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段子之唐宋官员博弈实录_十二叔_9787550418653

本书以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为主题，以新颖的视角切入，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唐宋帝国的高级文官集团之间，不同个性不同派系的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侧重于他们在历朝历代中如何寻找生存空间，斗智斗勇的各种故事。

亦正亦邪的圈子，引人入胜的段子。全书生动地再现并还原了大时代下的历史人物细节，为读者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又触目惊心的党同伐异的千年交锋。

唐　朝

一场考试引发的滔天巨浪

本部分主要登场人物：

1．牛僧孺，唐穆宗、唐文宗时任宰相，参加808年策试，因针砭时弊被宰相李吉甫压制。

2．皇甫湜，与牛僧孺、李宗闵一同陷入808年策试案，得罪宰相李吉甫。

3．李宗闵，唐宗室，曾任宰相，808年策试案的考生之一。

4．杨于陵，808年策试案的主考官，因赏识牛僧孺的试卷，被宰相李吉甫排斥。

5．韦贯之，808年任吏部员外郎，策试案的考官，与杨于陵一起被贬。

6．裴垍，著名宰相。808年策试案中裴垍为复审考官，被罢免翰林学士，降为户部侍郎。

7．王涯，累官中书侍郎，808年策试案中是考生皇甫湜的舅舅，因“徇私”被贬。

8．李吉甫，唐宪宗时宰相，其子李德裕为唐晚期名臣。

9．李德裕，与其父李吉甫均为晚唐名相。

10．裴度，唐朝名相，唐后期杰出政治家，与李德裕交好。

11．李逢吉，唐朝宰相，元和时曾为皇太子侍读，后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12．李纯，即唐宪宗，年号“元和”，805—820年在位期间积极削藩，史称“元和中兴”。

13．李恒，即唐穆宗，年号“长庆”，820―824年在位，迷恋炼丹，因服食丹药而亡。

14. 段文昌，武则天曾侄孙武元衡之婿，初唐名将段志玄之后，唐代宰相。

15．李绅，翰林学士，曾为自己的弟子周汉宾考试走钱徽的后门，未果，钱徽被贬。

16．钱徽，长庆元年负责主持科举考试，得罪宰相段文昌，被贬为江州刺史。

17．郑覃，唐文宗年间任宰相，与李德裕交好。

18．杨凭，唐朝刑部侍郎，其子杨浑之曾在821年参加科考，重金贿赂宰相段文昌。

19．王守澄，唐朝宦官，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专擅朝政十余年，被赐毒酒而死。

20．李训，唐代大臣，由宦官王守澄引荐，与郑注结援，为文宗策划“甘露之变”。

21．郑注，以医术游江湖，转识王守澄，与李训一起谋划“甘露之变”。

22．韦处厚，唐文宗时任宰相，与李绅、裴度交好。

23．路隋，唐文宗时任兵部侍郎，知制诰，以鲠亮著称于世。

24．刘克明，唐朝宦官，敬宗之死的主凶之一。

25．仇士良，唐朝宦官，擅权揽政20余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

26．贾餗，参与李训密谋诛灭宦官的“甘露之变”，事情败露，被灭族。

27．陈夷行，唐文宗、武宗两朝宰相，与郑覃、李德裕交好。

28．李钰，文宗朝宰相，与牛僧孺等人交好。

29．杨嗣复，杨于陵之子，唐文宗朝宰相，与牛僧孺等人交好。

30．李石，唐文宗朝宰相，因不满宦官仇士良的擅权乱政被刺杀，侥幸未死，告老还乡。

31．李固言，文宗时宰相，与李德裕同宗。

32．刘从谏，昭义节度使，曾长期割据泽潞镇，其侄刘稹叛乱，被李德裕平定。

第一章怨起

唐朝考生的悲剧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四月，本来一次很普通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却引发了朝堂之上的轩然大波。之后扩展到整个庙堂四十年的权力斗争，都能从此事找到源头。

引发日后长期斗争的是三个年轻的举子，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这一年，牛僧孺二十九岁，担任伊阙县尉；皇甫湜三十一岁，任陆浑县尉；最年轻的李宗闵此时刚刚二十一岁，是陕西华州的参军。另外，牛僧孺和李宗闵是永贞元年（805）的同科进士，皇甫湜稍稍晚一些，也在元和元年（806）考取了进士的功名。无论从文采还是官运上来说，他们都可称得上“年轻有为”。三个人虽然年龄不同、出身不同，但是一场考试却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唐朝的考试分两种，一种是常科，另一种是制科。常科偏重考察考生的文学素养，制科偏重考察考生的政治素养。相较而言，制科的含金量比较高一点。因为制科通常都是皇帝亲自出题，主考官判卷之后，还要皇帝亲自过目，应答精彩的人往往能得到吏部官员的关注，甚至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牛僧孺等人参加的是一场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考。这一考试最初是汉文帝刘恒发起的，他的目的是希望朝臣们“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后来的帝王们都觉得这种考核很实用，就一直沿用了下来。顾名思义，这种考试就是鼓励考生切陈时弊，言辞激烈一点也无可厚非。有些考生为了引起主考官的注意，往往故意危言耸听，言前人之所未言。

可能是因为职业的关系，身为县尉的牛僧孺、皇甫湜和身为参军的李宗闵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认识很深刻，他们写起针砭时弊的文章来得心应手。

晚唐政治缺少亮点，毛病一大堆。什么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民生凋敝等随便拿出一条来展开铺陈，就是一篇不错的“时文”。同时期的大文豪白居易不就善于写“讽喻诗”吗？“心忧炭贱愿天寒”“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等名句都流传千年而不衰。可见，深入思考问题是唐朝士子的普遍行为，只不过大家拘于眼力、才力的限制，水平有高低之分罢了。

三人当中，年长的皇甫湜师从大文学家韩愈，性格孤傲、偏狭。他有没有继承乃师的文学才华先不说，但韩愈年轻时恃才傲物的作风倒是被他学了个淋漓尽致。这样一个有点才气又非常孤标傲世的人，会经常在自己的诗赋当中写一些惊人之语。现在倒好，朝廷不但给了他一个直接向皇上提意见的机会，还公开支持他畅所欲言，“能言直谏”。如果“能言直谏”能使皇帝信服，还有可能被授予官职，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官场选拔人才的制考，可是关系到举子们仕途的大事，所以每一次制考，所有应试者都铆足了劲，希望自己的试卷能够得到主考官的青睐。有了官运降临的诱惑，像皇甫湜这种脾性的人到了制科考场上，还不运笔如风，把胸中积攒多年的不平之气全都发泄出来？

