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上.中.下)_张永钦，罗文心，曾翠华，吕义钧_9787533455118

这是继《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二编）之后又一批民国社会调查史料的汇集。本卷汇编了1950年以前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学生毕业论文60篇，全为尚未出版过的十分珍贵的史料，内容涉及广东各地的乡村社会组织、家庭制度、婚姻状况、工业生产、慈善事业、刑事案件、民间习俗等的实况调查，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广东地区乡村和城镇的社会面貌，也为学术界保存了可供学术发展史研究的可贵资料。这是一批帮助我们认识和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的学术系谱的记录，对现代学科、学术流派的兴起史和现行教育都有着宝贵的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先后于2004至2008年出版了两编，其价值和意义已得到学术同行的高度赞誉和充分肯定。20世纪上半叶那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调查运动”，借助丛编的付梓，也愈来愈深刻地被人们所认知。在那个年代，不同政见、不同学派以及不同机构的学者政要和仁人志士都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部分当代学者尝试从数以万计的社会调查史料中，寻绎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学科脉络，并将之总结为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的学术转向。虽然这种转向确实有迹可循，但绝不能简单地将之理解为后一取向的调查方法对前一种调查方法的取代，事实上，所谓的“社会调查运动”，一直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图景。
　　应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三位教授的邀请，亦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开始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之《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的编辑工作，收录了60篇民国时期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位论文。这些论文不仅有出自社会学系的，也有出自教育学系和经济学系的，从中我们既能看到某些学理性的转型，亦可感受到学术的兼容并包。或许没有哪位“同学”能够预料到，事隔六七十年后，他们的习作会印成铅字被后人所审视；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无论当初撰写论文时的态度认真与否，构思是否周全，他们的“成果”已成为海内孤本，文中的“事实”和“数据”则变为珍贵的史料。不论怎样，这些论文的完成，或成为学子们养成学术性思维的最初起点，或构成他们近距离接触社会的难得机遇，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均留下过深刻的印记。
　　之所以将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位论文收集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两校的部分专业在经历了19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重组建立了新的“中山大学”，作为档案资料一部分的学位论文，也随着专业的调整被重新加以归类。其中社会学系、教育学系和经济学系的部分学位论文，几经流传而不失，至今仍珍藏在大学图书馆里，可供读者们参考阅览。我们在编辑这一卷《丛编》时，从中挑选了60篇具有社会调查倾向的学位论文，以使更多的读者有机会分享两校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除了收藏于中山大学的这批学位论文之外，据编者所知，尚有一批具有社会调查色彩的岭大和中大的学位论文仍存于世，比如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就藏有部分以农业经济调查为主要内容的学位论文。考虑到收藏系统的不一致及获取的难度，此处暂不收录，或待来日再做补辑。
　　本卷所收录的所有学位论文中，时间最早的几篇，均出自岭南大学教育学系。其中，马信英的《广州市女子中等学校学生职业兴趣及消遣兴趣之调查》（1933年）一文，专门交代了岭南大学建立毕业生提交论文制度的缘起：“近年来，国民政府规定，凡大学的学生，在最后一年内，必要作一篇毕业论文，然后才许领受学位，本校现已遵守。故此编辑论文，亦不过其中之一例吧。”由此或可推测，岭大的学位论文自1930年代初左右开始逐步制度化。据称，岭大教育系1932年至1934年的9篇学位论文与同时代的“普通论文”大异其趣，普通论文“材料是从书籍里找到的”，而这些论文“所有一切的材料都是从事实上调查得来的”。9篇论文均为该系教师朱有光博士和李宝荣博士指导，采取制作“问题表”或者“测验题”的方式获取素材，再在此基础上做一定的数据分析，这种调查方式均可归为“统计型调查”。
　　另一类属于“统计型调查”的学位论文，多出自岭大经济学系，比如《东莞糖厂调查报告书》（1950）、《广东新会葵业概况》（1949）、《顺德糖厂调查报告书》（1949）等等，这些论文由司徒森、莫京、胡继贤、刘泽霖等教授指导，除了分析基于调查得来的各项数据外，还较为关注企业的生产及其运营状况。余泽棠教授指导的《新会县东南角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49）和胡继贤教授指导的《旧凤凰五凤康乐三村农村经济调查统计报告》（1949）二文，表面上与同时代社会学系所做的社会调查并无二致，但仍然固守着“统计型调查”底线。后者还专门谈及调查和统计之间的密切关系：“调查是统计的准备，统计是调查的完成，没有调查，固然不能进行分析的工作，但有了调查而没有统计，我们依然不能对于一堆零乱的材料得到明确的认识，从而不能根据调查所得的事实，来决定一切的大计。所以，调查与统计，二者是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因此我们这次的调查，在调查方法上，固然是力求完备，而在统计的方法方面，更力求其准确。”（《旧凤凰五凤康乐三村农村经济调查统计报告》）
　　虽然早在1919年，岭南大学已经成立社会科学系，但直至1932年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才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陈序经和伍锐麟开风气之先，展开了广州疍民的调查和研究，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力。在社会学系主任伍锐麟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对广州人力车夫以及岭南大学周边村庄的调查，成为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选题。这些论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地调查和统计相结合，将“零碎散漫之材料，用统计法及表列法汇类分析而加以解释”。（《岭南及怡乐村九十女工生活状况》）总体说来，1930年代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位论文，并未游离于当时流行一时的“统计型调查”的轨迹之外。
