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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 
定 价：45 元 丛书名：沙发图书馆
9 7 2 8 7 7 0 3 8 0 0 1 6 
此为本书精装插图的新版。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座宏大的宫殿，那先秦思想就是这座宫殿的基础。 《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是美国流传已久的一本介绍中国早期思想的必读书，以流畅明晰的笔法、高超的见识和深厚的文化比较的功力，对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的思想和代表人物进行了简明精妙的介绍。同时又以宏观的话题，如宇宙论、世界观、知识论、政治哲学、人性论等贯穿在对这几大学派的的介绍和分析中，既高屋建瓴，又曲尽其妙，是大家小书的典范。 封面设计：李佛君*彦辰设计 封面摄影：黄映华*映画社
1 普林斯度东亚系奠基人，在中国思想研究领域与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费正清相媲美。
2 著名人文学者 陈来 张祥龙 陆扬 杨立华 诚挚推荐 3 该书被誉为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齐名的美国大学读本。
花前又见燕归迟（序一）
——追忆牟复礼先生 原本平静地度过旧历年，因突然传来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先生去世的消息，而让人倍感惆怅。牟先生于大年初二（二月十日）的晚上去世，享年八十四岁。今天在大陆及台湾年轻一辈的学人可能对牟先生一生的成就所知有限，但任何熟悉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北美汉学及中国史研究变迁的人是不应该不知道牟先生的贡献和地位的。我在过去十几年中所见到西方的中国学专家亦可谓多不胜数，但若以人品，学问和见识三者等量齐观的话，能超越牟先生境界的恐怕是没有的。他充满创造力的学术生涯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的建立与成长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这是纪念他的一生不能不特别强调的部分。 …… 50年代中，普大还没有独立的东亚研究系，更谈不上有全方位的中国文史研究，连牟先生自己都是隶属于东方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的教授。该系以近东伊斯兰研究为主导。1968 年东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建立，以牟先生的推动最为关键，所以称其为普大东亚系之父并不过分。我们今天可能已很难想象当时在美国人文学界的格局下东西方文化比重之悬殊。虽然牟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家，但他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向来是采取文史不分家的态度。也正由于此，他和当时强调科学化的正统西洋史学取径不同。比如与牟先生同时在普大任教而执西洋史牛耳的大师史东（Lawrence Stone）虽然对牟先生很尊敬，但对人提到牟先生时总称他为 expert in Chinese literature，而不称其为 historian。因为在史东看来，像诗人高青丘这样的课题仅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算不得是真正严肃的史学题目。这种区分在当今西方人文界已不再具有说服力了，但这一词之差却恰恰体现出在当时的环境下，牟先生为中国文史研究创出一片天地，需要何等的自信和从容不迫的态度……但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研究的影响并不止此。他对普大东亚研究资源的积累作出的贡献同样地意义深远。首先是他对普大葛斯德图书馆发展的关注。虽然葛斯德图书馆在牟先生来之前就已是收藏中国文史珍本善本最有名的中心之一，但整体的图书收藏尚远不及哈佛燕京等其他老牌东亚图书馆。这种情况在牟先生任教期间就完全改观了，葛斯德的中国文史方面书籍的收藏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到他荣退之时，藏书的完整和丰富都已举世公认了。…… 在牟先生任教期间，普大的东亚系成立并发展为人才济济的一方雄镇。