皇甫湜的策文紧紧抓住宦官乱政这一点，攻击这些“阉人”的骄奢淫逸、无法无天。牛僧孺和李宗闵两个人则重点指责某些当权者不作为，炽于武功、疏于文治等。三个人的文章写得都不错，言切词直、匡正时弊，得到了主考官的认可。

两位主考官分别是杨于陵和韦贯之，他们一个是吏部侍郎，一个是吏部员外郎，这样的身份担任考官显然是胜任的。吏部是负责官员考核、升迁的部门，由他们的部门长官来评判文章的优劣、决定人才的去留，顺理成章。杨于陵和韦贯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两位大人很敬业，认为既然皇帝想要中兴，想改变社会现状，那就得听真话、听实话。他们筛选出牛僧孺等人的文章为一等文，就是为了上呈御览，帮助皇帝了解自己手里“千疮百孔”的国家。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会因为帮助皇帝选拔人才而倒霉。

与他们一样倒霉的还有两位翰林学士——裴垍和王涯。裴大人和王大人在这次策试中扮演的是复试官的角色。中国人都知道的大诗人李白也曾做过翰林学士，但他是唐玄宗时代的翰林学士，没有掌握实权，主要做的还是帮皇帝起草诏书等文案性质的工作。到了晚唐，随着宦官的权柄越来越大，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就开始注意培养自己的势力，翰林学士就是皇帝的智囊团，是下一任宰相的候选人，这群人在皇帝面前的话很有分量。

本次策试，裴垍和王涯的主要工作就是复审主考官推选出来的佳作，做最后的评定。他们两个也是实在人，一来相信杨于陵和韦贯之的人品和能力，二来也认为牛僧孺等考生的文章写得不错，就维持原来的考核成绩，直接让唐宪宗李纯过目了。

李纯是唐晚期几个皇帝中比较有作为的一个，年号元和，历史上把他执政的十六年称为“元和中兴”。李纯在位期间，对收复祖宗失地这件事情很上心，任用了一些有才干的大臣持续削藩，重振了皇权的威严。虽然是昙花一现，但也足够让时人大呼“皇上英明”了！

唐宪宗是唐顺宗李诵的长子，十一岁的时候，就被皇祖父德宗皇帝册封为广陵郡王。李纯在郡王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十七年。李纯二十八岁的时候，他那做了二十六年太子的父亲才登基，照这样下去，李纯和身边的人都忧虑起来，这得等多久他才能成为国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呢？于是他用了一点不太光彩的手段，和太监们一起“请”父亲去当了太上皇，自己做了皇帝。

关于李纯“窃国”之事，正史之中语焉不详，不过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露出来，供人遐想。永贞元年（805）四月，李纯被立为太子；七月，太子李纯取得监国之权；八月，顺宗传位给李纯，自己做了太上皇。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李纯由一个郡王升级到君王，其间发生的故事的确令人生疑。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顺宗因为不甘心受制于官宦，登基之后准备革除宦官专政的弊端。这个主意被大宦官俱文珍知晓，提前开始谋划除掉顺宗之事。俱文珍察觉太子李纯想要早日登基的心理，就联合李纯一起逼迫顺宗退位。这样，登基才七个月的顺宗被迫起草诏书，将皇位内禅给自己的长子李纯。交出皇位之后的顺宗用处不大，第二年正月就“病”死了。

元和三年的策试案发生的时候，李纯已经登基三年了。在这三年中，他积极巩固自己的地位，以消除他逼父亲让位的影响。从年轻人中提拔人才，组建班底，就是李纯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重要手段。所以他对“贤良方正科”的考试特别重视，还特意把自己很头疼的宦官干政、藩镇割据等问题拿了出来，想看看有没有人能提出独树一帜的见解。当杨于陵和韦贯之把牛僧孺等人的考卷呈上来的时候，李纯眼前一亮。他看到这三篇文章对社会问题认识得如此深刻，十分嘉许，立刻表示要擢升这几人。

皇上一高兴不要紧，下面的人可麻烦了，一连串参与此次策试的人都要面临仕途上的挫折。按照常理来看，皇权为大的社会，皇帝想做什么事情一般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可是很多事情并不是这样想当然的。晚唐是一段很特殊的时期。这段时间，皇帝的废立是由大宦官们决定的，皇帝们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遑论别人的命运了。尤其是李纯要擢升的这几个考生当中，那个叫皇甫湜的人公开指责宦官专权，这不是捅了马蜂窝吗？

要知道，晚唐时期官宦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就连皇帝的废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宦官集团想要毁灭一个士子，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牛僧孺和李宗闵对这一点的认识就很清醒，他们也想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但都能克制住自己，不去得罪宦官。但皇甫湜没看清这一点，直接揭了宦官们的伤疤。

果不其然，得罪了权贵的牛僧孺和李宗闵落了个原地踏步的下场，而得罪了宦官的皇甫湜却基本上断绝了在仕途继续往下走的可能。更加严重的是因为皇甫湜的关系，两位主考官和两位复审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贬谪。

宰相肚里能撑船？

宪宗皇帝和几位文臣的做法得罪了宦官不假，但是宦官势力再大，毕竟上不了台面，表面上的事情还是宰相说了算。当时的宰相是谁呢？是赵郡李氏的李吉甫。为什么强调李吉甫是“赵郡李氏”，这几个字有点来头。

从两晋到隋唐，是非常讲究门阀的。那些有传承、有势力的门阀大族往往底蕴深厚，连皇族都不能与之比肩。比如东晋的王谢两家就是世代簪缨，任凭改朝换代，他们都岿然不动，稳稳占据士族圈子。

尽管唐朝自开国以来，几位君王一直在想方设法打压门阀势力，提拔新兴贵族，但那些世家大族并没有被雨打风吹去，依然坚挺。在大唐，有一种“五姓七望”的说法，即五种姓氏、七处望郡，这些家族都是当朝最负盛名、最有实力的所在。

“崔、卢、李、郑、王”是为“五姓”，但不是所有姓崔、姓李的人都是名门望族。有了高贵的姓氏，还得出身望郡，才算得上货真价实的贵族。当时的人提到卢氏说的必定是范阳卢氏，其他地域的都不算；郑氏也单指荥阳郑氏；天下姓王的人何其多，但只有太原王氏才是正宗；崔氏家族就分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两支；李氏家族除了出身皇族的陇西李氏之外，剩下的一支就是传统的赵郡李氏。

