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归其境_田雪青，王毓川著_9787516663301_安徽万品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本书主要讨论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结合问题，研究主题十分明确，即在理清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关系基础上回答什么是考古人类学以及如何利用考古人类学。为了这一目的，本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对西方考古学和人类学结合的历程做出回顾，对西方考古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做出述评，分析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结合历程；二是对考古人类学中国化的过程做出述评，剖析考古学和人类学在进入中国后的发展与融合过程，三是基于学术史的基础上阐释考古人类学的基本观念；四是以石寨山出土的青铜贮贝器和大鹏金翅鸟两件文物的研究为例说明考古人类学如何指导对考古资料的阐释，即方法论问题。

序：何为真相

让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说起。2017年，为了给硕士学位论文收集资料，我去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当第一次见到司母戊鼎（也称后母戊鼎）的实物时，我被这件庞大的青铜器所震撼，虽然从初中历史课本的图片上就早已经知道它的样貌，但我仍然想把它的每个细节都刻在脑海里。正当我在欣赏这件国宝时，旁边的一位小朋友向他爸爸发问：“这是用来干什么的？”他的爸爸回答道：“这是用来放在院子里面做摆设的。”我心中暗想怎么可能，这分明是作祭祀之用。此时旁边的一对年轻情侣也在讨论这件青铜器，那位男士的意见认为这是用来煮东西的，身旁的女士则认为是古代皇宫里面的工艺品。看在他们与我年纪相仿，加上我没忍住，便插入他们的聊天之中，给他们解释鼎的功能，商王文丁如何用它祭祀，商朝时候还没有皇帝等等。但他们似乎并无心听我解释，只是客气地回应几句后便走开了。旁边一位老者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待这对年轻情侣走后便和我说：“小伙子，你的说法也不太对，这个鼎是象征着国家，古代王朝建国的时候，都要铸造一个大鼎，就像这个一样。”当时确实想和这位老者争辩几句，但毕竟是长辈，便礼貌地回答了一下。正当我感慨参观者们都不注意看博物馆为参观者提供的文物简介资料时，旁边又围上了一个旅游团，大家更是各抒己见。

如果大家喜欢逛博物馆，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十分常见，甚至在一些历史文化类的旅游景点也时常发生。或许可以归咎于宣传教育问题，也或许可以归结于个人的知识储备问题，但我们内心总会有这样一想法：“他们说错了，我知道的才是对的。”

在博士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我开始深入的学习人类学的相关知识，2019年我在云南省博物馆做一些志愿工作的时候，再次遇到的当年在国家博物馆遇到的情况，发现参观者们似乎对文物都有自己的解释。当我脑海中再冒出来“他们错了”这个念头时，我所储备的人类学知识告诉我这个想法十分危险，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远没那么简单。我开始思考这样这些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他们真的错了吗？谁才是正确的？随着学习的延伸并且在读了很多人类学的著作之后，我慢慢理解了“他者”的视角，也开始明白我所知道的“常识”对别人来说并不是“常识”，反之亦然。这似乎开始走入哲学领域，也在老师们的建议下，进一步去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也开始阅读米歇尔·福科、欧文·潘若夫斯基、罗兰·巴尔特等人的著作，当然也包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发现哲学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我开始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答案，他们之所以会对一个事物做出不同的回答，与每个人的知识谱系有关，而知识谱系的形成则是以文化情境为基础的。

如果在时间上延伸的话，我们今天的想法就已经如此多样，那么与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前的人们所想的是不是一样，他们当时在制作一件器物时是怎么想的，到底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

当我的朋友们知道我的专业是考古学时，常常会开一个玩笑，说如果在挖掘的时候一具尸体突然复活了你怕不怕。我也会回答他们但愿如此，我最希望的就是他突然活过来告诉我他在做这个东西时是怎么想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些已经逝去的人是不会亲口告诉我们这件器物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但正如法医界流行的“让死人开口说话”一样，古人通过文字、遗物遗迹，甚至自然环境，或有意或无意地告诉了我们他们是怎么想的。如果我们仔细寻找，能够穿越时空和古人对话，让古人“告诉”我们，这件文物的意义。

