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和致谢
“不能想在前面就会落在后面”已成为当今世界应对快速变化的数字技术的流行语。对于口述历史学家来说,更便携、更实惠的数字音频和视频记录器可以使记录的质量更好,并为访谈的使用及回归被采访的社群提供新的可持续的可能。但技术进步会导致设备过时,威胁设备投资效率,并使访谈所得资料的长期保存变得复杂。无论事先计划多么周密,从项目开始到结束的时间段里,技术可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口述历史这样一个受技术驱动的领域里,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从业者将会落后。
所有这些更替也使编写口述历史指南的任务变得复杂。《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一版问世于1995年,旨在提供一部满足收集、保存和传播口述历史需求的最新的、方便使用的指南。我曾考虑过与其他人一起编辑一卷,但这会加大收到冲突意见的可能。既然口述历史是一种对话,我寻求与读者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在举办过多次口述历史讲习班之后,我收集了人们提出的议题和疑问,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顺序,在本书中以问答的形式呈现。
在2003年第二版问世的时候,数字革命已经到来。20世纪90年代,口述历史学家还在谈论“磁带和文本”。磁带消失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磁带”的提法改为“录音”。新生代的访谈者从来没有使用过卷轴或盒式录音机,并对“快进”这样的词语感到困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哪怕是不久之前的设备都看起来很古怪。最初被专家吹捧的微型磁盘记录器很快就被超越了。口述历史在展览和文化遗产旅游领域的应用,已经从盒式磁带和小巧的光盘飞跃到二维码和智能手机软件。项目负责人需要明确地考虑所投资设备的长期使用情况。口述历史学家只是大众消费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影响市场,也不能制定档案录音的质量标准。事实证明,“跟着音乐”反而是明智的,可以合理地假设,最受音乐发行商欢迎的技术占据市场的时间将会最长。
随着口述历史学家对新设备越来越熟悉,他们把口述历史的记录方式扩大到了影像记录,并且发现了利用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发布采访、记录和录音的无限可能性。由于找到了一种将口述历史从档案书架上带进社区的方法,口述历史学家还必须考虑将受访者暴露在更广泛的公众监督之下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实践者们提出了新的关切和共同回应,不仅是在会议和研讨会上,而且还在口述历史网站H-OralHist上,这个网站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在线网站H-Net的一部分。我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些信息,以判断出现了哪些新问题,以及如何最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互联网已经让我们再没有任何目光狭窄的借口了。随着口述历史的实践越来越国际化,指南也无法只面向自己国家,而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视而不见。国际口述史协会每两年都会在世界不同地方举行会议,吸引来自各个大洲的数百名口述历史学家参与。无论哪里发生了社会、政治或经济动荡,口述历史都记录下了这些变化——因为国家档案往往反映的是旧制度。苏联解体刺激了俄罗斯和东欧的口述历史项目。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转型在亚洲也有类似的影响。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催生了新的采访项目,因为口述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乔治·华盛顿们和托马斯·杰斐逊们还活着。拉丁美洲和中东政权面临的挑战促使人们尽可能的记录和保存抗议者的记忆和经历。在国际上,口述历史也给那些在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发出更大声音的机会,从本土人、土著和原住民,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
战争、恐怖主义、飓风、洪水、火灾、流行病以及其他天灾人祸,促使口述历史学家去采访那些遭受创伤和折磨的人,并要求访谈者调整他们的方法。对那些遭受痛苦情绪困扰的人的同情日益成为口述历史学家讨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访谈的应用越来越有跨学科趋势,历史学家用来研究田野调察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家的需求,社会科学家用来评估定性研究的效益。新的理论兴趣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围绕记忆的研究。口述历史学家关心的不仅是人们记住了什么,还越来越关注人们忘记了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表达这些记忆。
