁的日子不好过，李文忠抑郁成疾，卧床不起。洪武十七年（1384年）春节过后，他的病情加重，朱元璋派太子朱标代替自己探病，还特意派遣淮安侯华云龙的儿子华中带领太医前去诊疗。过了一个月，朱元璋又亲自探望，李文忠病情有所好转。不料，三天以后，已经好转的李文忠却突然死去，享年四十六岁。

当大家正在哀叹李文忠英年早逝的时候，朱元璋又下了一道比较奇怪的圣诣，为李文忠治病的华中被削职，举家被流放到建昌卫，参与治病的太医及其家属百人被斩首。此举增加了人们对李文忠之死的猜测。

作为天子，不但要提防功高震主的武将文臣，还要提防自己身边“宽仁爱民”的亲人。即使李文忠的所作所为不是有心的，但事已至此，以朱元璋的为人，他死也是必然的了。

可能是又想起外甥的诸多好处，李文忠死后，朱元璋表现得十分悲切，不但罢朝三日，还亲自写了一篇祭文以示恩宠。除此之外，李文忠还被追封为岐阳王，得到了“武靖”的谥号，配享太庙，肖像位列功臣庙第三位，仅次于徐达、常遇春。

武将之中，功勋最为卓著的非徐达莫属。朱元璋曾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赐给他，上书“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

徐达是朱元璋的老乡，早年参加义军后，就一直跟随朱元璋。时值元朝末年，义军四起，拉起队伍造反的势力很多。徐达和朱元璋追随的是郭子兴的队伍。一个叫孙德崖的首领是队伍中的元老，为人比较粗豪，很多时候都与郭子兴的意见相左。攻打和州后，郭子兴找机会抓走了孙德崖，孙德崖的部下也抓走朱元璋作为人质。徐达挺身而出，前往孙德崖的军队，提出用自己来换朱元璋。这件事在后来得到圆满解决，徐达也在朱元璋这个薄情的人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随后南征北战的岁月中，徐达多次为主帅，每战必胜，辅佐朱元璋成就了霸业。尤其是与北元第一名将王保保的对决，让徐达成为当之无愧的大明开国第一名将。朱元璋称帝之后，他也得到了极厚的封赏，本人官至中书右丞相，封“魏国公”，三个女儿也都嫁到皇家，成为朱元璋的儿媳。

朱元璋开始有规模有步骤地大杀功臣之时，徐达基本上都不发表意见。他为人低调，小心谨慎，忠心侍主，也从来不会居功自傲，所有的表现都很让朱元璋放心。一次，徐达陪着朱元璋在皇宫饮酒，被刻意灌醉，不知不觉中就盖着朱元璋的被子睡着了。醒来之后，徐达大惊失色，伏跪地上，连说自己罪该万死。朱元璋对徐达诚惶诚恐的态度很满意，终止了对他的试探。

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徐达因背上生疽而死。背疽，在古代是一种致命的疾病，秦末的范增、三国的刘表、唐朝的孟浩然、南宋的宗泽等都死于此症。

野史之中，徐达并非“病死”这么简单。一个流传范围很广的传闻是生背疽的人最忌讳吃蒸鹅等发物。朱元璋偏偏赐了一只蒸鹅给徐达吃，还命人看着他吃完。徐达就含着热泪当着使臣的面吃完了蒸鹅，没过几天就死了。

这样的传闻可信度极低，但是人们偏偏愿意相信，足见朱元璋对功臣的不信任已经人尽皆知了。徐达死后，朱元璋将其厚葬，追封“中山王”，谥号“武宁”，连徐达的墓碑也由其亲自撰写，徐家的爵位也被允许世袭。

当太子朱标质疑自己的父亲为什么不能对那些立下大功的叔叔伯伯们仁慈一些的时候，朱元璋用一根长满倒刺的荆条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大明的江山就是自己手中的荆条，它会一代代地传给朱氏的子子孙孙。曾经立过大功的臣子们就是荆条上的倒刺，他们的锋芒会伤害到朱氏子孙尊贵的双手。自己现在就是在为后世子孙谋福利，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将荆条上的倒刺一一除去。对于朱元璋来说，最大最硬的倒刺无疑是宰相李善长。不过这颗倒刺的能量太大，不能第一个剔除，需要留着慢慢对付。