这显然是考古学一直在做的事情，对出土文物的解释是考古工作的重点，但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必须思考一个问题：这样的解释对吗？我们往往会跳入一个陷阱，因为我们现在对文物的解释是基于我们自己的知识谱系和文化情境，并且十分自傲地认为我们的知识谱系远比古人先进的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所做出的解释，是否和古人制作这件器物的初衷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那似乎可以说是正确的解释，那如果不一致的话，是我们去指责古人的想法是错的呢还是指责自己错了？如果再把逻辑往前走一步的话，就出现了下一个问题：我们又是怎么判断我们和古人的想法是否一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再绕下去，可能就会陷入诡辩论的漩涡中了。

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证据。要回答以上的一系列问题，就是要找出证据，可能是文字记载，可能是出土文物，也可能是记忆、传说、口述史等等，我们要用证据来证明他们是怎么想的而不是凭空的猜测。因此要理解我在国家博物馆时遇到的情况，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人类学和考古学能提供很大的帮助，这本书就是围绕这两门学科展开讨论的。

当前，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考古学热潮，小说、综艺节目都在推波助澜，我们也看到这个专业在各高校的招生数量日益扩大，身处这股热潮之中，更是要冷静思考，认真梳理各种理论和方法，厘清人类学和考古学之间的关系，坐好热潮中的冷板凳。

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我的研究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仅仅是通过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梳理表达出如何用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考古材料的一种观念，所以本书以“观念”来命名，也想说明这仅仅是一家之言，也许可能会遭到批评甚至被驳倒，但这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此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加入讨论之中，共同来寻找真相。但如果本书所提出的观念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或启示的话，那么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始终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凡引用他人之说，必会标注出处。同时为了保持准确性和科学性，所引文献以CSSCI引文索引为主，所引著作均是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学者所著。对于外文资料，尽量参看原著，并结合汉译本对翻译问题进行综合考虑，因此可能会与已出版的译著所做翻译略有不同，但同样会标注引文来源。

本书也得到了很多同学和老师们的帮助，才勉强保持住了本书的“学术性”。并且在写作过程中，力求逻辑清晰、语言精练，但迫于自身水平有限，一些地方可能出现疏漏或者错误，在此诚恳致歉并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导。

谨以上为序

王毓川田雪青

2022年立春

绪论：重提考古人类学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关键一点就是对考古成果的阐释工作，这也是考古学的最终落脚点，但以何种理论和方法来对考古资料进行阐释，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实践要有理论的指导，对考古资料的阐释，也要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考古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已经十分丰富，其中考古人类学作为考古学理论体系中的一环，同样也能对考古资料的阐释起到指导作用。

我们先从这个名词开始谈起。考古人类学翻译自单词“Ethnoarchaeology”，由“Ethnology”和“Archaeology”两个单词拼合而成。在许多著作中，还有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 Ethnography、Ethnographic Archaeology、Ethnography for Archaeology等相关词出现，由于“Ethnoarchaeology”一词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较为普遍的承认，并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性用法，因此在本书中继续沿用这一词作为指代这一学科的英文名词。在中文翻译上，1983年这一单词由梁钊韬和张寿祺首次翻译为“民族考古学”，对于这一翻译是否准确目前还在讨论中，因此一些著作还会翻译为“民族考古志”“民族学的考古学”“考古民族学”等。而“考古人类学”一词由张光直提出，本文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翻译，是从“民族学”和“人类学”两个词语的区别与联系来理解的。

关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名称和归类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研究汉族，民族学研究少数民族。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学扩展到汉族研究，人类学也同样关注少数民族的问题。从研究内容上来说，人类学初步定义为人类的知识，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去了解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变化，但与其他学科没有多少交叉，也没突出学科特色，于是人类学从整体出发，进行“概化”的研究，通过主位的视角，研究产生各个联系的细节，关注文化与社会，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去解释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发展，这便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人类学（Anthropology）这一术语常被看作是民族学（Ethnology）的同义词，Ethnology一词最早出现在1607年。但是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来使用，则是1830年法国著名科学家让·雅克·昂佩勒（Ampere J.）提出的，他将民族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一门学科。1839年法国博物学家爱德华（Edwards M.）将这个词用作巴黎民族学会的称号，该学会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民族学会，其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欧洲历史上各个民族的起源与关系。到19世纪中期以后，民族学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即“对人类文化和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进行比较研究”。从早期对民族学的理解可以看出民族学和人类学在研究内容上也具有一致性。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民族学和人类学也是一致的，即都是运用参与观察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多进行比较研究。因此不管是从研究对象、内容还是方法上看，民族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人类学基本上等同于民族学，二者彼此间也经常互相统一。