李吉甫是赵郡李氏的嫡系子弟，其父李栖筠是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高官，名望显著。李吉甫步入政坛也是借了家族的余荫，在德宗一朝担任太常博士一职。

李吉甫这个人出身好，又很有能力，所以升官的速度很快。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他经过多年的政治积累，已经成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政治立场很明确，希望在有生之年将威胁唐王朝命运的两大毒瘤——专权的宦官和割据的藩镇一一治理。出身世家的李吉甫一直在有策略、有步骤地向着自己的理想迈步。在朝堂之上，他坚决主张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赢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对于近在咫尺的庞大的宦官势力，他却按兵不动。他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还不能和宦官集团抗衡，那就先忍着，什么时候力量足够强大了，再学习东汉的士大夫们，对骄奢的宦官们来一场彻底的大清洗。

这么一个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肯定是极为自信的人。可是一个人一旦身居高位，缺少强有力的约束，自信很容易膨胀为自负或者变得刚愎自用。元和三年的几位考生为了脱颖而出，绞尽脑汁地列举朝廷的过失，让李吉甫这位当朝宰相十分不满。

这几个考生列举的宦官专权、民生凋敝、当权者炽于武功等过失不就等于在说他这个宰相当得不称职吗？李吉甫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质疑自己的执政水平，所以对牛僧孺这几个考生的文章和为人都极为不满。

不过，还没等他有所表示，皇上就下令给这几个“口出狂言”的书生升官了。打脸，赤裸裸的打脸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宰相虽然位高权重，但也不能随意否定皇帝的旨意，为此，李吉甫想到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双管齐下的妙招。

他先查询了几位考生的资料，发现牛僧孺和皇甫湜都是河南的县尉级小官，李宗闵也不过是陕西的一个小参谋官，三个人的官职都不值一提。再看看他们的出身，也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牛僧孺的祖上有一个叫牛弘的曾经做过隋朝的大官，可是两人相隔二百多年，即便有余荫也荫庇不到他这一辈了。李宗闵倒是唐朝宗室，是唐高祖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的后代。不过，他的祖爷爷李元懿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更何况死了一百多年之后。再看看皇甫湜，李吉甫乐了。这小子的直系亲属没什么可敬畏的，但他的舅舅竟然是复试官王涯。这下好了，身为考生的亲属，王涯竟然不主动避嫌，还亲自把外甥的文章列为一等，这是“举贤不避亲”还是故意授人以柄呢？

有了这个发现，李吉甫的底气更足了。他要上朝“告御状”，恳请皇帝收回成命。于是有了这样一幕：皇宫的大殿上，五十岁的宰相李吉甫跪在三十岁的皇帝李纯面前，声泪俱下，请皇帝收回成命。他的大意是：王涯不厚道，明明和考生皇甫湜有亲戚关系，为什么不主动避嫌呢？裴垍是王涯的同事，说不定私下里也得到了王涯的暗示，照顾一下他的外甥。既然这两个复试官都有问题，那么此次策试的成绩就应该作废！

虽然他只是哭诉，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但宪宗却看出眼前的李吉甫大有“你要是不答应，我就长跪不起”的架势。

如果只有李吉甫方面不满意策试结果，也还好说。可皇甫湜的策文直指中宫，痛批太监干政，这让那些掌握大权的宦官们情何以堪。眼下他们还没有发力，就等着看李吉甫打头阵呢。李吉甫这一仗若是赢了，天下太平；若是输了，没准就是一场新的宫廷政变。到时候不但这些举子们的官职不保，李纯这个皇帝能不能继续当下去都是个未知数。

要说这晚唐的帝王们确实悲催，谁登基、谁退位都在大宦官的一念之间。李纯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父亲是被他和宦官们联手赶下台的，他晚年也是因为殴打太监引起这些宦官的不满，被一个叫陈弘志的大太监杀死的。皇帝们好不容易有点理政的心思，还得顾及老臣们的颜面，因为朝堂之上手握重权的人都是祖辈留下来的老人，不能不给也不敢不给他们面子。后宫的大宦官和庙堂的权臣两边都得罪不起，皇帝除了郁闷还是郁闷。

“罢罢罢，这一次就依你便是，等我将来坐稳了屁股底下的龙椅，再腾出手来一个一个收拾你们。”想通了这一点，皇帝李纯做出了让步。他给李吉甫面子，命中书省不必下发擢升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的任命。

既然皇帝都做出让步了，李吉甫知道继续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打算收手。可他没有想到，这场政治斗争才刚刚开始。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大宦官们也在积蓄力量，伺机收拾一些“不听话”的朝臣。宦官无党，他们自成一派，谁对他们有利，就支持谁；谁妨碍了他们的利益，就收拾谁。

元和三年的四月份，一个本应该生机勃勃的初夏时节对于唐王朝的文官集团来说，却是一个黑色的四月。先是皇上亲自下令免除了裴垍和王涯翰林学士的职务，将裴垍降级为户部侍郎；王涯则去就任都官员外郎。可怜的王涯，都官员外郎的业务还没熟悉呢，又有一纸调令下来，让他去当虢州司马，也就是去今天河南省灵宝市（县级市）做一名掌管军政的副官。

复审考官都被贬了，初审的主考官杨于陵和韦贯之也不能幸免。他们两个也都受到牵连，出京到地方上任职去了。在唐朝，京城官员的地位一向高于地方官，所以原本地位很优渥的两位吏部高官出京外放，心里很不平衡。韦贯之先被“发配”到了西南做果州（今四川省南充市）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贬到更偏远一点的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做刺史。杨于陵更惨，被打发到岭南，做岭南节度使（辖区为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治所在广州）去了。在古代，岭南是蛮荒之地，往往是极不招皇帝待见的人才会被发配到岭南。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不就是被一贬再贬，最后终老在海南岛了吗？

“黑色四月”的战斗是宰相李吉甫挑起的，他的初衷不过是不满几个后生质疑自己的执政水准，想给他们一个教训。可想不到事情的发展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被宦官们利用，成为打击文官的一个好机会。李吉甫暗自后悔，但在既成事实面前也没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恪尽职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多做点实事，避免成为下一次参加“贤良方正科”的考生们攻击的对象。

牛僧孺等考生虽然没有被贬官，但因为这件事也没能高升，只能继续在各自的县衙中混日子，然后等待遥遥无期的升迁。因为李吉甫从中作梗，阻挠了他们的仕途，所以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人默默在心中记恨这个共同的仇人。他们蛰伏的时间越长，对李吉甫的仇恨就越深。有些事情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淡化，但是仇恨、怨气却会慢慢地积累、发酵，待时机成熟时，引发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暴。