近年来,除了收集口述历史行动范围的扩大,在教学策略、舞台表演、展览和网站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对口述访谈的创造性应用。现在,不用花费时间和成本去路途遥远的档案馆就能够聆听、观看或者阅读口述访谈已经成为可能。视频访谈在互联网上尤其引人注目,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因此也促使那些访谈项目从音频转向视频。借助免费的互联网服务,网络摄像头使得虚拟的面对面访谈成为可能。口述历史会议上展示的各种口述历史的新应用反映了其无限的可能性,同时也提出了警告。一方面,视频保存需要耗费大量的存储空间;另一方面,网民通常倾向于在观看一个视频片段几分钟后就转换至下一个目标,很少会像严肃的研究人员那样持续关注整个访谈。无尽的可能性需要与现实情况相平衡。
诉讼文化的兴起同样引发了口述历史学家的关注。有些法律诉讼指控一些在线访谈是诽谤。英国警方为调查北爱尔兰发生的一宗谋杀案而传唤一个保密访谈的尝试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这一案件引发了国际关注。口述历史学家密切关注这个案件可能对他们的保密承诺造成的影响。另外的挑战还来自大学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缺乏一致性的行为给学术项目带来的麻烦。
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对第三版的要求变得清晰起来。在准备编写这一版的过程中,记录下过去20年间发生的变化令人惊叹,然而看到在此期间有多少信息甚至语言已经过时也令人警醒。新版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后退一步来观看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全景,抛弃过时的参考资料,更新对于仍受关注的问题的讨论。对过去20年的回顾,也在本书的延续性方面提供了些许安慰。尽管看起来似乎与口述历史实践有关的一切都已发生了改变,但访谈本身却是基本不变的。无论是坐下来面对面还是使用某种电子通信工具,访谈中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未改变。因此,口述访谈的基本步骤是不变的:采访者需要做先期研究;了解如何操作设备;精心设计开放式的问题;与受访者建立融洽的关系;仔细聆听并提出进一步的问题;以及竭尽所能引出受访者坦率和真实的回应。口述历史也一直在保持着对标准的要求,这鼓励着口述历史协会不断更新其对最佳口述史实践规范的建议。
我不断追踪口述历史学家们在口述历史协会、英国口述历史学会、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的出版物中进行的讨论;参加过美国、英国、瑞典、意大利、捷克共和国、土耳其、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口述历史会议。尽管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演讲主题都基于当地特色,但是世界各地的口述历史学家们分享着共同的方法和技术。我还编辑了《牛津口述历史手册(2011)》一书,它汇集了来自五大洲的40位作者的原创佳作。我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在本书这一版中吸收利用了他们的一些见解。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接触到的口述历史都倾向于混淆而非肯定我们的推测,将矛盾的观点摆在我们面前,鼓励我们,从多个视角审视历史事件。口述历史的价值不是来自去否定那些意想不到,而是要享受。通过加入更多元广泛的声音,口述历史并不会简化历史叙事,而是使之更加复杂——也更加有趣。
为了尝试更好地了解口述历史,一位朋友曾说:“哦,你是在做有声的历史。”这只说对了一半。口述历史是靠对话而存在和发展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采访者。访谈者的工作是向被访谈者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仔细倾听,同时要抑制自己同被采访者谈话的冲动。口述历史学家们在访谈时往往非常自律地保持着静默,而在参加专业会议时他们却表现得十分健谈。事实是,口述历史学家们是喜欢谈话的。作为唯一一类只和仍然在世的见证者们打交道的历史学家,他们必须足够友好,能够与被采访者建立融洽的关系,让他们放松,并鼓励他们坦诚相待。在提问的同时口述历史学家们也在不断质疑自己的概念、方法和对新技术的应用。那些收集历史的声音的人,也在就如何从事和利用口述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
口述历史运动的真正影响可能要到未来很久才会完全呈现。从当代人物那里寻找证据意味着,研究者并不总是需要等待口述历史的档案馆公开某个访谈。只要有了自己的录音设备,他们就可以采访任何愿意回答问题的人。但是,随着一代代人的逝去,历史记录的参与者不再活在世上,未来的研究者将不得不依赖于早年间被收集、处理和存储在档案中的访谈资料。他们将怎样评价我们的工作?今天的口述历史会塑造未来人们所写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吗?还是会被视为肤浅的和多余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少将会被保留?又有多少会丢失?口述历史学家要超越他们自己当下的需要,而去思考他们的工作会为未来留下什么。
现在并不缺乏口述访谈手册和工作指南。它们反映了许多进行访谈的技术准则,因为写作的时期不同,作者的背景兴趣不同而在标准、实践、技术等方面存在差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学家、记者、语言学家、老年学家等都为这一新兴的写作实践作出了贡献。这本书不仅吸收了上述学者的思想,还有我个人经验的总结。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不仅把访谈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还承担了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U.S.Senate Historical Office)的一个口述历史档案项目。