光就中国史而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除了牟先生负责明清以外，隋唐方面有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大陆多误译为崔瑞德）先生，宋史则有刘子健先生，都是各自学门在西方的代表人物，所以一时间普大有中华帝国的称誉。虽然于80年代后期牟、刘二先生相继退休，余英时先生的到来又使这一盛况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往往有其所谓的传奇（legend）故事。我90年代初才来到普大，所以无资格细数此间东亚研究创业期的人事掌故。但有一个和牟先生有关的小传奇则是耳熟能详的。牟先生的夫人极多才多艺，制得一手好陶瓷。当年牟先生为了让东亚系的研究生有一个讨论研究心得的场合，特地创办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茶会。茶会的名字叫 Cracked Pot，字面的意思是“有裂缝的茶壶”。这当然是因为茶会所用的茶壶出于牟太太之手，上面的确有一道裂痕。但其名之所以起得很贴切是英文中“cracked pot”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是指痴狂之人。此名用来形容研究生初生之犊的无畏精神可谓妙语双关，且富有禅意。这一茶会延续至今，可惜这一代的研究生中仅有极少数知其渊源了。 牟先生是我见过最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文说的最为标准典雅的西方人。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有极高的语言天分，亦是由他特定的学术背景所致。牟先生在二战期间参加了由赵元任先生所主持的美军汉语培训班。担任赵先生助教的是杨联升先生。这一班为后代培养了许多极重要的中国学家，而牟先生在班上是第一名。美国治日本史的大家，后来也是普大东亚系的创系人之一的 Marius Jansen，当时也正在日语班接受训练。牟先生在抗战后期到中国，从成都到南京，再到北平，所接触到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中国学者。他先后在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听过包括向达、启功等先生们的课，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明史专家王崇武。据牟先生自己的回忆，当年他到中国求学，曾和顾颉刚先生等很多知名学者围在饭桌边一起聊天。当时顾先生问各位在座的先生们有谁愿意来指导这位年轻的美国学生。在场的都是饱学之士，但可能都觉得这不是一件有多大意义的事情，所以就一个推一个，直到最后王崇武先生因为喝得有些醉了，没能推托成功，便收下了这个洋徒弟，也因此指导牟先生走上研究明史的道路。这当然是一则令人莞尔的故事，让人认识到历史的偶然性在一个学者的身上所能发生的作用。但回顾牟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想见他当年的可塑性之强。 ……牟先生在明史方面的工作以主持两大本《剑桥明代史》的编写而达到高潮。我不治明史，且这部著作的影响已有公论，这里就从略了。值得一提的是牟复礼先生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书 ——《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这是给本科生读的先秦诸子思想介绍，在一百多页的短短篇幅中，对儒法名墨的特色和交互关系的阐述既清楚又观点独到。其笔锋带着同情的幽默，真是高手所为，到现在都是西方大学里中国思想史课的基本读物之一。据牟先生自己说，他到普大开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国早期思想。除了这一本小书之外，他对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翻译萧公权先生的杰作《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书篇幅庞大，且微言大义，引用文献无数，英译者所面临的挑战自不言而喻。更何况以牟先生的学术标准，他是决不肯草率从事的。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已高，按理不必要作此种吃力又未必讨好的事。但他出于对萧公权先生的尊敬和对这部著作的价值的重视，间断花了许多时间，并特地为此休假一年，到萧先生执教的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专心从事此书的翻译。虽然最后仅完成并出版全书翻译的一半，这已经是继 Derk Bodde 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西方对中文学术著作介绍的里程碑。好像在牟先生之后西方学界就无人成就类似规模的工作了。