元和九年（814），李吉甫没有等到当年那几位考生的报复就去世了。可他还有一个叫李德裕的儿子马上就要步入政治圈，迎接那些以父亲为仇敌的同僚们的挑战。晚唐著名的“牛李之争”即将拉开大幕。

“行卷”惹的祸

长庆元年（821），距离元和三年的策试案已经过去十三年了。这十三年的时间足够发生很多事情。对于唐王朝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几件事分别是：唐宪宗李纯去世了；穆宗李恒继位了；李吉甫去世很多年了；他的儿子李德裕来到翰林院就职了；牛僧孺、李宗闵等昔日的青年才俊也已经步入中年，相继入朝为官了。

穆宗李恒继位，改元长庆。同样是人间四月天，一个本该诗意盎然的春末夏初时节又被一场科考案冲击得七零八落，风景不再怡人。科考案的始作俑者本来是两位主考官杨汝士、钱徽和对录取结果不满的宰相段文昌以及前刑部侍郎杨凭、翰林学士李绅等人，可是因为李德裕和李宗闵两人站在不同的阵营，便抓住这件事做文章，于是一场科考案就逐渐演变为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

从这件事开始，以李德裕为核心的阵营和以李宗闵为核心的阵营之间展开了近四十年的斗争。这场旷日持久的“牛李之争”影响了整个晚唐的政治格局（将这场争斗称为“牛李之争”的原因见后文）。凡是朝堂之上的臣子，不论官职大小，几乎全都卷入了这场斗争，非“李”即“牛”。

既然这场科考案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那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发生在一千二百年前大唐王朝的那场“国考”吧。在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唐朝，考得好的人有可能平步青云，直接从一介布衣踏入高官显贵的行列，所以三年一度的考试牵动着全国士子的心。

长庆元年（821）的科举考试开始之前，与往年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出身寒门、没有门路的读书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埋头读书，梦想着金榜题名、一飞冲天的时刻；出身高贵、家世显赫的读书人则联系家族中身在官场的叔叔伯伯们，希望长辈们帮助自己在主考官面前多多美言。其实，出身好的这些考生们都多虑了，即使他们不去活动，家族的长辈们也不会干等着考官的评判。一个家族能否长盛不衰，需要中坚力量，同样需要新鲜血液的补充，给家族的年轻人们一个进入官场的机会也等于在帮助家族争取更多的政治等码。

唐朝风气开放，就连科举考试的程序也不像后世的宋、明两朝那样严苛。唐代取士，考试成绩只占一部分，名人推荐也能算数。当时由礼部主持的考试也不实行糊名制，主考官阅卷的时候还可以参考举子平时的作品和才誉决定考生的去留。政坛上、文坛上有影响力的人都可以向主考官举荐人才，这种行为在当时很流行，没有人站出来指责这种做法的弊端。

唐朝的考生会在考试之前向有名望的人投递自己的得意之作，期待他们向主考官推荐自己，这种行为叫“行卷”。大诗人王维二十岁时进京赶考，就曾向岐王“行卷”。岐王很欣赏王维的才华，可不能保证王维能当上状元，便把他引荐给了唐玄宗的亲妹妹玉真公主。玉真公主也很喜欢王维的诗作，当即把主考官召来，告诉他帮他物色了一个状元郎。正式考试还没开始，状元就内定了，可见在唐朝，考生之间比拼的不仅仅是临场发挥。

前刑部侍郎杨凭就很淡定，他相信儿子杨浑之必能金榜得中，光耀门楣。杨凭的自信不是来源于儿子的实力，而是他相信当朝宰相段文昌的影响力。早在考试之前，杨凭得知宰相段文昌喜好书画，就把家中收藏多年的书画珍品尽数献给了段文昌，以换取儿子的进士身份。段文昌拿着王羲之、钟繇等人的真迹心情大好，告诉杨凭把心放到肚子里，这个忙他一定帮。后来段文昌果然多次写信给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授意他录取杨浑之。看到钱徽没什么反应，段文昌还亲自去钱徽府中拜访，希望能敲定一个进士名额。

与杨凭一样不惜血本的人不在少数。朝廷中每一个自认为能和主考官说得上话的人都有三两故旧之子需要照顾，他们也在四处活动，为自己的子侄能被录取不断地叩响主考官杨汝士和钱徽家的后门。翰林学士李绅也很热衷这种“社会活动”，他亲自登门拜访了主考官钱徽，希望钱徽能录取他的弟子周汉宾。钱徽很谨慎，同样没有给他什么承诺。不过在李绅眼中，自己和钱徽同朝为官，而且都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这个面子他一定会给的。

等到发榜的时候，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原本高高兴兴等着报喜的杨凭、李绅等人等来了一盆冷水，他们的嘱咐全然没有进入主考官的耳朵，杨浑之和周汉宾两个人都榜上无名。但这时候面子上最挂不住的不是杨凭，而是段文昌和李绅。

段文昌是当朝宰相，出身名门。他的高祖段志玄是大唐开国功臣，凌烟阁上有他曾祖父的画像，女皇武则天的侄孙武元衡则是他的岳父大人。段文昌自己也颇有能力，在穆宗一朝位高权重，很有影响力。当初他接受杨凭送来的字画也是出于对字画本身的喜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受贿”的嫌疑。在考试之前，他曾不止一次向主考官钱徽提过杨浑之这个名字，没想到这个钱徽这么不给面子。

李绅也不是好惹的主儿。他是元和元年的进士，先在国子监当助教，后来做了管理皇家图书馆的校书郎，并与白居易、元稹等文坛名人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算是晚唐文化圈里的“大腕儿”。所以说，如果李绅站出来质疑本次科考的公平性，相当于业内人士“打假”，相当博人眼球。

段文昌命人抄来一份录取者的名单，从中发现了一些“黑幕”。原来，高中者当中并非没有当朝官员的亲属，而且有不少呢。谏议大夫郑覃的弟弟郑朗、河东节度使裴度的儿子裴撰、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都被录取了。更让段文昌火冒三丈的是主考官杨汝士的亲弟弟杨殷士也榜上有名。还没有展开调查，段文昌就断定其中必有黑幕。他原本以为钱徽这个人脾气耿直，不肯徇私，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难道杨凭的儿子和李绅的弟子真的比不上郑覃的弟弟、李宗闵的女婿吗？这些年轻人都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素质相近，为什么自己推荐的人一个都没有被录取呢？

