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诗》学思想是其经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收录了《四益诗说》、《诗经经释》等共八种《诗》学文献，以类命名，故曰《诗说》。针对难解语词、人物职官、典章制度、重要事件等作简明注释，并尽量注明引文出处，以便于当今学子研读。
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他一生研治经学，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并起到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古今学考》 《穀梁春秋经转古义疏》《释范》等。
校注前言
廖平《詩》學思想是其經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廖平認爲，“孔子自衛反魯，首正《雅》、《頌》，群經後起，總例在《詩》”，又説“孔子作六經及教人，皆以《詩》爲首”。《詩經》在孔經哲學中堪稱綱要，關乎聖人立教，爲此廖平於《詩》學研究，用力不菲。廖平一生，學凡六變：“初由研求宋學而治漢學今、古文，一變；尊今文而抑古文，二變；大統小統，三變；分天人之學，四變；合天、人、大、小爲一，五變；天、地、人合一，六變。”其中後四變的學術思想可以概括爲“大小説”、“天人學”，主要就是以《詩》、《易》二經(廖平認爲《詩》、《易》相通)爲核心進行探討。據統計，廖平一生的《詩》學文獻共計三十餘種，其中現存著作五部，分别是《今文詩古義疏證凡例》、《四益詩説》、《詩經經釋》、《楚辭新解》、《楚辭講義》；現存文章十二篇，分别是《不以文害辭》、《大雅民勞解》、《論詩序》、《續論詩序》、《山海經爲詩經舊傳攷》、《離騷釋例》、《高唐賦新釋》、《重刻日本影北宋鈔本毛詩殘本跋》、《詩經異文補釋序》、《詩經國風五帝分運考》、《詩經天學質疑》、《“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義》。需要指出的是，楚辭是繼《詩經》之後的一種重要詩體，在很大程度上説是對《詩經》的繼承與發展，如東漢王逸就認爲，屈原“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廖平曾經指出，“編《楚辭》釋例多與《詩》例相同”，又説“《楚辭》爲《詩》之支裔，專明《詩》説”。基於上述考慮，本書參照重慶圖書館藏《改正六譯館叢書目録》，將其所撰《楚辭新解》、《楚詞講義》、《離騷釋例》、《高唐賦新釋》一併歸入《詩》學文獻。
廖平現存最早的《詩》學文獻當爲光緒二年(1876)參加四川科考覆試所作《不以文害辭》。“不以文害辭”，是孟子重要的《詩》學主張，語出《孟子?萬章》：“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廖平在該文中大量引用《詩經》中的例句，結合音、形、義等進行考證，藉以闡明孟子《詩》論，其中可見廖平早期學術的漢學傾向。此後不久，今文經學大師王闓運“主講尊經書院，其道乃大行於吾蜀”。受其影響，廖平始“厭棄破碎，專事求微言大義”，逐漸走上治今文經學的路嚮。按廖平的説法，六經中，《禮經》、《春秋》、《尚書》，《樂》、《詩》、《易》爲天學三經；六經有小大、暫久之分，所言疆域由小到大，所言時間由短到長，所言空間由六合之内到六合之外，廖平治經也大致遵循這樣一個過程。因此，廖平專治《詩經》，時間相對較晚。據廖宗澤《六譯先生年譜》卷三載，廖平專治《詩經》，始於光緒十七年辛卯(1891)。約在光緒十二年(1886)前後，廖平撰有《十八經注疏凡例》，又稱《群經凡例》，其後又屢經修訂，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由成都尊經書局刊行。其中的《今文詩古義疏證凡例》，主張“以《詩》本託興，專主素王，分三統”，試圖通過以義例解《詩》，以復西京今文之學。此後廖平的《詩》學研究基本沿著由“三變”至“六變”治學路徑演進，研究視野不斷開拓，《詩》學主張不斷完善。如三變時期撰寫的《釋球》、《大雅民勞篇解》、《山海經爲詩經舊傳攷》等《詩》學文獻，主要揭橥大統之説，並由小九州而言及大九州；四變時期的《四益詩説》，以緯候起例，主要論及六合以外天真至人之學；到六變時期，《詩經經釋》以《内經》五運六氣説《詩》，進一步闡釋天人之學，試圖達到天人合發、學問大成的境界。當然，廖平的《詩》學乃至整個經學思想，雖遞嬗多變，但也非前後割裂，自相矛盾，當有其内在發展邏輯：一方面，高舉復古旗幟，追溯由後漢而復前漢、由前漢而復先周秦的學術軌跡，這恰好是清代二百多年來學術發展過程的縮影，與清代學術思想發展存在驚人的一致，反映了廖平對學術本源的孜孜探求；另一方面，將《詩經》視爲未來垂法立教的藍圖，視野由中國而至全球，由六合以内而至六合以外，由近及遠，由小到大，“借古人以翻後人”，反映了廖平試圖解決古今、中西之争的主觀願望和“通經以致用”的基本精神。