译文的质量如何，读者只需比较一下原文就可判断，这里也不需我多说。牟先生写作的文笔一向练达而幽默，和他为人的风格很接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风格上它与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文字有相似之处。…… 牟先生一生最后一部大书是长达一千页的《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这是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见解的综合，也是我见到的有关这九百年中国史的西文通史性著作中最详尽的一部。……书的价值自然也不需我多赞一词，但我一直特别欣赏其中论及周边民族政权和蒙元史的部分，并折服于他对历朝和周边关系的那种明晰而平允的讨论。我曾在此书出版之后写信给牟先生，表示希望能有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牟先生很谦逊地回复说，这书里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他同时亦表示出版中译本的时机或许尚未成熟。但我总希望不久的将来他这部论著能有译本与在中国的读者见面。 我对牟先生的了解是从进普大开始的，而且是从读他那本《中国思想之渊源》开始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3年，那是我作普大博士生的第二年。当时他已退休多年，且已移居到景色瑰丽、空气清新的科罗拉多山中，但每年还是到普林斯顿来小住两三个月以便查阅图书和做研究。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而且说话很平和风趣，决看不出是个经常要和病症抗争的人。他当时正在和杜希德先生合编《剑桥中国史·明代史》的第二册，所以当他知道我师从杜希德先生时，就和我谈起了他的这项工作，并用中文说“我在山上随时听他指挥”，这个“他”当然指的是杜希德先生。但他用标准的京片子来讲，听来好玩极了，让我顿时觉得和他亲近了许多。我最后一次见到牟先生应该是在1995年的春天，那也是牟先生最后一次回普林斯顿来。在他离开前的某一天，突然说要送我一样东西。等我收到赠品时才知道这是他所藏大慧宗杲的《宗门武库》，是光绪七年常熟刻经处刊印的版本。尤其珍贵的是全书有杨联升先生的标点和批校。当时牟先生知道我开始任教，所以特别以此来对我加以鼓励。我一直要到最近才体悟到他大概是要我像接受禅门的衣钵那样继承前辈先生的学风。…… 附录：刚收到余英时先生挽牟复礼诗二首，特抄录于此。我上面的文字正好给余先生的诗句作注脚。 近世论文史，公居最上游 都城记白下，诗赋解青丘 萧译传瀛海，赵门取状头 暮年成巨秩，一卷足千秋 汉学开新页，普城创业时 揽才真有术，礼士更无私 授道恃身教，关情托酒卮 从公深自喜，微恨十年迟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年-2005年）
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史学家。牟复礼的中文名得自《论语》中的 “克己复礼”。他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奠基人，并将其发展成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心之一。 其主要著作：《帝制中国：９００﹣１８００》（Imperial China: 900-1800），主持编写《剑桥中国史?明代史》，翻译萧公权的名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目录
参考文献
孔 子
周朝的繁荣被公元前771年到公元前770年中亚蛮族（犬戎）的入侵终止了。周王将都城东迁到黄河岸边的洛邑（今洛阳）。从此周王所辖的范围便沦为一个小国，周围环伺的是不断相互吞并减少的侯强。这些诸侯虽然实质上已然独立，但长期以来一直奉周为宗主。周已经完全文治了（civilized），换句话说就是非军事化了。周的力量已经完全礼仪化——神权取代了现实的权力。儒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起了巨大的 作用。 随着周王国社会的非军事化，儒作为臣僚，其重要性超过了日益沉沦的士。士是周朝级别最低的世袭贵族，这个曾经跟儒形同水火的竞争阶层最后逐渐和儒融合为一了。* 此时，战争技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车战终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型军团，骑兵也被运用到战争中，这一切导致了士阶层几乎无所致用。他们开始对儒的传统和作用非常认同，以至于儒和士成了同义词。在后来的汉语中，士也可解作“文人”，仕则尤指“文官”。 