当朝宰相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段文昌很快就向唐穆宗李恒进言，反映这次由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他的奏本大意如下：今年大考，录取的进士都是贵族子弟，这些人根本没有真才实学，都是靠打通关节才被录用的，请皇上明察。

这一年正月宪宗刚刚驾崩，李恒以太子身份继位，亲政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本来对朝政就没多大兴趣，脱下丧服之后马上就投入到声色犬马的游乐当中。现在宰相段文昌来找他评理，他有点犹豫，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毕竟段文昌呈给他的是一份“科场舞弊案”，涉及很多重臣，处理不好有可能引发朝臣之间互相攻击。李恒考虑了一会儿，觉得很麻烦，就把翰林院的几个“高参”召到宫中。

李绅、李德裕、元稹等人时任翰林学士，三人既是同事，又是诗友，关系很好。李绅就是写“锄禾日当午”的那位；元稹是写“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那位；李德裕的政治才华掩盖了他的文学才华，但他同样是一位诗文发烧友。李恒对元稹很有好感，他身边的宫女想博得君王关注，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背诵元诗。现在李恒把三位翰林学士叫到跟前，就是为了征求意见，问他们段文昌提到的科场舞弊一事该如何处置。

这下可问“对”人了。李绅就不用说了，他推荐的周汉宾没有被录取，正想找个机会发作呢。现在皇帝问他怎么处理两位主考官和已经录取的考生，他当然不会说什么好话。李德裕和元稹与考场案本无关系，他们也没有族人、门人需要照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和一个共同的敌人——朋友是李绅，敌人是李宗闵。现在李宗闵的女婿苏巢高中了，这就是把柄！

李德裕是前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而李吉甫当年曾阻挡过李宗闵的仕途，所以李宗闵回到京城当官之后，经常写一些策文影射李吉甫，这让李德裕忍无可忍。至于元稹，他和李宗闵早年关系还挺好，后来因为争夺功名，产生了矛盾，对李宗闵十分痛恨。现在皇上让他们拿主意，他们三个根本就不用商量，一致认同“段文昌所奏极是”。

李恒只好下令重新复试。复试的主考官是白居易和王起。两个人谢绝一切“行卷”，比较公正地主持了复试。结果裴度的儿子再次被录取，郑覃的弟弟、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人则名落孙山。这下，段文昌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置钱徽等人了。在李德裕等人的协助之下，李宗闵从国家政务中枢的中书舍人被贬到剑南（今四川省剑阁县）做节度使去了。杨汝士本来官职并不高，但他是皇帝身边的人，专门对皇帝进行规谏和举荐人才，他从京官被贬为重庆市开江县令，品级上变化不大，实际待遇却差了很多。钱徽更惨，直接从礼部侍郎变成了江州刺史。

穆宗李恒在历史上的评价并不高，《新唐书》用“失德”两个字概括了他的行为。李恒喜欢纵情享乐，不喜欢朝政。如果他是普通的纨绔子弟，顶多就是个败家子，不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可他偏偏是大唐帝国的皇帝，是父亲李纯刚刚“中兴”之后的接班人，让这样一个人来做一国之君，显然难当大任。果然，旷日持久的“牛李之争”就从穆宗一朝变得白热化起来，几乎全国所有的高官都被卷入其中。

从李宗闵被贬官开始，李德裕和李宗闵分别有了自己的党朋，他们两派之间互相拆台，将朝廷当成一个角斗场，彼此争斗了整整四十年。

第二章交锋

李逢吉的仕途起落（一）

长庆二年（822）六月，大唐的臣子们过得很不太平。有人举报宰相元稹意图买凶杀人，刺杀的对象是另一位宰相裴度。穆宗马上派左仆射韩皋调查这件事。韩皋受命之后，很是忐忑，让他去调查两个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搞不好就是玩火，一不小心就会烧伤自己。他不敢擅自行动，于是会同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一起调查，这样就算真有什么事也有垫背的。

不过韩皋他们调查来调查去，竟然拿出一个“查无实据”的结果上呈给穆宗。既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元稹要对裴度不利，也没有证据证明元稹清清白白。穆宗心下恼火，认为两个宰相在消遣他，就下令同时免除了两个人的宰相职务。官场上向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一下子空出两个相位，很多人都跃跃欲试，渴望站到大唐权力之巅。兵部尚书李逢吉运作良久，第二次坐上宰相的位置。

同僚们看到是李逢吉上位，想提反对意见的人也只得暂时闭嘴，静观其变。原来李逢吉曾经在元和十一年（816）任宰相，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他还曾做过穆宗皇帝的陪读，与李恒的私交很好。这一次，他为了再登相位，不惜结交宦官王守澄，请他为自己美言。一个读书人能拉下脸面主动与宦官交好，单是这种不在乎名声好坏的心理素质就叫人汗颜。

李逢吉第一次做宰相的经历并不光彩，他只当了一年半的宰相就被宪宗免职了。当时他和韦贯之相继拜相，两个人对削藩的态度很不积极，宪宗李纯很不喜欢他们。李纯是大唐的中兴之主，他喜欢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这些积极帮助自己削藩的人，对李逢吉和韦贯之的软弱很不认可，总想找个理由免了他的职务。

李逢吉也是倒霉，接连办了几件事都让宪宗很失望，终于在元和十二年（817）九月，被宪宗李纯从京城贬到剑南东川做节度使去了。李纯没有登基做皇上的时候，身份是广陵王。当时他身边有一个叫张宿的人特别善解人意，很得李纯欢心。这个张宿不仅擅长察言观色，而且口才一流，无论什么话都能说到李纯心里去。李纯当了皇帝，张宿的仕途一路顺畅。他不断地升迁，一直升到比部员外郎。遗憾的是，这个张宿除了那张巧嘴之外，真才实干并不多，贪赃枉法的事也没少做。李逢吉本来就看不上张宿，当了宰相之后可以节制百官，更是不把张宿放在眼里。他忘了“打狗还要看主人”这句老话，不但找机会打了张宿，还到张宿的主人——李纯跟前抱怨，说张宿如何如何不称职。李纯听了大为恼火。