總體而言，根據對廖平《詩》學文獻的爬梳考察，廖平的《詩》學具有如下幾個主要特點：
第一，尚微言大義。古代今文家素有闡發微言大義的傳統，但重在闡發所謂《春秋》大義，而廖平則認爲《詩》中别有微言大義，因而極力加以闡明。從三變後期起，探討《詩》學逐漸成爲廖平治經的主流，不管是對今文《詩》的發凡起例，還是大統學以《詩》爲全球立法，抑或天學以《詩》爲預言神遊事、爲宇宙立法等等，其要務皆在復西京之舊，並進而入周秦之室，以知聖人之意，無不體現廖平對《詩》微言大義的闡發。近代著名學者向楚在《廖平》一文中，歸納出廖平與門人説《詩》之旨有數義，如二伯、三統、四始、《詩》爲神遊、《詩》爲大同學術等，由此可見，崇尚微言大義是廖平《詩》學的重要特點之一。
第二，重師説條例。師説，即先師之經説，源自孔聖，“多得本源實義”。條例，又稱義例、經例，即解經的體例、程式，通常也是師説的核心。廖平認爲諸經皆有師説義例，唯獨“《詩》師説亡佚殆盡”，“後世説《詩》如古詩選本，望文生訓，全無義例”。不過《詩經》師説、條例也有跡可循，“精微義例，全在緯候”，《左傳》、《國語》、《列子》、《莊子》、《山海經》、《楚辭》、《内經》等書，皆可爲師説，合乎《詩》旨。因而於這些典籍中極力稽考古説，發明義例。如所撰《詩緯新解》一書，“於四始、五際、六情之義，以及篇什配用之理，皆據秦漢以來舊籍，推闡其意”，使先師遺説爲之彰顯。又如所撰《今文詩古義疏證凡例》，擬就凡例六十二條，專以發明編《詩》之義，以改變“古來從無以義例説《詩》”的局面。其中“采古説”一條：“以《左》、《國》、《戴記》爲主，參以陳本《三家詩遺説考》。至於無明文者，前人多失採録，今輯之尤詳。又凡所立新義，必于古説有徵，方敢用之；非有古言，不敢濫列。”廖平之重師説、條例，於此可見一斑。
第三，主會通群經。自司馬遷以來，世傳孔子删定六經；六經既經聖手，則必有精義在焉——今文家所謂“一王之法，爲萬代之教”。故古來學者治經，多注重會通六經。廖平著述宏富，遍及四部，會通治經十分明顯，曾經指出：“必徧通群經，然後能通一經；未有獨抱一經，不務旁證而能通者。”廖平在《今文詩古義疏證凡例》中，專門列有“通《易》”、“通《尚書》”、“通《春秋》”、“通《禮》《樂》”等條例，主張《詩》與群經相通；又列有“主素王”、“分三統”、“存二帝”、“中外例”等條例，認爲公羊家所倡導的“素王説”、“三統説”、“中外説”、“文質説”等，其實皆本原於《詩》。廖平自三變起，還廣引《山海經》、《楚辭》、《列子》、《莊子》、《淮南子》、《内經》等以證《詩》，並視爲《詩》之師説，“合之兩美，離之兩傷”。《詩》與群經關係竟如此密切，究其根源，乃“孔子自衛反魯，首正《雅》、《頌》，群經後起，總例在《詩》”。
第四，明經史之分。廖平自認其學術爲哲學，判明經制與史事的區别，以後期天學之《詩》、《易》研究爲甚。廖平認爲治經有程度次第，先人學而後天學，人學爲行，天學爲知，《尚書》與《春秋》爲著明之行事，《詩》、《易》爲隱微之空言。“《詩》者志也”，爲“空言俟後”，託物比興，言無方體，不能質言實指，因而廖平非常反對以《詩》爲古事、以序説《詩》等舊説。在廖平看來，所謂《詩》“寓言後事”，“借古人翻後人”，其實也是“通經致用”的體現，只是這種“妙用”能否實現，有待將來歷史的檢驗。廖平的《詩》學建立在思想而非行實的基礎上，有待將來歷史的檢驗，毋寧説是一種形而上學，是一種理想制度的設計!
由於現存廖平《詩》學文獻比較分散，校注者盡量爬梳搜羅，使本書不僅收録了《六譯館叢書》中的相關文獻，而且收録了《叢書》以外的數種稀見文獻。除其中十種文獻因已收入其它著作而編入《廖平集》相應分册外，其餘文獻彙編成册，參考《六譯館叢書》中已有著作名“四益詩説”，略去“四益”，定名爲“詩説”。在校注過程中，本書參考了舒大剛、楊世文主編的《廖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等書的點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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