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传统治道的分析框架与视角透视
刘伟见
新冠疫情的肆虐，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从各国的应对方式可以看出其应对背后的文化渊源与价值理念。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有宗教文化的国家，与近代凭经济优势发展起来的国家，呈现出来的应对状态都不一样。从来没有一次挑战像此次疫情一样把整个世界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突变面前需要面对各种重建压力。所以，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与总结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的历史智慧，对于当下完善本国治理以及其贡献给世界的智慧，有着积极的意义。《治道：中华传统智慧》在这个时候出版，可谓适逢其时。本书提供了一种传统治道的分析框架和视角透视，值得我们开卷一读。
对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文化与传统智慧？党的十九大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写入报告，这成为近年来传统文化热的一个促因。但如何在学理上论证，在实践中推动传统智慧与现实的对接，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钱穆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很精彩的论断。他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只是算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个有知识的国民。”这表明钱穆先生认为对本国历史与文化智慧的了解是构成一国国民之基本条件。就如美国规定加入其国籍者必须效忠美国一样，各国对于自己国民对本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是一种基本的要求。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则算不上有知识的国民。钱穆先生此语暗喻无本国历史文化知识者即使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是有本国知识的国民。在钱穆先生看来，本国历史文化知识是构成有知识的国民的必要前提。
钱穆先生进而认为：“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这进一步强调不仅要有本国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在价值观上要有温情与敬意。也就是说缺乏温情和敬意的人，读了本国史也是当成读了外国史一样，将自己置身事外。这言中了我们当下很多人对待传统历史文化就如看隔世的演义一样之现状。
原因何在呢？钱穆先生认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这切中了五四运动之后很多人的心态，也是百年文化中断的原因。其心理根源乃在于“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钱穆先生是从避免误区的角度来批判现实。那些认为现在就是发展最好的，但凡我们有罪恶都来自古人。这正是在观念上的误区。钱穆先生认为：“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窃以为，钱穆先生的观点恰恰是我们研究与学习传统智慧所应当充分注意的。
宗华先生的这本《治道：中华传统智慧》，即是一本对历史文化有温情与敬意的著作。
天地人的分析框架与经典根源
一本书的学理体现在其章节所蕴含的结构中。《治道：中华传统智慧》从天地人三个视角分析，最后落到天下一体，其分析视角及体系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是相合的。
《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这段话里就蕴涵着天地人交合的治理之道。首先是天地一阴一阳之天道，人如何继善成性去领会之，再就是天道藏在万物与诸用中，这就是地道之效法，再到人的实践只有结合天地之道才是盛德大业。由此作为治道而言，要从生生不息的“易”中去领会发展的动力，要从天象中看天时，从天时之效法中安排地利，从人参天地之变来成事。
古人将天地人视为三才，即揭示了人在开物成务中必须将天地人作为三种最基本的力量。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从天地人的阴阳刚柔仁义看出其一体性。所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可见易道是治道的总来源。即使是后出的诸子百家，也都有各自对天地人的不同角度的阐述。如道家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抵皆不出这三个视角。所以从这三个视角去提粹传统治道的智慧，其框架与方向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儒法主体的治道体系之历史价值
《治道：中华传统智慧》并不是传统治道的全方位论述，其核心思想集中收在“大易为魂，儒表法里”八个字里。这就首先要回答《周易》与治道的内在关联是什么。
康熙在《日讲易经解义》序里指出：“极天人、穷性命、开物前民、通变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易》之为书合四，圣人立象设卦，系辞焉而广大悉备。自昔庖、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诸此……朕夙兴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尝博综简编，玩索精蕴。至于大《易》，尤极研求。”可见《周易》作为六经之首，自古就为天子及士人必读必学之书，也是治理天下的必用之书。故《周易》是作为治国的一个重大原则，这是传统的视角。
本书截取部分以儒家和法家作为重点，辅之以道家、佛家、兵家等智慧。我以为，以儒法为治道主体，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治理的根本。历史上有过治理上的阳儒阴法的提法。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不同历史时段儒释道的治理作用不一样。打天下的时候，注重争权争势，法家用得比较多，因为天下大乱的时候，要强调实力，强调控制优势资源；天下初定，一般用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到开始正常和发展的时候，需要用儒家的东西。这在汉朝比较明显，所谓先是王霸杂之，汉初又喜用黄老，到后来独尊儒术。又如朱元璋治吏则主张“刑乱国用重典”，但在治国大略上主体用的儒家。整个历史其实都是以儒家为主，各家有杂糅分用、并用。再如唐朝，在国家治理与运行层面是纯粹的儒家，这体现在《唐六典》中，但皇室有好佛老的，也有后来的武宗辟佛。即便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玄学大兴，但在国家治理层面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儒家。著名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彼时发展起来的。