宪宗时期乃至整个晚唐，朝廷最大的难题就是藩镇割据。每一任新皇登基，对待藩镇的态度都略有不同，朝臣之间也经常因为削藩还是安抚分成两派，争执不休。前任宰相李吉甫是坚定的削藩派，他在临终之前还制定了削平淮西的政策，武元衡和裴度就是他政治理念的继承者，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进行削藩事宜。后来武元衡被刺杀，裴度的削藩态度更加坚定了。他准备亲赴一线，不胜不还。李纯对削藩的态度也很坚决，他对裴度寄予厚望，对裴度临行之前的建议简直有求必应。裴度担心自己远离朝堂，主和派会趁机在皇帝面前说坏话，就奏请罢免不赞成远征的翰林学士令狐楚。李纯马上就同意了，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还把一直主和的宰相李逢吉也罢免了。

裴度解除了后顾之忧，不用再担心有人在背后捅刀子，潇洒地上了淮西战线，迅速扭转了朝廷久败不胜的局面。李逢吉则被迫让出宰相的位置，去了东川战区督战。他走得很不甘心，对裴度恨之入骨，对裴度推崇的李吉甫也咬牙痛恨。如今李吉甫去世了，那就父债子偿，正在翰林院工作的李德裕需要代替父亲承受来自李逢吉的怨气。

“牛李之争”的骨干分子们都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按理说人品也应该过硬才对。他们之间的不和是出于政治理念的不同，这样谁也不会被人看轻。但李逢吉是个异类，他的行为一直远离“君子”的标准。

李逢吉第一次做宰相而后被贬至东川之后，一直在谋求返京的机会。宪宗去世，穆宗继位后，李逢吉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通过贿赂穆宗身边的佞臣，让他们替自己说好话，引起了穆宗的注意。李恒虽然没好好读书，但对自己的老师还是不错的。他做太子的时候，李逢吉以陪读的身份时常进宫，对他颇为亲厚。现在老师求助，他不能无动于衷。他正月登基，三月就把李逢吉召回京城，做了兵部尚书。

李逢吉回京的时候，裴度也早就从前线回来，与元稹同列宰相之职。看到自己的头号仇人成为顶头上司，李逢吉恨意难平，他继续寻找机会，扳倒裴度。李逢吉是聪明人，知道自己刚刚当上兵部尚书，想扳倒一朝宰相并不容易。他要借力打力，通过别人的手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朝野之中都知道裴度和元稹不睦，两个人从前是暗中较劲，现在矛盾已经由暗转明了。元稹嫉妒裴度功勋卓著，总在暗中扣留军事奏报，裴度知道后，直接捅了出来，穆宗不得不批评了元稹。李逢吉抓住两位宰相之间的矛盾，策划了一个一石二鸟的计策。他授意属下写匿名信，向神策军告密：宰相元稹欲买凶杀人，刺杀的对象是另一位宰相裴度。于是就有了本节开头那段故事。

这下真相大白，原来裴度和元稹双双离职是李逢吉一手策划的阴谋。宰相的位置腾出来后，李逢吉第二次登上了相位。位极人臣之后，他仍不肯放过裴度以及与裴度交好的一切官员。李逢吉的报复行动比较隐蔽，他不惜放下身段结交那些在裴度当权时期失意的官员，“团结”了大批党羽。这些人原本仕途不甚得意，眼下得到宰相的青睐，谄媚逢迎者大有人在。为了报答李逢吉的知遇之恩，这些人鼓唇弄舌，不断地造谣中伤裴度。

裴度是一个强势的人物，素来官声卓著，根本不屑参与这些事。可是身在晚唐政坛的大染缸中，他又无法真正做到独善其身。他尊重逝去的李吉甫、强烈主张削藩、对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也十分欣赏，这些因素都令他与李德裕一系颇为亲厚。加之裴度身居高位，自然被别人看作“李派”的核心首领。两个阵营势不两立，裴度亲近李德裕等人必然疏远牛僧孺等人，这也是他得罪李逢吉、李宗闵的重要因素。

藩镇叛军不断挑衅唐王朝的权威，真正能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裴度成为皇室不得不倚重的人才。尽管李逢吉等人对裴度一再诋毁，但穆宗清楚罢免裴度事小，江山稳固事大。在大是大非面前，李恒还是有主见的，他不同意过分打击裴度，将其留在京师委以右仆射之职，也是出于可随时起用这位国之重臣的需要。

李逢吉的仕途起落（二）

对付裴度未果，李逢吉转而向羽翼尚未丰满的李德裕下手。李逢吉与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同岁，从年龄上来看，李德裕是他的晚辈。虽然同为李姓，但李逢吉属于陇西李氏，李德裕是赵郡李氏，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族，自然没有同族之谊，用不着手下留情。

李德裕并没有直接得罪过李逢吉，他被宰相挑刺完全是“代父受过”。他的父亲李吉甫做宰相时，与李逢吉政见不和，免不了时常“关照”这位同僚。作为下属的李逢吉敢怒不敢言，只能把怨恨放在心头。如今李吉甫已死，李逢吉做了宰相，当然要好好“照顾”李吉甫的儿子，以报昔日之仇。李逢吉拜相的时候，李德裕是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一般来说，这两个职位的官员都有资格成为下一任宰相的候选人。李德裕身兼双职，出将入相指日可待。眼下李逢吉当政，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李德裕上位，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打压李德裕，阻止他向宰相之位靠拢。

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李逢吉不但刻意笼络失意的大臣和皇帝身边的佞臣，还拉拢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作为盟友。毕竟旁门左道只能偶尔为之，真想坐稳宰相之位，没有点真材实料是不行的。他看中的第一个有实力的盟友是户部侍郎牛僧孺。

牛僧孺人品不错，学问不错，最关键的是他在元和三年曾在仕途受挫，打击他的就是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李逢吉相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牛僧孺记恨李吉甫，必然不喜欢李德裕，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政治上的盟友不一定事事同步，求同存异也是可行的。对李德裕的排斥让牛僧孺加入到李逢吉的阵营当中，并很快成为主力。“牛李之争”中的“牛”就取自牛僧孺的姓氏。

长庆三年（823），李逢吉拜相半年之后，推荐牛僧孺担任中书侍郎兼同平章事，即事实上的宰相一职。牛僧孺担任宰相之前，右骁卫将军韩公武突然去世，留下偌大的家产。有人把韩家的账目上呈穆宗过目，李恒看到满朝当权派几乎都收受过韩公武的好处，只有牛僧孺的名字下面用红笔标注：某年月日，给牛僧孺送礼，拒收。穆宗由此得知牛僧孺两袖清风，是正人君子，很敬重他的为人，对他入相持欢迎的态度。

