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北京协和医学院历史及其对中国现代医学影响的研究颇为丰富，不过较早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一部是福梅龄（MaryE．Ferguson）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另一部则是《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这两本专著恰好形成一种互补，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机构与管理，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则是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作者为撰写《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花费了23年的时间，采访了50多位当事人，包括基金会的管理者、协和医学院的教师与毕业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系统地、全方位地扫描了协和医学院从设想到创办、从学术研究到临床医疗、从发展公共卫生到推动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不过，协和医学院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仅有办学者理念差异上的交锋，也面临行政管理上的危机，还有遭受到更为严重的日军入侵的破坏。协和医学院的辉煌与荣光、曲折与彷徨，作者娓娓道来，跌宕起伏，引人人胜。与此同时，字里行间也表达了作者对不同文化之间如何交流、理解、融合的深刻思考。
约翰·齐默尔曼·鲍尔斯（1913～1993年），医学博士，理学博士，人文学博士，1965年至1980年担任梅两基金会主席，曾任犹他大学教授，在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过，出版过大量关于东方医学的书籍，包括《20世纪中国的科学和医学》《日本医学教育》和《封建日本里的西方医疗先锋》等。
第1章 西方医学来到古老的北京
第2章 医学与传教
第3章 第一次中国医学考察团
第4章 第二次中国医学考察团
第5章 开办医预科
第6章 开办医学院
第7章 黄金时代：1921～1931
第8章 黄金年代：基础医学
第9章 黄金年代：临床医学
第10章 逆境中追求卓越：1931～1941
第11章 协和护校
第12章 领导新中国的卫生事业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从纽约到北京——《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译后感
另外，王国栋最早提倡在妇科病人中使用腰椎麻醉，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知道）自己手下那些住院医，将来可能要在没有合适的麻醉情况下进行手术。
令王国栋记忆深刻的是一位女住院医生——林巧稚（协和1929届）。林巧稚杰出的医学生涯开始于中华民国，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达到顶峰。现在，她被认为是医学领域的女英雄。用林巧稚的学生徐星安（协和1933届，非常成功的香港妇产科医生）的话说——“林巧稚非常聪明，很受欢迎，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医生——尽管身材不高。”①林巧稚还是一位很自信的女士。除了她突出的临床能力外，另一个让她备受欢迎的原因是：中国妇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更加喜欢女性妇产科医生。不仅中国患者喜欢她，1950年前在北京的美国妇女都很清楚地记得林巧稚。林大夫是她们的首选，因为她做事有效率，善解人意，对患者很好。
1931年11月，王国栋离开协和，他的职位由王逸慧接任。当时，王逸慧刚从霍普金斯学成归国。
王国栋被任命为齐鲁医学院的妇产科教授。在那里，他突出的领导能力很快得到认可，继而被任命为院长。1938年11月，王国栋接受了香港大学妇产科主任的职位。在那里，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葡萄胎和绒毛膜癌研究的文章。相比中国北方，这两种疾病在南方更加常见。
王国栋回忆：他有过两次圣诞节时学校被日本人“占领”的经历：一次是1937年在齐鲁医学院，另一次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时的香港大学。为香港大学医学生举行了两次“地下”毕业仪式后，王国栋催促其他学生逃到自由的中国（译注：指抗战期间的大后方）以继续学业。1942年2月，他决定自己也去大后方教学。他的学生找到一个向导，带领他从九龙到重庆。一个女医学生带着他从香港岛去往会合点。王国栋压低帽檐，竖起衣领，在严密看守天星渡轮的日本兵眼皮底下溜过，到达九龙。他跟着那个学生，直到学生朝路边的一个人颔首时，王国栋才知道她在暗示那个人就是向导。王国栋和向导算好晚上哨兵换岗的时间，顺利通过了日本在新界机场的主要哨岗。通过乘货车、舢板、火车、公交车和步行，总算安全逃到了重庆。
最让王国栋担心的不是自身的安全，而是香港大学350名学生，包括150名医学生的生活和学业。他们转移到重庆继续学习。由于从亚热带的香港匆忙逃离，他们没有带足御寒衣物，以应对中国西部冬天的严寒。王国栋说服英国大使馆筹资，为学生们购置简单的农民棉衣。
1944年，王国栋被派遣到伦敦，训练军队医生，为可能进攻香港的英国军队服务。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相继投下两颗原子弹，使得英军进攻不再必要。在日本投降后3天，王国栋作为医疗服务的代理负责人回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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