2. 从龙之功也害人（二）

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他在朱元璋称帝的过程中起到了智囊团顾问和后勤总司令的作用。淮西集团是对跟随朱元璋起兵的安徽老乡的统称。这个老乡会的实力雄厚，开国元勋中有一大半人都出身于此。与之相对应的是江浙集团，以刘基、宋濂等文人为主，其实力无法与淮西集团相抗衡。

朱元璋称帝之前，他自己是老乡会的会长，与诸位兄弟亲如一家。大明建立之后，朱元璋开始有意无意地将自己从老乡会中剥离出来，李善长就成了会长。

时间一长，朱元璋觉得淮西集团的存在已经对朱家江山构成了威胁。自己活着还能镇压得住这帮权臣，一旦子孙失去了震慑力，这个集团将成为江山稳固最大的隐患，不得不除。鉴于李善长在淮西集团的核心地位，只要解决了这位老先生，淮西集团势必分崩离析。明朝立国初期，李善长出任帝国第一任宰相，封韩国公，其待遇比同为智囊的刘基高出很多。与李善长一起受封为公爵的只有五个人，他们分别是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和邓愈。这五个人都是战场上厮杀出来的一代名将，李善长是唯一的文臣，而且他的地位还在其他五位之上。

朱元璋对他的功劳最清楚不过，曾说过“与善长相比，萧何未必过也”。由此可见李善长的功绩和本事都是超一流的。功高震主不是说着玩的，李善长的功勋就为他招来了灭门的灾祸。甚至有人说，整个洪武时代朱元璋最为关注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将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清除干净，至于其他事情不过是搂草打兔子，顺便混淆视听、迷惑李善长的举动。

当李善长当上淮西老乡会会长的时候，很多人都来走他的门路，希望能在朝中获取更高的地位。对此，朱元璋一一看在眼里。当朱元璋开始玩“兔死狗烹”的政治游戏时，又有很多人找到已经致仕的李善长，向他诉说心中的苦闷。这样的事情，自然被无所不在的锦衣卫上报给了太祖皇帝。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一案牵连甚广，很多与胡惟庸没有交往的人都被卷了进来，居功自傲的、胡作非为的、骄奢淫逸的都被朱元璋来了个一锅端，唯独提拔推荐了胡惟庸，让自己的侄儿娶了胡惟庸侄女的李善长却毫发无伤。表面上看，这是朱元璋的仁慈，他在兑现自己赐予李家的丹书铁券可以免死的诺言。其实天子剑已经高高举起，不是舍不得落下来，而是在等待李善长自己犯下大错，给皇上一个必杀的口实。

身为淮西集团的首脑，李善长的根基远比胡惟庸要深厚得多。所以胡惟庸死后，朱元璋用了足足十年的时间来清除李善长这棵大树伸出来的旁枝末节。

洪武十八年（1385年），胡惟庸案被再次提及，这一次牵扯到了胡惟庸的亲家李存义父子。李存义是李善长的亲弟弟，如果他真的参与谋反，李善长能幸免吗？朱元璋没有下达“彻查”的指令，只是将李存义父子流放到崇明岛，以示惩戒。在家养老的李善长听到这个消息，知道自己的大限之日已不远矣。他没有造反的打算，也知道在朱元璋的铁腕政策下，无论谁造反都没有成功的可能。他只能被动地等待某一天罪名加诸己身。如果朱元璋能念在自己昔日的功劳上，祸不及家人，那就是神佛保佑了。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迎来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夏天。这一年，李家的房子要扩建，他找同样在家养老的汤和借了三百名军士做泥瓦工。大明法令禁止公侯擅自役使官兵，李善长此举让汤和很为难。汤和为了自保，一边答应借人，一边写了封秘奏，向皇上表明自己的无奈。这样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成为打倒李善长的利器。

紧接着，李善长的亲信丁斌被抓，引出了李家的灭顶之灾。丁斌与胡惟庸一家走得很近，根据他的描述，胡惟庸曾让李存义游说李善长，拥立自己谋反。李善长一开始很吃惊，后来就很不耐烦，最后他实在不想听弟弟提出的“宏图大略”了，就说一句“等我死了，你们就看着办”。就是这句话，足以让朱元璋下定决心了。

