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微型小说年选_中国小说学会，卢翎编_9787536077812

花城年选系列之一种。今年选本共收入微型小说本年度精品力作100多篇，分八辑。小说反映的题材涵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举凡城市生活、乡村生活，官员、小职员、工人（含农民工）、农民、教师、店员、老板乃至流浪汉、小混混，都有反映。不少作品出自名家之手，作品的艺术手法表现形式多样，不乏构思奇异，文笔隽永之作。具有较强可读性。

序：2015微型小说印象
　　卢翎
　　今天的微型小说是个极为丰富而复杂的“存在”。它深受广大文学爱好者喜爱，越来越多的人写微型小说，为“寻找一种精神慰藉”，或者，圆自己的文学梦。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微型小说刊物、系列出版物热销，它是“较高品位的大众文化”。还是如陈建功在《中国小小说50强》出版序言中所说的：相当多的作品入选小学、中学、大学语文教材乃至国外的中文教材。还有它与出版、与教育深度合作，达到了令其他小说品种和其他文学体裁羡慕的境地。同时，它以文体的短小、凝练、精致与灵动，向着最为自由、最深彻的表达“敞开”，而这正是2015年微型小说最值得关注的所在。
　　一
　　翻阅2015刊载微型小说作品的文学期刊，我发现不少文学期刊不再按照惯常方式使用“微型小说”或“小小说”等约定俗成的称谓。而是别出心裁地重新“命名”，并力求做出期刊的自我定位与阐释。像《人民文学》的“微篇小说”，编者强调：相信读者朋友仔细看过就会知道，这些作品在名称上应该，在质地上更是区别于通常意义的“微型小说”和“小小说”的，那么顺着纯文学的名称序列：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直到微篇小说，还是可以的吧，何况有的微篇小说，似乎并不比时下有的中篇小说的内在容量小。再如，《青春》的“掌小说”，这一名称是从日本“拿来”的。“它指一种篇幅极短的小说，川端康成的创作为其确立了美学范式，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强调一种锐利的锋芒”。此外，《小说月报》的“开放叙事”、《文学港》“好看”等，致力于文体形式的探索，虽不专门刊发微型小说作品，但跨文体写作的微型小说作品亦在其关注之列。在这些刊物上刊发的微型小说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像劳马的《改不掉的毛病》《无语的荣耀》（选自劳马《劳马小说》8篇），大解的《当面评估》《望见了自己的后背》（选自大解《傻子寓言》23篇），白玛的《七彩石》《如果》（选自《小说五段》5篇），李黎的《严密》、《您就是选择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选自《李黎掌小说小辑》10篇）等等。它们不再遵从小说的“法则”：没有完整的情节、清晰的线索、集中而强烈的矛盾冲突，人物亦模糊不清；糅合了散文、寓言、戏剧、诗歌等多种文体元素。《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傻子寓言》时，特别强调了其文本的独特性：“每个文体都有其优长与缺陷，它在表达自我与世界关系时各有短板，所以我们才会有如此丰富繁多的文体。到《傻子寓言》这一类型，大解也许觉得他最擅长的诗歌不够用了，他要更大的自由，他要借助小说、散文和寓言，需要把一切有效的因素利用上，不管它们渊源何处，文无是法，一概拿来，必须地。”
　　小说中的故事消失了，它们有时是一个场景、一种声音，有时又是一种情绪、一些闪光的灵感，是些简洁有力的碎片与瞬间。时远时近飘忽不定，似乎很难把握，又清晰而透彻地呈现。在《劳马小说》中，反讽的、幽默的、狂欢的方式呈现生存的荒诞，《傻子寓言》以绝句式的纯粹直击精神之痛，《李黎掌小说》锐利的锋芒直指当下现代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而《小说五段》则是自我的诘问……它们无不指向现代社会、现代人那些最为普遍而重要的话题，它们是一种对人性至深的体察、对存在某种深彻的体悟。“想要捕捉它只需要一双眼睛，一个声音，或是一个思索中的头脑。但不论将其工作对象称作故事还是经验，归根到底，它们都只是一个容器，作家借此实现自己的天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外部世界与自我。”（吴永熹《戴维斯的“个性”》）
　　林斤澜说，“短小的生成灵活，灵活便于超前，做实验、当先锋”。无论世界小说艺术还是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在文体实验尝试中，体制短小的小说往往是走在前列的。在这些微型小说中，我看到了小说的高远理想与追求，超越文体界限、向着最为自由、最为不拘一格的表达的一种努力，这也是小说的美学雄心。“小说从本质上说就不可用范式约束。它本身便是个可塑的东西。这一体裁永远在寻找，在探索自己，并不断改变自身已形成的一切形式。”（巴赫金《小说理论》）
　　二
　　摆脱一切羁绊，追求一种最为自由、最为独创的表达，是每一位写作者的追求，它往往以辨识度极高的个性化风格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新篇》以鲜明的“冯氏”个性风格和对一座城市地域文化性格的深彻发掘，成为2015年微型小说的重要收获。