在国外，大体上来说美国多采用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一词，英国多用社会人类学（Society Anthropology），欧洲则多叫民族学（Ethnology），可以看出同一门学科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有三种不同的称呼。列维-斯特劳斯针对有关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争论指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所包括的范围其实是相同的，只是前者从技术和事物的研究出发，然后及于决定社会生活方式的超技术方面的意识和政治活动；而后者却是从社会生活的研究出发，然后及于表现意识和政治活动的技术事物。好比是同样的两本书，内容分章相同，安排的顺序及页次却各不相同。”我国著名学者杨堃也指出：“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叫作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亦即我们所说的民族学。”正如费孝通主张对于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重研究内容而不是学科的名称。

虽然说将力量用于区分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名称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从学术界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人类学”这个名词有逐步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尤其是在今天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很多研究都是对一个地区的群体而展开，越来越难找到纯粹就以一个民族为对象展开研究的学者。同时，我们讨论的重点之一便是“文化”，而非集中于少数民族问题，因此为了体现学科特色，本书采用“考古人类学”一词作为“Ethnoarchaeology”的翻译，也作为接下来要讨论的关键词。要说明的是，由于人类学还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就目前学界的情况来看，常常用“人类学”直接指代“文化人类学”，当要研究人体进化和变化机理时，往往会强调“体质人类学”一词，故本文也遵循这一惯例，凡出现“人类学”一词，即指“文化人类学”。另外由于民族学和人类学两个名词为同义词，并且考古人类学和民族考古学也是由同一单词翻译而来，因此在文本的书写中，视行文情况以及在引用时尊重不同学者的观点而将这些词汇交叉使用，不做概念上的区分。

美国考古学家杰西·沃尔特·费克斯（Jesse Fewkes）在1901年首次提到“人类学—考古学家”（Ethno-archaeologist），并鼓励考古学家开展自己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实地工作。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随着考古学家开始探索考古人类学可能具有的应用，人们才广泛接受考古人类学作为考古学真正的分支学科。

关于考古人类学的概念问题，西方学者们做过很多定义，在此摘录部分如下表所示。

以上所示的仅是部分概念，可以初步了解西方学术界对考古人类学的一些讨论，更多的概念讨论将会在文中一一呈现。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逐渐频繁，20世纪80年代，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以梁钊韬、张寿祺、容观夐、汪宁生、童恩正等一批学者投入对考古人类学的研究之中，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考古人类学”作为一个舶来词，在梁钊韬和张寿祺刚刚引入的时候，翻译为“民族考古学”，同时给出的定义是“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跟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与历史学的文献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对一些历史性的事物，做出更深入细致的说明”。

对于这一概念，容观夐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民族考古学是以考古实物为对象，通过民族志资料、历史文献来研究考古实物的内涵，即从研究一个现代落后民族部落的行为去推断考古学文化遗存，以今论古、以今证古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来重建人类历史的过去。张寿祺则又提出了民族考古学的另外一种指向，认为民族考古学是人类学家将一些从事民族志研究的人训练成为像田野考古工作者一样的，这门科学乃被设计成为适合考古学家的特殊需要，而成为考古学者在他们工作中对于文物遗迹罕见的一些问题能觅得解决的线索。这两种指向的差异在于一种是以民族志的材料对考古材料进行研究，另一种是在民族学的研究中加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很多考古学家支持第一种指向，如汪宁生认为民族考古学是将民族学材料和考古学材料的比较研究。李仰松同样认为民族考古以史前考古和民族志有关实物资料为起点，由已知探求未知，在可比性条件下对考古材料进行诠释。宋兆麟也支持此观点认为民族学田野调查能收集到很多现代少数民族的资料，这些资料能与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并复原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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