李德裕也是本届宰相的热门人选，可李逢吉力挺牛僧孺，让他当选宰相的愿望落空了。为了继续压制李德裕，李逢吉找个机会把李德裕外放到东南，担任浙西观察使，一连八年，没有升职。李德裕心中对李逢吉和牛僧孺的恨意也在加剧。

随着裴度罢相、李德裕外放，李逢吉拉拢外援牛僧孺、结交内宦王守澄，权倾朝野，几乎无人敢和他抗衡。只有翰林学士李绅不买账，每次穆宗叫他到殿前咨询国事的时候，他都会抓住机会，发泄对李逢吉、王守澄等人的不满，就连李逢吉送上的奏折也常常遭到李绅的奚落。李逢吉对李绅恨得牙痒痒，但穆宗喜欢李绅，他也没有办法。对于李逢吉来说，李绅只是暂时不能动的人，但是只要找到机会，一定会给他狠狠一击。

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骂杀与捧杀》，这篇文章贡献了一个叫“捧杀”的词语。“捧杀”也是“杀”，但它杀人不见血，把你捧到云端，然后让你自己晕头转向找不着北，再摔个四仰八叉、头破血流。李逢吉就是用这一招来对付李绅的。

当李逢吉对李绅忍无可忍的时候，一个御史中丞的职位空缺出来了。李逢吉就到穆宗跟前拼命地夸奖李绅，说他多么清正廉洁、刚直无私，最适合御史中丞这一职务了。穆宗一听，确实是这个道理，是应该给李绅加担子了，御史中丞比翰林学士的职权大一些，那就让他去吧。李绅感觉御史中丞这个纠弹百官的位置还真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也没有怀疑，高高兴兴地赴任去了。

他来到御史台上任，等着京兆尹来参拜自己。左等右等都没有人来，李绅急了。按照唐朝的官场规则，京兆尹比御史中丞职位稍低，御史台新官上任之后，京兆尹应该前去拜访。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惯例就有例外。李绅不知道李逢吉推荐他就任御史中丞之后，还送给京兆尹韩愈一个人情，提拔他兼职御史大夫一职。御史大夫是正三品官，御史中丞是正四品，一个长官一个副官，谁高谁低明摆着的事。可是，唐朝后期政坛有点乱套，一般情况下御史台的长官就是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成了虚衔，多数情况下都是空缺的很少单授。

信息不对等打了李绅一个措手不及。他还等着韩愈来拜见自己呢，可他不知道韩愈不单单是京兆尹，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根本不可能来御史台参拜。这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矛盾。李绅脾气不好，直接就找到韩愈质问去了，韩愈文笔好，但口才不行，两个人竟然因为这点误会争吵起来。李逢吉趁机上奏：李绅和韩愈身为朝廷命官，大庭广众之下大吵大闹有失体统。他们同掌御史台，却不能好好合作，建议将两人调离京城。

穆宗不想把两个人都调走，想了个折中之策，安排韩愈做兵部侍郎继续留京，将李绅外调为江西观察使。韩愈和李绅接到任命书之后，入朝谢恩。尤其是李绅这一走就是千里之遥，他是特意来向穆宗道别的。穆宗拉着两个人的手很是舍不得，决定做个和事佬，让二人临别之前，当面把心中的矛盾化解了。两个人把事说开了，才发现都上了李逢吉的当。这下穆宗高兴了，既然是李逢吉挑唆的，那你们就都别走了。还没上任的兵部侍郎和江西观察使就再次更换了岗位，韩愈去做吏部侍郎，李绅去当户部侍郎。至于李逢吉，不但同时得罪了李绅和韩愈两个人，在穆宗心中的地位也一日不如一日。

李绅是安徽亳州人，幼年丧父，由寡母卢氏一手带大。他对族人的感情并不深厚，在族中的名声不是很好。坊间传闻李绅做官之前，经常管一个叫李元将的人叫叔叔，两人都姓李，李元将又比他年长，叫几声叔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李绅做官之后，李元将要反过来巴结李绅了，他不敢以叔辈自居，就主动降级，称呼李绅为兄，李绅不理。他又降一辈，叫李绅叔叔，李绅也不予理睬。李元将干脆把心一横叫李绅爷爷，李绅才勉强接受了这个比自己大很多岁的“乖孙子”。这件事让李绅的族人们心冷，对他敬而远之。

李绅家族中有一个侄子叫李虞，也被李逢吉利用，跑来为李绅添堵。李虞的文章写得很好，但仕途不得志。他为了自我安慰，故意说自己不喜欢当官，一生只想做一个陶渊明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高人。李绅听了这话很不以为然，认为李虞是沽名钓誉之辈。果然，李虞有一个亲叔叔做官了，他按捺不住喜悦写信给叔叔，希望能谋求个一官半职，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李绅听说这件事后，就公开奚落李虞是假隐士、真官迷。李虞脸上挂不住，十分记恨李绅。他听说宰相李逢吉也不喜欢李绅，就主动去抱李逢吉的大腿，向李逢吉透露李绅私下的劣迹。李逢吉虽不喜欢李虞这样的小人，但他很重视李虞的身份，不但亲自接见了李虞，还给他钱，让他尽可能地在士大夫中间传播李绅的过错。

李绅是个喜欢走上层路线的人，他能和穆宗打好关系，但不重视与同僚的相处，在士大夫中的人缘本来就不是很好。现在他的族侄都站出来说他的坏话，等着他倒霉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对的，你对我好，我自然对你好。士大夫们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等李绅出丑，李绅身为御史中丞自然不会客气。御史中丞拥有整顿吏治、弹劾百官的权利，他暗中观察那些曾经说过自己坏话的人，将这些人视为“朋党”，并上报给穆宗。当权者，最害怕的不是下属无能，而是怕他们结党营私。一旦谁被皇帝认定为结党，仕途就算走到尽头了。这样恶性循环之下，李绅在同僚当中的名声越发不好，私下诋毁他的人更多了。

不用自己出手，就能给李绅制造很大的困扰，李逢吉很是得意。他认为自己启用李虞来对付李绅的这步棋下得很高明，决定继续出招。他让自己的亲信张又新、李仲言等人和李虞一起搜集李绅和其他自己看不顺眼的人的过失。李虞、张又新这些人又各自找了一些帮手，号称“八关十六子”，这十六个人紧紧抱住李逢吉的大腿，对他百般奉承，仗着李逢吉的庇护作威作福，恶名远播。