　　上世纪80年代，冯骥才创作了具有文化反思意味的《神鞭》《三寸金莲》等作品后，“肚子里还有一大堆人物没处放”，于是便有了一群清末民初时代天津卫奇人异士“问世”（《市井人物》7篇，刊载于《收获》1994年1期）。其后他又陆续创作《刷子李》《蓝眼》等11篇小说，2000年它们以《俗世奇人》（共18篇）为名结集出版。此后冯骥才虽忙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工作，但“脑袋里还有一些没写出来的人物”，“闹腾起来，也要出头露脸，展身手”。2015年，冯骥才以《俗世奇人新篇》（18篇）让这些老天津卫各色人等，一个个“钻出笔管”，“活活脱脱地站出来”。
　　冯骥才熟悉中国传统小说，又极为推崇欧？亨利、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对现代主义小说亦不乏真知灼见。宽广的艺术视野与丰富的艺术资源使冯骥才能够博采众长，建构充满“冯氏”个性特色的艺术世界。他往往从“出于文本的需要出发”，决定作品的“写法”。《市井人物》《俗世奇人》及《俗世奇人新篇》，在艺术上一脉相承，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将笔记元素、传奇风骨、白描手法融合于一体，厚重而不失轻灵、深长而不乏精巧。它既是古小说在当今悠远的回响，也是一种敬意的传达，同时又是一种最为自由最为开放的艺术上的“独出心裁”。冯骥才说，“我喜欢这样的写法。好比雕工刻手，去一个个雕出有声有色有脾气有模样的人物形象”。《俗世奇人新篇》18篇小说，独立成章，18个人物形象，“各色性格”，“又热又辣又爽又嘎又不好惹”，他们是天津这座有着600余年历史的城市的“精灵”。（冯骥才认为，若说地域文化，最深刻的还是地域性格。一般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只是一种表象，只有进入一个地方人的集体性格的文化才是不可逆的。它是真正一种精灵。）
　　天津既是最早的通商口岸，开风气之先之地，又因拱卫京畿，与北京的官场息息相通，但是洋场、官场，都不能代表天津。“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气强悍。近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当其冲，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既在显耀上层，更在市井民间。”也就是说，“码头”才是这座城市的底色。“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呆着”，这是“地地道道的码头上的一种活法”。这种“硬碰硬”的“码头活法”才是天津的“集体性格”。《俗世奇人新篇》中，无论是做官的、行医的、画画的、开金店的、卖古董的，还是偷盗的、卖药糖的、卖包子的、撑船的，无不身怀绝技，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与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中，凭借“绝活”、“奇招”站稳脚跟，得到人们的尊敬。在一次次“硬碰硬”的较量中，优胜劣汰，强者生存。“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成，一强就生出各样空前绝后的人物。”冯骥才浓墨重彩，将这“绝活”“奇招”的“空前绝后”渲染得淋漓尽致。
　　在冯骥才的极力渲染之中，隐含着一位文化保护主义者的殷殷心情。从《市井奇人》到《俗世奇人新篇》，其间前后长达20余年。这20余年，也是冯骥才从事文化保护工作的20余年，他四方奔走，为古村落，为那些即将被拆除的古巷，为那些承载了太多文化记忆的文物，从撰文呼吁停止拆除到在拆除现场搜寻文物，到拍照图片力图作为永久性的记忆，他身心俱疲。这些“俗世奇人”伴随着这些奔走呼吁、身心俱焚的日日夜夜，浸润着冯骥才最为深刻的洞见与体察，最为焦灼的心境与无力回天的悲哀，它们使“俗世奇人”登峰造极，有些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与苍凉，浸润了些许历史的暮色，如同历代那些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令后人感叹先人所创造的奇迹，怀念先人们的精神气质。冯骥才正是借助绝活、奇人的匪夷所思为老天津卫码头文化及其所造就的精神性格存照，让它们成为永远的文化记忆，抗拒时间与历史的侵蚀与风化。