儒家的治理理念，整体体现在《中庸》所谓的“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是儒家治理的整体观，不但包含修身作为治理的开端和民本作为基础，还包括从明明德到平天下的整体性，更包括了不同的治理层面的根本与作用。
而法家的治理之道，其实是含容而非独立于儒家的治理。早期儒法未分的时候，孔子就论述过礼法与刑政作为治理方法的区别。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是执法者要先以德礼为率，天下百姓由此皆有耻辱心且会自律。但如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即只管束百姓，为官不如父母一样先表率守法，则百姓如不肖之子一样，会侥幸逃避且无耻。
尽管孔子早有批判，但作为一个学说学派的出现，法家也在努力改善执法者自身的自律问题，提出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对最高统治者而言，法家主张君主是“法术势”的操控者，要“壹教则下听上”，官吏成为君主统治的绝对工具。到唐朝儒法治理得以明确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使得儒法本用结合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治理理念：即礼法从逻辑完整的角度而言，执法者必先守法，与民之遵法是同在的。如果执法忘了逻辑即天理，自恃执法而以为有特权。忽略了政府之权也是百姓之权，即是对不敬乱为的追责。基于礼法的民有官权，从而使得被治理者对治理者形成一种制约和监督，这是过去所忽略的。这就是为什么官员违法犯法，读书人可以搬出孔子牌位而申请罢免之。明朝甚至规定，对于有贪污行为的官员，百姓可以直接绑缚上京。所以，儒法的内在结合，对历史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天下一体的视角回归与转换
《治道：中华传统智慧》将全书归结到这个天下一体，并与习总书记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儒家向来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019年5月习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讲道：“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所以说，一体思想是中华治道非常重要的思想，实际上是从矫身正心出发，一直到治国平天下，始终把全人类看成一个整体。这势必推动当前国际社会一体抗疫的决心和思想，共同维护人类文明。
所以，如何基于天下一体的视域来重新审视与赋予传统智慧价值，同时怎样通过文明与世界沟通，进而更广泛地理解中国传统治道是极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作为一个有古老文明的社会，累积了可以提供给全人类的历史文化资源。《治道：中华传统智慧》是一部既有继承，也有视角回归，又有独特视角探索的一部著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与治理研究强调中国传统是“王权完全支配一切、完全控制一切”。我个人觉得这与他自身成长和时代变化所形成的视角有很大的关系。政治权力与行政治理需要既有内在关联也有各自规律。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从各个角度做多维度的研究。宗华先生的这本书，我觉得是勇于探索的人的一种积极思考；是一个既立足于经典，又有视角回归，并且接济当下的一个学术大众化的作品。
中国传统治理智慧是个丰富的宝藏。我以为《治道：中华传统智慧》已经做了初步的积极的探索。怎么从现代角度反观历史，发现我们自身历史的现代价值，同时，如何去挖掘传统智慧中的天下智慧，是新时期传统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2018年11月，我应加拿大昆特兰理工大学的邀请，讲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共鸣。我们在周朝作为当时的天下一体的时候，对过去三个朝代的后裔封王，以示“天下是天下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的天下共治的理念，特别好的兼顾继承和发展的思想。
传统治道的创造性转化
我以为，对传统治道智慧的挖掘，其意义与价值是在于习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运用。《治道：中华传统智慧》已经作了初步探索，有的地方涉及企业管理如何与传统治道相结合，甚至国家治理层面。我认为，中华传统治道在当今世界和国家治理层面有三个明显的丰富的文化资源。
其一，文化的多元与开放。传统治道是以儒家文化为根本架构，各家的文化都有所渗透、有所融合。中华的最高统治者与一般统治者的信仰是自由的，可以信奉不同的宗教。比如汉室的皇家可以信奉黄老，唐朝的皇帝可以信奉道教，清朝的皇帝可以信奉佛教。但历朝行政体系却是按照儒家方式运作，即使是外族入侵也不改其官僚体系。这种文官体制，后来被西方学习。
对知识分子来说，像王安石，他的经学思想融佛家和道家的学说，但改革又是典型的法家的东西，所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而民间百姓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也相对自由，往往三教同奉。历朝历代都是一种萃取多种文化、多种智慧融合出来的一个文化体系。
其二，多国多民族的相处智慧。冯友兰先生认为，近现代的世界又像新的一轮春秋战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国与国的关系怎么处理？大国的表率作用是什么？什么样的治理方式会导致国家兴衰？多民族怎么协调、怎么治理？中华传统治道的历史有很多鲜明的实验和方法总结，有很多是有抽象的、普遍的借鉴作用的，包括我们几千年来对人性的基本探索。过去在一种纯武力的状态下的人文力量如何发生并产生作用，现在大国的核武器威慑的前提下，各种意识形态的国家如何共处，中华治道此前作了先在的探索。
其三，事功与心性结合的治理经验。就事功而论，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各有经验，但传统中华治道的事功与心性结合是一大特色。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都需要对中国文化精神有更深层次的认知。这样，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而世界一旦对中国文化精神有认知，也会更深入地理解我们并相互合作。牟宗三先生曾经认为，中国的心性体系是中华文化最有独特价值的文化核心要素。
古老的中华文明曾经高度发达，累积了很多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与探索经验。百年以来，我们从封闭的独立统一走到了开放的独立统一和自主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智慧中有现代价值的部分，除了对世界做出经济贡献外，还可以奉献另一种丰富的人文财富。
（刘伟见系著名学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研究所国学研究室主任、教授，中国国学研习与出版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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