正像士是先前周朝军事上的保卫者一样，儒从中周以后取代了士的军事力量，成了周王神权正统的捍卫者。儒者们运用其知识成功地维持周的宗主权力，让周的国祚又延续了五百年。周朝的统治竟然能延续到公元前256年，这足以证明儒者的成功：他们树立正统的典范，并在这些典范早已失去现实力量之后仍赋予其丰富的意义。 孔子虽然自称是殷人后裔、专精典籍授学，但他又有很多旧周士人的质直性格。他在精神上同时承嗣了儒和士，他本身就是儒士合流的明证。* 他毕生所为的结果就是完成了这个融合的过程。他给“圣人”理想赋予了一个新的普遍化的诠释，它保留了先前儒与士两种理想之间的内部张力，但又将其整合在一个一致的意识形态基础里。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历史的分水岭，时局动荡、变化剧烈、上下失序，在这分崩离析的时代中却发生着最关键的转变。这种时势激发了对这些剧变富于创造力的回应，产生了对人的各种问题的系统反思——或者称之为哲学，入世的风险也催生了对生命的终极思考。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我们所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觉的哲学家。他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更多的哲人，他们跟孔子的哲学观点或远或近，为后世的思想初辟了全部疆域和蓝图。孔子和他的学派引领着这个思想领域的一端，并且以尚古和保守为特征。* 儒家的各派大多具有强烈的道德感（ethical sense）、社会责任以及对同时代问题的建设性、理性的解决方案。 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正处于迅速发展之时。铁已经广泛用于制造农具和兵器，农具等技术的改进大大提高了农业的产量，农民也从中周之后摆脱了被桎梏在土地上的处境（如同中世纪欧洲的农奴），成了拥有土地的自由的农民。人们开始拥有固定的姓氏，这比世界上其他社会早一千五百年。旧时代的贵族失去了世袭的权利，尤其是在国家和地方世袭官爵的权利。社会下层有了很多跻身上层的机会。 诸侯国之间在经济、战争、外交方面的竞争，为贤能之士提供了一个不再拘泥于家世出身的舞台。 各国竞相变法，政府迅速垄断贸易和工商业，统治形式越发高效，一国的壮大常以邻国的损失为代价。社会道德方面，源远流长的价值观被弃如敝履，兵衅的荼毒日益频繁残酷，这些社会剧变的恶果如此常见，深深震撼了孔子。其实，他本人并没有什么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处于岌岌可危中，他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从不狭隘拘泥。相反，他的这些回应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论他自己是否清楚——他为一个新的社会创造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尽管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新社会，甚至也不会认同这个社会。正因如此，一些现代学者还在争议：他到底是个复古派，还是革新派？是仅仅“祖述尧舜”，还是戮力维新？ 公元前551年，孔子生于今山东西南的鲁国，他姓孔，名丘。“夫子”是敬称，意为“哲人”。到16、17世纪，“孔夫子”被欧洲人拉丁化为“Confucius”。 鲁是周公的封地，它呵护着周代最古远高贵的文化传统，自矜于它和初周最近切纯正的血缘纽带。孔子的祖父原居宋，宋是商朝王室后裔的封地，而后亡宋奔周，并在那里过了一段小有起色的贵族生活。但到了迁居鲁国时，这个家族已经没落了，他们是政治动荡、社会激变的牺牲品。 孔子立志靠自己赢得一条仕途，但他的确不适合作朝臣。在他的时代，做官必须要甘于谄媚逢迎，攀附权贵，为主人出谋划策，不计道义原则。对于这种活法，孔子的性格过于赣直苛刻了，他成了让当权者见而生厌的人。他坚守自己的原则，而且由于他的博学无与伦比，他总是能为他的原则找到知识来辩护。他在鲁君那里当了一段小官，经过几年求鲁君垂青而不得，只好去周游列国，辗转十年寄望于找到能采信他的明君。 公元前484年，失望的孔子回到鲁国，五年后于鲁溘然而逝。在他自己或同代人看来，他毫无建树。一个门徒曾问过他如何评价自己，孔子的回答可说是他最贴切的墓志铭：“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孔子对自己的评价可谓谦逊有加，他可能是有意如此，不过的确没有反映出他的创造力和巨大成就。孔子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先代文化的传声筒，但实际上，他至少有三项创造，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文明中持久的特征。这三者和儒家思想一起开始被称为儒者之学，我们称之为儒家，我们视其为最能定义中国文明特质的成分之一。