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纪实_顾明远，刘复兴_9787010074481

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都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经过改革创新取得的。但是，当前中国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任务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当前我国教育正处在转折点上，表现在要从数量的发展转变到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具体要求是“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要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任务，关键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教育改革。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编写了这部《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纪实》，内容涵盖教育观念转变、教育事业发展、教育制度创新和教育科研繁荣几个方面，但不是单独成篇，而是渗透在各个具体事件之中。编写《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纪实》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纪念，更重要的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总结30年来教育发展的经验，进一步沿着党的十七大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因

上编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孙龙存项贤明
　　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综合国力的角逐与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离不开知识和人才。回首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之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重要思想，其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为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为制定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邓小平的这一名言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步形成。
　　一、推翻“两个估计”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家百业待兴，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了“两个凡是”思想的严重阻碍。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摆脱出来。广大知识分子还戴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所扣的“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帽子，党内还存在严重的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倾向，因而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依然徘徊不前。
　　邓小平同志在刚刚恢复职务之际，就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如同他自己所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①确实，科学、教育是难搞的，当时否定知识，否定知识分子的流毒还非常猖狂。1971年8月13日，中央批转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文艺界“左”的估计的翻版。由于这“两个估计”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按照“两个凡是”，谁都不敢碰。邓小平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因为如果不推翻这“两个估计”，我们国家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也就没有希望实现。1977年5月12日和7月27日，邓小平同志两次找方毅和李昌谈话，指出科学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性。1977年8月6日至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明确指出“两个估计”的错误实质。1977年9月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再次态度鲜明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他批评部分坚持“两个估计”的领导干部，“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①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舆论界开始对“两个估计”展开了公开的批判。
　　“两个估计”和“两个凡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有着共同的极“左”思想基础。“两个凡是”是“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即所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②“两个凡是”的思想当时已成为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主要障碍。
　　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两位负责人的谈话中，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③，并且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各种场合都多次阐明和强调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JxL。所有这些，都为实现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广大干部群众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斗争的深入开展，必然触及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即判定人们政治上、思想上的是非标准是什么。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这场大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极“左”思想的一次彻底荡涤，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规模空前而又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运动。它冲破了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想的束缚，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开始把人们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认识到要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要从政治上推翻强加给知识分子的诬蔑之词。他复出不久，针对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在两次讲话中，都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中，科技、教育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成绩很大。
　　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听取招生工作汇报，有人问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如何评价，他讲，基本上要用毛泽东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话，要讲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说过的“老九不能走”。他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科研、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校“六十条”的。所以，要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就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①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评价，主导方向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①这便是著名的“八八谈话”。
　　不久，根据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红旗》杂志社整理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包括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邓小平同志两次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该文，确定是否发表。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和全国高校招生问题，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批判了“四人帮”封锁毛泽东关于对教育工作估计的罪行，指出要把这篇文章写好，以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1977年第11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评论员文章。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对“两个估计”的批判，为科教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从政治上彻底平反，为推翻强加给知识分子的诬蔑之词，开了先河。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从此逐步得以恢复。
　　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遭到严重贬损，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那时，教育战线是重灾区，广大师生员工遭受严重迫害，大批教授、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白专道路典型”，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交白卷的小丑捧成英雄，鄙视知识，学校被迫停课、停办或解散。
　　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尚未恢复领导职务，就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针对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鼓吹的“知识越多越反动”，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以及党内存在的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严重倾向，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①他还说，“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②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还必须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地位。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进一步对知识分子问题做了全面阐述。特别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左”的错误，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⑨这一重要论述，一方面说明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是整个工人阶级完成历史使命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向知识分子提出了坚持工人阶级立场，自觉担负起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责任的要求。这次大会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标志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从此，知识分子同工人和农民一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依靠力量，这一论断已被载人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我国的宪法中。
　　在《邓小平文选》二卷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邓小平同志说的这位老科学家，就是中科院院士、著名的半导体专家黄昆。这段话是邓小平在1975年9月26日讲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黄昆调往科学院的事拖了下来。直到1977年，在小平的直接关心下，黄昆才调入中科院半导体所。这中间，还有一个感人的插曲——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复出，他了解到在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黄昆受到牵连。邓小平多次托人向他表示歉意，说自己给黄昆惹了麻烦，使他受到压力，黄昆很感动。后来他在半导体所有了较好的研究环境，作出了很大成绩。①
　　邓小平上述重要论述和相关工作，大大推动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乱反正的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中央组织部牵头做好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中组部以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为指导，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先后组织了4次较大规模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大检查，到党的十三大之前，基本上完成了这项历史任务。这一工作，在全社会产生了良好反响，知识分子不仅放下了精神包袱，而且焕发了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密切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进一步增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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