利用丁斌的口供，朱元璋终于用“大逆不道”的罪名解决了最让他牵肠挂肚的李善长。李氏满门七十余口被处决，只有娶了朱元璋女儿临安公主的李善长长子李祺和李善长的两个孙子幸免于难。借丁斌之口被卷入胡惟庸案的除了李善长之外，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营阳侯杨王景、济宁侯顾时等一批权贵也随之遭殃。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凉国公蓝玉以谋反罪被诛，牵连一万五千余人。如果说胡惟庸案是朱元璋对文官集团的清算，那么蓝玉案则宣告他拉开了对整个武将系统大清洗的序幕。与蓝玉走得比较近的冯胜和傅友德也在劫难逃。

冯胜和傅友德都是开国元勋，论战功仅次于徐达和常遇春，被朱元璋册封为宋国公和颖国公。他们两个在蓝玉案发之后相继被“赐死”，珍藏在家中的免死铁券根本派不上用场。

这两位将军与徐达、李文忠等一开始就追随朱元璋的嫡系不同，他们都是在战争中被朱元璋收罗过来的。徐达死后，军队中的宿将以二人声望最高。不过相比较蓝玉的骄横，他们的行为还算收敛，但桀骜不驯的性子终究不能彻底改掉。

蓝玉案发之时，在外练兵的冯胜、傅友德一起奉召回京。蓝玉的死让他们略略不安，毕竟这两个人都曾担任过蓝玉的上司，彼此之间合作良多。定远侯王弼当时也在被召回的武将之列，他害怕蓝玉案会牵连到自己，就找到傅友德说：“皇上年龄大了，对我们这些人的猜忌越来越重，如果他的目的是杀光我们这些一起打天下的老部下，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些话被无所不在的秘线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他们的死已成定局，差别只是傅友德先走一步，王弼和冯胜紧随其后罢了。

刚开始，朱元璋并没有直接“赐死” 傅友德，只是将他打发回家养老。傅友德仿照秦朝大将王翦的做法，主动向皇上索要土地，以显示自己眷恋家财、胸无大志。可惜朱元璋不是秦始皇，傅友德此举不但不能为自己免灾，反而招来一顿训斥。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元璋在皇宫举办了一场大型宴会，文武群臣悉数到场。他端着酒杯环视四周的时候，发现门口有一个侍卫没有按规定佩戴剑囊，这个侍卫恰好就是傅友德的三儿子傅让。

傅友德发现了皇上的愤怒，就站起来想为自己的儿子说句好话。朱元璋立刻命他不许站起来，也不许说话。傅友德当着诸多同僚被皇上呵斥，只好闷头坐下喝酒。这下朱元璋更生气了，对他说：“去把你儿子叫过来，好好管教管教吧！”

傅友德领命出门。朱元璋认为傅友德有怨气，对自己态度不恭敬，就扔给他一把剑，说：“你干脆把那个不懂事的小子的首级带过来吧！”傅友德愕然，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本来有四个儿子，已经有两个战死疆场了，剩下的三子傅让就是他的心头肉。可是皇命难为，傅友德把心一横，竟然真的出门砍了儿子的脑袋带了进来。

当朱元璋看到傅友德一手拿剑，一手提着儿子的首级，目光不善的样子，顺势就骂：“你怎么能做出如此残忍之事？连亲生儿子都不放过！”

这下朱元璋彻底触怒了傅友德。他是久经沙场的猛将，血性不减当年。他看到连自己最疼爱的儿子都不能保住，知道朱元璋要对傅家大开杀戒了。于是傅友德没有了昔日的恭敬，高呼：“你不就是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今日就让你得偿所愿。”说完，他拿剑自刎，血溅大殿。

朱元璋嫌傅友德让自己下不了台，立刻传旨，将傅友德全家发配云南。傅友德之死，不可谓不惨烈。傅友德死后不到三个月，王弼也被朱元璋找借口杀了。

“蓝玉案”之后，德隆望重的勋臣们已经没剩几个人。冯胜看着昔日的袍泽弟兄们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自知命不久矣。奈何他偏偏是仅存的开国将领中功劳最多，又活得很结实的一个。据说他在家中用碌碡打稻谷，声音很大，有人就告发他私藏兵器。冯胜惶恐地向皇上谢罪，解释自己是在干活，不可能私藏兵器。朱元璋大度地表示谣言不可信，还赐给他美酒佳肴。在宫里陪着皇上吃完酒之后，冯胜刚到家就死了。他死之后，冯家子弟被剥夺了继承爵位的资格。