并不是每一位口述历史学家都同意这本书里提出的每一个观点,因为还没有一个关于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统一路径,非常规的方法有时候也会特别有效。公认的最佳实践模式的确立基于充足的理由,但每条规则都有例外。口述历史学家乐于接受创新和想象。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口述历史实践者首先考虑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然后意识到潜在的后果,而不是试图让所有的访谈者都像士兵一样整齐划一地前进。接下来的问题和答案涉及如此多的原则问题和潜在的陷阱,可能会吓到一些刚刚开始起步的口述历史学家。不要让对这些问题的顾虑阻滞研究的进程。口述历史访谈可能并不容易,但是通过与令人难忘的人见面并进行对话,并为未来保存那些曾经被忽视的侧面,这对研究者而言是极大的满足和回报。
大多数口述历史学家是通过实践来学习的,我们对访谈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往往是滞后于而不是超前于访谈实践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这本书想要为那些计划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和收集口述史料的人们提供实用的建议和合理的解释。它的重点在于“做”。计划对于一项口述历史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是我见过项目的执行者为多年没有实际地进行任何访谈而烦恼。他们担忧如何筹集资金,担忧什么类型的问题才是恰当的,担忧应该访谈哪些人,担忧哪些附加的问题是其他项目已经能够解决的。我的建议一直是,停止担心,而去实际地开展访谈。项目可以从小规模开始,随着筹措来的经费的增加和个人经验的积累,再慢慢做大。只完成一次访谈就可以展现出项目的一些可见成果,资助者可以看到成绩,志愿访谈者则有一个可参考的模板。即使是一个不成功的访谈,也可以让一个项目从中吸取教训。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犹豫会带来风险:你非常想要采访的那些人物,在接受采访之前就去世了。因为口述历史学家永远都是在同生命的时钟赛跑。
由于口述历史的项目成本相差很大,与之相关的技术更新也很快,这本书没有给出具体预算的估计,例如每小时的访谈成本和转成文字的成本,或者特殊设备的配置成本等。任何如此具体的问题,在本书出版的时候可能都会过时。读者如果计划开展口述历史项目,我给你们的建议是,最好去联系当地其他口述历史项目的执行者,从他们那里获得成本估算和设备配备的建议。这本书里也没有关于录音机和摄像机操作的说明,因为我除了知道如何打开录音机、如何定期检查设备以确保其能够正常使用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一说的机械技能。这本书也不像烹饪指南或食谱一样,提供精准的配料用量和操作说明,以保证令人满意的结果。相反,它提供的是关于口述历史方法的宽泛的讨论,附录的注释、参考文献、网络资源等可以提供有关具体问题更加专业的解释。
书中各章分别呈现了口述历史相关的不同方面:开始一个项目、进行访谈、访谈后续工作,在独立的研究中使用访谈成果、录像,访谈成果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的保存、教学、向公众展示这些材料等。很少有口述历史学家会参与到所有阶段,大多数人只是专注于某些方面。但是读者不应画地为牢,局限于某个单一的领域,而是应该去探究口述历史的复杂性。访谈者需要彻底地了解档案保管员想要从这个项目中获得什么,反之亦然。教师和学生应该考虑到公开展示的方方面面,音频访谈者至少应该对视频心存一些好奇。本书不同的章节提供了口述历史各个领域的一瞥,并建议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可查询的阅读和网站资源。
本书旨在作为简明扼要的口述历史入门介绍,概括当前该领域一些问题,并对大量的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文章、书籍进行回顾。本书尽可能包罗了那些个人的顿悟、见解和失误,以及从其他实践者的经验教训里学到的东西。这些经验教训来自一系列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规则和不同的国家。它们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应该避免的,并提醒我们,做口述历史不存在单一的路径,因为我们的工作程序和理解都是在不断革新的。
比任何书面资料都更有帮助的,是这些年同我交流和分享过经验的口述历史学家。其中有很多人已经成为我非常好的朋友,以至于世界各地的口述历史会议就像大家庭的聚会一样。我要致以感谢的人的名单太长了,无法逐一列出,所以请允许我一并表达我诚挚的谢意。我要特别感谢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得力编辑南希·托夫(她本人就是一位口述历史学家);牛津口述历史丛书的编辑托德·莫伊、凯西·纳斯特罗姆和罗伯·伯克斯;视频专家布瑞恩·威廉姆斯;以及口述历史法律顾问约翰·诺森施罗德。一如既往,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安妮·里奇,她是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的档案保管员,也是一位口述历史学家,我对她的陪伴、建议和敏锐记忆力的依赖与日俱增。