他对一个文明的塑造力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第一个创造就是私人讲学，孔子毕生都是一个学者。孔子之时，人们已经把学识看做可以济世的重要手段。尽管如此，周朝除了为预备官员和低层官员进行的任职培训之外，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这些人与生俱来就有世袭的特权，在出仕之前就已经受过了初步的家学熏陶。职业的教师和学校还没有出现。孔子不经意间成了第一个职业教师。作为鲁国最渊博的人，孔子担任着一个无足轻重的官，经常有人来向他请教，这状况愈发频繁，直到最后成了孔子的主业。他想来一定非常擅长，终于成了他的职业。 他作为一个预备官员，实际却做了四十年的教师，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担当大任，但却无可作为，亦无所进展。在结束了十年的列国周游之后，他终于真切地明白了，他“真正的大任”永远也不会降临在他的肩头，教师才是他的天职。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甘心于此，他的教育总是有着现实指向，而不是超然世外。* 他建立了一种跟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师—生”模式，这一模式是如此有效，竟很快成了垂范整个社会的标准，历代沿袭，不可取代。 孔子的第二个创造和第一个紧密相关，它们的意义和持久性是互为解释的。孔子确立了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理想。尽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教育是十分专门的，但孔子坚信一种更全面开放的技艺的学习（liberal arts）。它包括研习经典，尤其是诗、书和礼等；对这些经典的研习既包括哲学层面，也包括实践层面，换言之，不仅仅涉及语言和文学，还有历史和伦理；但研习的重中之重则是什么才是为政的正途。除了研究经典之外，教育内容还有音乐和体育[ 此处体育实际指射和御。——译注 ]。* 这种非职业化且非专门化的教育跟十八九世纪英国绅士为服务政府所进行的培养是不一样的，孔子确立的这些教育内容在此后中国两千五百年间一直是所有知识分子所要接受的，以备用公济世时的各种需要，如平叛、凿渠、税赋、书史等等。直到晚近，政府疲于应付社会现代化的复杂需要之时，这些教育仍能敷用。这种教育没有无法完善的痼疾，而是一种理性的、开放的教育，它跟文明一起成长而不会变得贫瘠、僵化。孔子在其有生之年确立了这种教育的核心文本，传授这些文本的方法，以及衡量个人进展的理想标准。 孔子的教育被忠实地传承下来，不论朝代变迁、世易时移。然而原始儒家的精神内涵则在后世不断更新，这恰离不开孔子教导的方法——对经典的仔细研读。纵观中国历史，革新的特点就是总是采取一种援古判今的形式来矫正当下的实践和误读。每个人都有权力和责任给出孔子之教和经典习用的权威解释。每个自许的革新者都可以将古代的观点拿来做权威，这其间，自然有对有错，有真心的、有利用的，对这些古代观点，谁解读的更具“权威性”，完全取决于智慧和学识的高低，对经典的诠释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 孔子的第三个创造，也是最难评价亦最难解释的一个创造就是孔子的学生有各种出身，并且他把这当成一条原则。在他的数十名可考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弟子中，只有两个是贵族，其他都是庶民，很多甚至出身卑贱。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说，孔子希望恢复周初的那种社会标准，但他却一直在破坏那种社会赖以维持的特权制度，这种制度保证特权者自动袭得官职，“君子”或者贵族子弟就是这样的特权者。* 孔子坚称：君子应该用来称呼那些德行智慧卓然其上的“圣人”，任何人达到“圣人”的标准才能作“君子”。这一革命性的界说抛弃了旧的界定之后获得了系统的表述。当然，也可以这样争论：孔子这样说的目的是想以此挑战贵族阶层，激励他们担当自己的重任。不过他的确吸收各种出身、各个阶层的人作为他的门徒，教导他们成为“圣人”；* 同时孔子把这一目的赞誉为教育的真正准则，这都让我们对孔子的意图有了不同的解释。我们当然不能证明，孔子是从他的教育中寻求意识形态上的根据，来理解和指望社会更迭变化的。孔子的教育一直在倡导一种规范和激励社会流动的机制，他为这个开放社会的理想进行了辩护。然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是一个讼议纷纭的话题，尤其是在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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