　　三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那场战争成为微型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热点题材。隔着历史烟尘，微型小说作者立足于当下，以积极的姿态回应着历史与时代的召唤，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思考历史、战争与人性。党存青的《杀》、梁小萍的《放生》等书写了侵略者凶暴残忍的屠杀，生灵惨遭涂炭的悲苦。陈力娇的《第二条路》、梁刚的《送信》等展现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在高军的《研墨》中，作品围绕将军研墨展开故事，表现出抗日将领高风亮节和官兵同仇敌忾的士气；李立泰的《鸡叫头遍》以夜深人静时夫妻间温柔的私话，传达出军民众志成城的激越豪情。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国人前赴后继万死不辞以身殉国，这悲壮的牺牲是安石榴的《离离秋草黄》中老李三于国难之时，捐弃个人恩怨、奔赴前线的决绝；是余显斌《背叛》中的王老蔫于生死关头，忍辱负重恪守职责；还是王培静的《小兔子》、韦如辉的《将军完婚》等作品中普通人毁家纾难的义无反顾。这牺牲是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不屈抗争的民族气节，至今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在对历史的回望中，陈力娇的“开拓团”题材微型小说作品（《夜幕下的满洲》《收养》《遣返》《逆归》等），颇具特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巩固对我国东北等地军事占领，日本政府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向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名为“开拓”，实为移民侵略。“开拓团”以野蛮军事占领为前提，掠取中国土地，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战败，一纸“可以放弃满洲全土”的弃民命令，令人间惨剧在黑土地上拉开。其实，陈力娇之于“开拓团”的书写，对于读者来说并不陌生。2013年的《米殇》《师徒》，2014年的《和平》《伤寒》《国恨》等皆是“开拓团”题材的微型小说作品。据陈力娇讲，她计划创作一部“开拓团”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些微型小说是构思写作过程闪现的“灵感”、思想的“火花”，她将它们记录下来，成为微型小说。
　　在《夜幕下的满洲》等作品中，陈力娇着重表现抗日战争后期及日本战败后“开拓团”的生活，日军普通军官——佐藤、坂元、木田雄造、浅仓等形象，令人深思。这些普通的“开拓团”军官，几乎无一例外地恪守“大日本皇军是以帝国利益为重”信条，忠于自己的职守，认定服从命令是天职，而从不过问这些“信条”、“职守”、“命令”是什么。因此，他们侵占土地、抢夺粮食、霸占房屋，残害中国人，中国人“为他们种地，自己却没有粮食吃；房子让他们抢去，自己却住地窨子，井被他们独用，自己却喝沟里带红锈的水”。（《收养》）为了“大和民族”的律条，佐藤毫不犹豫地挖出中国孤女的眼睛。（《夜幕下的满洲》）日本战败，一纸“弃民令”，他们向“开拓民”举起屠刀。浅仓强行妇女孩子集体自焚，以示“尽忠”。面对加滕代子拼死说出的“心里话”，坂元还是让“一颗颗手榴弹就甩在妇女和孩子们中间”，任他们瞬间变成冤魂。（《逆归》）即使在遣返途中，面对中国人的仁慈与宽恕，参与了“安东驿事件”的木田雄造仍怒目相向：“不是我的错，是国家的错”。他们是凶残的掠夺者、残暴的杀戮者，也是不折不扣“服从和执行上级命令”的军人，如同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们使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得以实现。阿伦特将之称为“平庸之恶”：不思考人性，不思考社会，“失去了自己对善恶的判断能力”，并心安理得地逃避一切道德责任。（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
　　追寻逝去的历史、唤醒沉睡的记忆，在于破解其中隐藏的历史与人性的“密码”。显然，陈力娇，这位以深入探究人性而著称的作家，从“平庸之恶”出发，审视人心与人性，当小野平亮冷漠说出“我们大和民族是不允许一个瞎子不嫁给另一个瞎子”时，当酒井美黛的母亲带头领受打向眉心的一枪时，陈力娇看到了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艾希曼”。可能他们不像佐藤们罪行昭著，他们同样服从于强权，按照罪恶的法则行事，不思考，“对显而易见的恶行熟视无睹”。“平庸之恶”潜匿于我们的内心，它具有持久的腐蚀作用，它是滋生罪恶的土壤。“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中徘徊”（阿伦特）。于这“昏暗”中，陈力娇久以美子打向平亮的耳光、木田的下跪以及加滕代子的心里话，让我们看到了良知，于“昏暗”中看到的，尽管它还很微弱，但却是终将于血污与屠杀中拯救世界的力量。
　　回望70年前的那场战争，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人的遭遇》《第二十二条军规》《战争风云》《铁皮鼓》等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时，面对这些凝聚着人类思想的“高峰”时，如何反思历史是横亘在微型小说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是无法回避的严峻的思想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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