冯胜是大将军，哪怕他的家中真有兵器，也罪不至死。况且他家的免死铁券上分明写着 “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除谋逆不宥，尔免二死，子免一死”等语。

倒也不是所有的开国功臣都倒在了朱元璋的屠刀之下，信国公汤和、武定侯郭英就是两个幸运儿。

汤和也是安徽人，比朱元璋还早一步到郭子兴的麾下效力。当朱元璋在义军队伍中脱颖而出的时候，其他与他同辈的老乡们都不怎么尊重他，只有汤和不但老老实实地听从指挥，对他的态度也总是恭谨有加。这一点让朱元璋非常满意，越发肯定汤和是一个值得结交的兄弟。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第一次给属下封爵的时候，汤和并没有踏入国公的行列。和他资历相当的常遇春、邓愈、李文忠一个个都成了“国公”，他只是个侯爵。汤和也曾趁喝醉之后发过一句半句的牢骚，说邓愈军功在自己之下，爵位却在自己之上云云。后来他发现朱元璋对功臣们渐生不满之后，马上收敛锋芒，安分守己。这样到了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第二次大封功臣的时候，汤和得到了“信国公”的头衔。

“功成身退”是汤和保命的秘诀。在所有的将领中间，他是第一个主动交出兵权，请皇上允许自己回乡养老的。对此，朱元璋一面挽留，一面高兴地拨款给汤和在凤阳老家建造府第，送他衣锦还乡。

回到老家之后，汤和依旧奉行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从来不结交地方官。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不问世事，含饴弄孙，让朱元璋非常放心。

汤和就如同在帝国的棋盘上消失了一般，优哉游哉地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享年七十岁。朱元璋也没有忘记趁汤和的葬礼宣扬“顺我者昌”的理念，他将老臣风光大葬，并追封其为“东瓯王”。

郭英少年时期就跟着朱元璋起兵，负责宿卫的工作，被朱元璋亲切地称为“郭四”。他的妹妹成年之后嫁给朱元璋，被封为宁妃，他就成了国舅。不过在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的岁月中，郭英能够善终绝不仅仅是因为与皇家的姻亲关系。当时与朱家结亲的人不止郭英一家，冯胜、徐达、蓝玉等人都把女儿嫁给了皇子，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人的儿子也都把公主娶进了家门，对于这些亲家，朱元璋杀起来毫不手软。

明朝建国之前，郭英跟随徐达、常遇春等人平定中原，身经百战，伤痕累累，据说全身找不到一块完好的肌肤。与其他被杀的功臣相比，郭英也不是白玉无瑕，他私养家奴一百多人，还曾擅自杀死其中的几个，朱元璋有心杀他的话，郭英也难逃一劫。朱元璋念在他从少年时代就忠勇追随自己，后宫也少不了郭宁妃统理的份儿上，郭家的爵位得以承袭。

3. 真谋反，假谋反？

明朝立国之后，官场架构基本沿用汉唐旧制，以宰相辅政，用三省六部来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转。但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的权力欲极强，他执政以后，很不满意宰相的权力过大，唯恐出现元朝末年“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为此，他逐渐生出废除宰相之心。废相是一件大事，其难度远甚于增加一个新的部门，毕竟宰相制度从秦朝开始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胡惟庸案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谋逆大案，以其历时长、牵扯范围广、涉及人数多而成为明初官场上避无可避的一个话题。胡惟庸死后，宰相这个古老的官职也随之消亡，皇权统治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胡惟庸是安徽人，在政坛上属于淮西集团的一员。明朝开国的功勋当中，找不到他的身影，因为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什么特色的低级文官。洪武三年（1370年），胡惟庸的官运突然间有了起色，他以太常寺卿这样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官员直接进入政务中枢——中书省。胡惟庸的高升离不开淮西集团“董事长”李善长的安排。

当时宰相李善长因病在家休息，中书省的大权落到杨宪的手中。偏偏杨宪不但不是淮西集团的人，而且与他的对头刘基走得很近，更令李善长不放心的是，这个杨宪还是朱元璋最为信赖的秘密机构——检校的成员。对此，李善长很不甘心，他希望能有一个淮西集团出身的文官来帮助自己重新掌控中书省的力量。胡惟庸适逢其会，成为李善长看重的一枚棋子。