穆宗李恒是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三年多就去世了，享年不过三十岁。他与大唐其他皇帝最大的不同是别人都是儿子继承自己的皇位，孙子继承儿子的皇位，而他的龙椅却接连传给了三个儿子，穆宗之后的敬宗、文宗、武宗三任皇帝都是他的儿子。这父子四人最为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在位期间，牛李之争的硝烟始终飘荡在王朝的上空，久久不散。

少年天子的烦恼

长庆四年（824），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唐穆宗李恒因病去世了。四年前的正月，他在父亲李纯的葬礼之后继承皇位，同样是正月，他的长子李湛登基了，改元宝历，是为唐敬宗。这一年，李湛十六岁。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天子，能拯救风雨飘摇的晚唐命运吗？

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们以太子年幼为名，假意希望郭太后能临朝听政。郭太后是大唐中兴名臣郭子仪的孙女，见识非凡。她以武则天几乎颠覆大唐为戒，认为女人不合适当政，坚辞不受。既然郭太后不领情，众位宦官把朝堂代言人的目标锁定在李逢吉身上。穆宗在位的时候，李逢吉就和他们合作愉快，如今新皇年少，干脆做个顺水人情，把“摄冢宰”这个荣誉称号送给他，让他做唐王朝的最高摄政者。

李逢吉在朝堂之上的地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没有朝臣能与他比肩。可他身居高位却并不安心，时刻担心曾经的政敌们东山再起。毕竟穆宗对自己信任有加，对李绅、裴度等人也不错。现在太子登基了，难保他会对父亲身边的旧人念念不忘，万一哪天心血来潮，将这些旧人全都重新起用就大大不妙了。

有道是先下手为强，李逢吉决定在李湛还没完全适应一国之君的工作之前，把李绅先排挤出去。这事不能自己说，得皇上身边的人说出来效果才好，李逢吉把挑拨李绅的事情拜托给了老搭档王守澄。

王守澄是宪宗年间入宫的宦官，历经宪宗、穆宗两朝，算上新登基的敬宗，他先后伺候过三代帝王了。这个大太监很不简单，从入宫开始就走上了另一条攀登权力巅峰的道路。他从低等级的小太监做起，当过风光的监军，现在又是枢密院的长官，他的势力远远超过后世李莲英、小德张之流。枢密院是一个上传下达的机构，在晚唐时代，大臣们的奏折不能直接交给皇帝，都是通过枢密院转交的；皇帝有什么旨意需要下达，也不能直接传达给朝臣，同样需要通过枢密院发布指令。枢密使就是枢密院的最高负责人，担任枢密使的一般都是当朝的头号大太监。据说宪宗皇帝就是被陈弘志和王守澄这些太监联手毒死的。“解决”了宪宗之后，王守澄又来伺候他的亲孙子了。

李湛确实如李逢吉所料，一来年轻，二来初登大宝，万事都没有理出头绪来，身边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对外臣不熟悉，最信任的人就是身边看着他长大的太监们。

一次闲聊的时候，王守澄提起当初先皇病重，大臣们对拥立哪位皇子做太子发生过一些分歧。李湛对此很感兴趣，就问王守澄难道有人反对自己以嫡长子的身份继位？王守澄不动声色地为李逢吉美言，说当年先皇打马球的时候，一个太监不甚坠马，先皇惊吓过度，以致中风，口不能言。大臣们都奏请先皇早立太子，李逢吉奏报李湛在众皇子当中最为优秀，坚决支持李湛当太子。突出李逢吉的作用之后，王守澄又“顺便”提了一句，杜元颖、李绅这些人拥立的是深王而非李湛。

李湛听了这话没吭声，心里对杜元颖和李绅生出反感。王守澄的那番话说得也是煞费苦心，其中七分真、三分假，对付一个成年人都绰绰有余，何况李湛这个半大孩子。他说李恒曾经因为打马球受到惊吓而中风没错，可是最早奏请册封太子的不是李逢吉，恰恰是李逢吉的老对头裴度。

皇室之中，如果长子不是太差劲，都是嫡长子继承大统。裴度拥立的也是景王李湛。不过裴度这个人过于老实，他看到李恒病重就立即上疏请立太子，一心为公不假，可他的举动让李恒很不爽，以为裴大人巴不得自己一命呜呼呢。相对而言，李逢吉就善于选择时机，他挑李恒快要不行的时候，屏退左右，待身旁只有几个宦官的时候请李恒立景王为太子。李逢吉早就打听清楚裴度曾三番五次请立景王，李恒都没有表态。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李恒觉得自己的病还能好，不舍得屁股下面的皇位；二是他对立长子李湛没什么意见，只是不愿意接受现实。李逢吉进言的机会比裴度选得好，虽然推举的是同一个人，但他一说就奏效了。

有了王守澄的挑拨，李逢吉安排好的其他奏折很快送了上来。度支员外郎李续之就在奏折里继续诉说皇帝登基之前，某某大臣拥护某某王的事情，不断地加深李湛对此事的印象。估摸着火候到了，李逢吉就出面，直接面圣，告诉李湛有人在密谋对他不利，密谋的人就是李绅和他的“同党”。

李湛听过王守澄的话之后对李绅印象就很不好，现在别的大臣也说他不好，连摄政大臣也发话了，便将李绅贬为端州司马、庞严贬为信州刺史、蒋防贬为汀州司马。端州在广东省中西部，在唐朝，那里绝对是边远蛮荒之地。庞严和蒋防算是受到李绅的牵连，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李绅推荐的，被李逢吉当作李绅的党羽了。

李绅等人被排挤出京城之后，朝中多数大臣都去李逢吉跟前道喜，祝贺他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一个叫吴思的小官不肯前去祝贺，很快就遭到了李逢吉的打击，被迫让出右拾遗的位子，去吐蕃王国当了告哀特使。

朝堂中的斗争虽然残酷，但一般来说都在暗中进行，不见硝烟。像李逢吉这样公开对付李绅，他的同党又公开祝贺的情况还真少见，称得上晚唐党争的一大奇景。

一纸奏折打击一片政敌，李逢吉这位摄政大臣的心胸还真是不大。他手下的“八关十六子”最拿手的就是落井下石，他们看到李绅被贬谪了，继续不依不饶，希望敬宗直接下令处决李绅。

敬宗虽然年轻，又喜欢玩闹，但他不傻，事实上，能在皇宫那样险恶的环境里平安长大的孩子，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傻子。他看李逢吉和他的爪牙们这么恨李绅，反倒对李绅产生了兴趣。有一天他闲着没事，翻阅他父亲生前的东西，无意间看到一只封口的箱子。李湛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他打开箱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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