　　1948年，杨庆堃辞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教职回国，被聘为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岭大期间，杨庆堃指导学生对学校东侧的鹭江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这次调查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沿袭“统计型调查”的传统，而是采用“社区研究法”。深受结构功能主义区位学派影响的杨庆堃，对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社区研究方法颇有心得。为了让学生们更全面地了解社区研究法的精髓，杨庆堃在社会学系内专门开设了“社会调查”、“专题研究”等课程，将林德（Lynd）所著的社区研究的名著“The Middle Town”列为必读参考书。选修“专题研究”课的学生虽不足10人，但每人都会选定一个研究项目，作为其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的题目，其中又以有关鹭江村的调查研究项目为主。刘耀荃在其毕业论文《鹭江村的权力结构》中，写出了自己对于社区研究法的理解：“不单满足于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同时还可以从社区各制度的相互关系上，看出这个社区内社会结构配合的原则；这就是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在杨庆堃的带动下，岭大社会学系的部分同学逐渐认识到，应将他们所调查的社区视作一个有机体；他们调查的主要目标没有止步于收集和统计数据上，而是要有意识地探究社会事实的存在原因和分析社会各部分的相互关系，进而从制度和组织的层面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用事实的辨证，去推求理论原则的意义”。为了探寻历史的变迁，鹭江村的调查活动非常重视对历史材料的收集和利用。杨庆堃不仅将该村最大的车、莫两姓的族谱拍摄下来，还请学生将《莫氏族谱》手抄了一遍（正宝杰：《关于鹭江村调查的回忆》，《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正宝杰的《鹭江村家族与祭礼调查》一文，以这两部家谱为主要材料，专门安排两个章节，详细论述了两个家族的历史。随着鹭江村调查的逐步展开，其学术影响力亦越来越大。1949年春，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魏德菲尔德（Redfield）由杨庆堃陪同，专门视察了这个田野点。1950年代，杨庆堃还依据鹭江村的田野素材，写出了“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和“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两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社会学界在研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以欧美经验为标准“削足适履”的做法。
　　杨庆堃在大力提倡“社区研究法”的同时，并没有排斥统计型的社会调查。通过他指导的两篇学位论文《四十个星加坡华侨雏妓的研究》和《医药社会工作——南京中央医院社会服务部》，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他对社会统计学的“敬畏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从统计型的“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式的“社会学的调查”的转变过程，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于1931年。该系甫一建立，即“注重中国社会之研究，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其治学方法，一、二年级重基础理论之学习，三、四年级注重实际问题及专家学说之探讨”，曾专门开设《社会调查》课程，并组织社会调查团到码头工人宿舍、南石头政治犯监狱等地做调查。（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45页）但由于战乱等诸多原因，目前保存下来的学位论文均完成于1947~1949年间。这些论文由刘榘、岑家梧、董家遵等教授指导，调查的重点在社会组织方面，关注的区域主要是湘粤交界地区和珠江三角洲。中山大学一向有调查湘粤交界地区的传统。早在1936年，杨成志教授就曾带领研究生到粤北进行瑶族调查，出版了《广东北江傜人调查报告专号》和《粤北乳源傜人调查报告》等专著。1940年，学校一度迁至粤北坪石，更为这一传统的延续提供了不少便利。欧阳錞的《湘南傜山考察报告》即是这一脉络下的产物。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学位论文，文章从种属来源、经济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歌谣故事、语言等方面，对湘南傜族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还将调查中收集到的重要地方文献如《过山榜》、《先皇安傜碑记》、《禁令》等作为附录，置于文后，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
　　1950年代，社会学学科的撤销，并没有株连到相关档案资料的保存。虽然几乎可以肯定，目前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见到的这些由学生完成的社会调查，并非两校曾经做过的所有调查的全部，但是即使是存留的部分，也足以见证中山大学重视“田野调查”学风的薪火相传。1920年代末开始的“民俗学运动”，以及之后由杨成志、江应梁等人类学学者组织的“西南民族暨南洋民族与文化”调查计划，均为这种风气的成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在本卷所收录的学位论文中，由著名民俗学家罗致平教授指导的《潮州民俗的搜集与研究》、《广州市民间禁忌语之初步研究》、《广州禁忌的研究》和《广东不落家婚俗的研究》几篇论文，即是民俗学脉络的代表。
　　多学科参与田野调查一直是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非常重要的学术传统。1993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J. le Goff）应邀来到中山大学历史系访问，在了解了中山大学的学术传统之后，提倡建立一门叫作“历史人类学”的新兴学科。2004年11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学正式挂牌，它既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综合研究的产物，也是中山大学固有学术积累的深刻体现。目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已逐渐成为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识。当我们追溯学术系谱之时，收录在本卷中的60篇学位论文，无论如何都应在其中留有一席之地。
　　本卷的编辑工作，始终得到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李文海教授、夏明方教授、黄兴涛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和厦门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的郑振满教授，也一直在百忙之中给予了鼓励和关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编者程焕文、吴滔
　　2010年10月于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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