可以说，将胡惟庸推荐给朱元璋是李善长临退休时重要的一个布局。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正式退休，一直被朱元璋用来牵制他的汪广洋升任右丞，胡惟庸接替了汪广洋，任中书左丞。虽然胡惟庸早在元至元十五年就投奔到朱元璋麾下，但是直到此时，他才有资格进入朱元璋的法眼。相比较汪广洋的刻意低调，胡惟庸显得非常活跃。他小心翼翼地取悦朱元璋，得到的宠遇一日高于一日，渐渐不把顶头上司汪广洋放在眼里；他还积极梳理了李善长留下的人脉关系，工作上也比汪广洋更有建树。

朱元璋对汪广洋的“在其位不谋其政”很是不满，于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将其免职，胡惟庸成为中书省的最高领导者。可能是觉得自己在朝堂根基还是浅，胡惟庸继续讨好已经致仕的李善长，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老上司的侄子。有了这层关系，胡惟庸笼络李善长的旧部更加顺理成章。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胡惟庸独揽大权之后，也免不了得意忘形。对于胡惟庸的一举一动，朱元璋看得清清楚楚。他正要借助胡惟庸之手，帮自己除去一些对朱家江山有危险的“倒刺”。

朱元璋要将所有的倒刺一一拔去，但是拔刺需要过程，更讲究次序。像廖永忠这样头脑欠发达的武将杀之容易，但是像刘基和徐达这样的智者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对付。既然胡惟庸任宰相之后变得猖狂，大可利用一番。何况胡惟庸还是个善于揣摩圣意的家伙，只要朱元璋稍稍暗示，他就能领会。

于是出现了胡惟庸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的一幕。不过福寿没有被诱惑，反而举报他。徐达行事谨慎，不肯张扬此事，朱元璋也就装作不知道。

刘基之死与胡惟庸也有关系。原来当初李善长退位，朱元璋要选定新的宰相时，曾经问计于刘基，请他谈谈汪广洋、杨宪、胡惟庸等人谁有宰相之才。刘基当时否定了三个人，还说宰相就是一个帝国的驾车人，胡惟庸若是当了宰相，定会翻车。这段密谈不知被谁传到了胡惟庸的耳中，他就此恨上了刘基。

刘基退休之后，一直在老家度日，还给自己选了一块墓地，准备就此终老。胡惟庸指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说他选了一块有王气的地方修墓，居心不良。刘基听说之后，不顾年老体弱，马上进京请罪，来京之后就病倒了。

胡惟庸请了医生前去探病。刘基遵照医嘱服药之后不久就死了。刘基的儿子刘璟坚信父亲是被胡惟庸毒杀的，但是朱元璋却没有深究此事。

眼看着胡惟庸在宰相的位子上收受贿赂、任意处置官员甚至截留对自己不利的奏章，朱元璋都没有任何表示。至于敢上疏弹劾胡惟庸的官员，朱元璋干脆交给胡惟庸自己去处理。洪武九年起，朱元璋更是直接撤销了副宰相的设置，使胡惟庸成为帝国的独相。乍看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可是胡惟庸若是肯多想一步，一定能看出自己的主子不可能会放权至此。

在朱元璋的刻意放纵之下，胡惟庸的胃口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朱元璋也认为一个刺一个刺拔起来太慢了，是时候榨干胡惟庸最后的价值了。没有了皇上的包庇，胡惟庸的很多缺陷一一暴露出来。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为自己惹上一个大麻烦。正月初二，百官上朝，只有胡惟庸神色反常。原来前几天他儿子在大街上闲逛的时候，胯下马突然受惊狂奔，撞在一辆马车上，车主没事，胡公子却当场死亡。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如果都是平民那就比较好办，追尾全责，胡公子算是白死了。可是死的人是当朝宰相家的公子哥儿，事情就麻烦了。胡府的家人分头行动，有人拿住了坐车的人，有人骑快马去向家主通报。胡惟庸听说儿子横死当街，丧失了理智，在大街上就对车主拳脚相加。在没有人阻拦的情况下，胡相竟然打死人了！

当今皇上最不喜欢权贵欺负老百姓了。胡惟庸身为百官之首不能以身作则，竟然带头违反禁令，绝对触了朱元璋的霉头。胡惟庸想了很多办法遮掩自己的罪责，但他知道皇上“明察秋毫”——不知道哪个行人就是皇上安排的锦衣卫密探，所以当街打死人的事情肯定遮掩不住。他当夜就找到自己的死党御史中丞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商议此事，两个人都没有给出好的解决办法。没有办法就只能等待圣裁——看看皇上是什么意思了。