译后记
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作为专业术语来使用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事。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历史学的诞生。19世纪兰克学派“客观主义”治史原则成为史学主流后,史家只重视文献史料而贬低口述史料的价值,致使口述历史几乎失声。直到20世纪,开放包容的“新史学”兴起,口述历史学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流派才重新被重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由此产生,并且顺应学术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又多了一重“人人可做”、“大家来做”的意义。这一方面使口述历史具有了更大的史学价值并预示着未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使口述历史的可靠性和学术性问题面临着新的挑战。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是学界公认的倡导“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经典著作,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最大限度地给出了确保口述历史可靠性和学术性的具体方法。
里奇是美国参议院历史学家,曾担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在国际口述史学界享有盛誉。《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自1995年第1版问世以来,深受各界好评,被誉为“口述历史学领域的百科全书”。中译本由台湾学者王芝芝翻译(1997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在华语口述历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该书推出了第2版,2006年中文简体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因此开始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并很快被奉为经典。定宜庄先生认为它“无疑是从事口述史实践的必读书”。2015年,里奇修订出版了该书的第3版。这一版对互联网、数字化技术在口述历史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口述历史的伦理、呈现和国际化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在操作层面全面介绍了数字音频和视频访谈记录技术的最新发展。该书在美国被认为是口述历史的首要指南书,是专业的口述历史学家、公众历史学家、档案学家以及系谱学家在大学课程和公众历史社区核心课程教学中使用的指定教材。
我对口述历史一直抱有崇敬之心,非常荣幸能够受邀翻译此书第三版。我认为,真正的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的文本中,它还存在于更真实、更生动的历史场景中,存在于每个亲历者的心中,而写作历史的最高境界在于洞悉人性、反映人心。正如王安石在《读史》诗中曾感叹的:“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而现代口述史无疑是能够助我们抵达历史精微处和人的灵魂深处的桥梁。遵循何兆武先生“译文必须忠于原文、忠实于它的思路和它的风格”的宗旨,我不揣浅陋,尝试进行了翻译,力求信达。现代中国的口述历史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抢救了许多宝贵史料,并激发了大众对口述历史的兴趣,但是缺乏实践规范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口述历史学者左玉河认为已经到了“口述历史规范化操作的中国时刻”。希望《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3版的中译本,能够在当代中国为倡导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确保口述历史的可靠性和学术性、规范口述历史实践,提供及时、有益的帮助。
借此,也要感谢给予这部译著的翻译和出版大力帮助的各位师友。感谢当代中国研究所姚力研究员推荐我来翻译。姚师姐与我师出同门,多年来在研究工作中给予我许多帮助和指导。对于口述历史共同的研究兴趣,使我们在相互的沟通交流中加深了彼此间的信任。感谢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杨祥银教授,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了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诸多前沿问题。还要感谢《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审郑珺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审阅译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限于本人能力和水平,译稿中难免有错漏不妥之处,恳请大家斧正!
邱霞
2019年元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