谁都没有料到，根本不用朱元璋发话，胡惟庸小集团内部的御史中丞涂节就“叛变”了。原来涂节的政治嗅觉很灵敏，当他得知胡惟庸打死人，就想到了最坏的结果——皇上要趁机整治胡惟庸及其跟班，他害怕自己被胡惟庸牵连，就想通过揭发别人来保全自己。

涂节捅出一桩惊天秘闻——说三年前刘伯温之死是胡惟庸造成的！涂节的告密绝不仅仅是胡惟庸杀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区别。在明朝，当街打死一个平民和蓄意谋害一位勋贵的性质是不同的。后者的死如果运作得当，可以达到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

朱元璋果断地抓住这件事，将胡惟庸、陈宁和涂节三个人都送进诏狱，三堂会审，让他们招认到底还做过哪些错事。这就是朱元璋等来的好时机，利用胡惟庸搅起一场大案，顺势拔除一些不容易定罪的功臣们。简单的杀人罪、帮凶罪当然不足以做成大案，那就来一场“谋反案”吧。

于是胡惟庸、陈宁被赐死，涂节因为品德恶劣、出卖朋友被当街斩首。其他对朱家江山有妨碍的人陆陆续续地被牵扯进来，株连者达到一万五千余人。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被杀还是因为胡惟庸一案，人们才发现参加这桩谋反案的竟然达到三万多人，其中包括开国功臣当中的一位国公、十二位侯爵，有品级的官员不计其数。朱元璋在赐死胡惟庸之后，还顺手抹掉了宰相这个职位，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就此终结。即便明朝后来的内阁首辅权势通天，终究还是少了一个宰相的名分。没有了宰相，中书省也随之消失于历史舞台，原本中书省的职权下放到六部，而六部都直接听命于皇帝。

胡惟庸死了五年之后，大明朝又出现了一位“造反”的武将，他的名字叫蓝玉。

蓝玉是名将常遇春的妻弟，很有军事才华。明朝刚刚开国的时候，徐达、李文忠、邓愈、冯胜等名将辈出，掩盖了蓝玉的光芒。徐达病死之后，蓝玉的名字才越来越耀眼。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决定再一次发动对北元的战争，彻底消灭这股阴魂不散的势力。他命蓝玉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肃清沙漠中的敌对势力。蓝玉率领大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取得了捕鱼儿海大捷，大破北元。此役使蓝玉名震天下，成为和徐达、常遇春一样的无敌战神。

捕鱼儿海一战是蓝玉人生的至高点，也是他走下坡路的起点。他的下坡路走得非常“顺利”，班师回朝的途中，蓝玉就犯了一个大错，凌辱了元主的妃子，这位王妃不堪羞辱自杀了。这件事让朱元璋十分恼火，但是看在蓝玉刚立下赫赫战功的份儿上没有找他的麻烦。

蓝玉以为皇上对他的作为默许了，做起事情来更是肆无忌惮。他在军队中任用亲信，安插自己的势力，让朱元璋更加不满。不过朱元璋还是隐忍不发，他是在等待蓝玉犯更大的错误。

蓝玉果然不让皇上失望，错误接二连三地犯，关于他的混账言论每天都会准确无误地放到朱元璋的案头。朱元璋册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时候，加封冯胜、傅友德为太子太师，念及蓝玉功劳，给了他一个太子太傅的官衔。蓝玉不但没有领旨谢恩，反而叫嚣着“怎么才是太傅，难道我就不配做太师吗”？

蓝玉再是粗豪，也能感受到皇帝对于他的疏离。私底下，他曾指着朱元璋的轿子对同僚说：“他已经怀疑我了。”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马上下令捉拿相关人员归案。于是除了主犯蓝玉之外，鹤寿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吏都尚书詹徽和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被一网打尽。一群明王朝的高官显贵以阶下囚的身份出现在刑部大堂，他们被一一正法，家属也未能幸免。一位公爵、十三位侯爵、两位伯爵以及各级官员、家属共计一万五千余人人头落地。

“蓝玉案”简直就是“胡惟庸案”的一次补充，上次的漏网之鱼再难侥幸逃脱。两次撒网，使得洪武年间的功臣宿将们死的死、免的免，再没有大臣能直接威胁到朱氏子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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