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郭齐勇先生的学术自传。郭齐勇先生在书中自述学思历程和师友往事，全面介绍其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特质，普及并创造性转化儒家传统，在前贤的基础上，倡导在我国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重建“六伦”“八德”为价值的新价值体系。
《湘水》主编黄友爱先生约我写这本小书。我已七十有五，也到了总结一生的时候。这里把平日所写的回忆录集中起来，略加修改，因以付之。
一生处在变异的时代，经历过中国社会近七十年的变化。少年时读过李六如（季交恕）先生的《六十年的变迁》一书，从中了解了民国的一些故事。回顾我的一生，似乎总是处在“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氛围之中，时代的基调是变易、变迁、变化。青年时处在“造反”的时代，名曰“有理”，实则“无理”。在那种有悖常理常情的日子里，连要不要亲情，要不要师道尊严，要不要常识常理都成了问题。愈到晚年，愈感到由变到常，由动到静的重要，主张品味日常生活平易、恬淡的滋味，回归常识、常情、常理、常道。
明清之际大儒王船山先生深论变与常之理，肯定“变而不失其常”，“变合常全，奉常以处变”，强调流动性（变）与常住性（常）的“两端而一致”。
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尤以儒学为主。我的生命、生活与事业融合成一体。一方面，处今之世，由常到变，从五伦到六伦，发展出新时代的新伦理。另一方面，又从变到常，万变不离其宗。
我现在更加体会到坚守做人做事基本原则的重要！检讨自己的一生，有局限有短板，有忏悔有自责，当然也有庆幸有喜悦，有成绩有收获。总的说来，自己还未背离圣贤、父兄、师友的教诲，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沪上疫情，俄乌战争，令人揪心。孔孟的理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可叹已至垂暮之年，虽有心，力不能企。
衷心感谢责任编辑刘文兄的精心编辑。
是为序。
郭齐勇
2022年4月中旬于武汉
第六章 珞珈山下的哲学殿堂
我于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进校时已31岁了，真是所谓“老童生”。进校时，同班同学最大的有34岁，最小的才16岁。我们78级哲学系两个班，六十几位同学，仅两位女生。这是非常活跃的群体，各色人等都有。
我们这几届同学，尤其是高龄生，真是叫如饥似渴地学习，拼命地学习。只有我们这种经历的人才真正懂得珍惜读书的时间。
大学时代正值思想解放运动，武大图书馆和哲学系资料室的书多，来来往往讲演的人也多，思想上真正活跃了起来。这时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
现在看这个班上的校友，“朝野”、上下、内外、左右、极左极右都有；有位列正部的官员，还不止一位；有国有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也有被放逐的人物。这个班的代表性人物有：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艾路明，他读书时就参加过多学科讨论会，在信息极不通畅的情况下有直渡长江的创举；画家、诗人周中华，他读书时就以创作哲理漫画并在《讽刺与幽默》上发表而成名；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刊物《青年论坛》的创办人兼主编，后担任过广州市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明华；才气横溢的作家、诗人黄亚屏、王绍培、王珍莉；多才多艺的摄影家高望峡；书法家龙育群；有点神秘性的王鸣；分析哲学家陈亚军；当时不起眼，现在是行政学大家的胡象明教授；还有美学家王杰、思想家苏伟、数学家陈子仪以及几位转行学法律、当大律师的友人韩传华、王和平等。
我与周民锋、李明华同学年龄偏大，意气相投，我们合编了大学生哲学刊物——油印本的《求索》，刊登哲学学子的习作。《求索》出过3集，后来系领导怕出事，找我谈话，不让继续编印了。
我读本科生时兼任校学生会学习部的成员、副部长、部长，组织了不少多学科的讲座与竞赛。那时没有电话，我很费力地跑一些系办公室和一些老师的家里，联系不同学科的老师给同学们开讲座。我记得，我联系过物理系的老师讲“黑洞”。
我们的学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内容，学马哲原理，学马哲史，尤其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毛泽东哲学，孟宪鸿（系主任）、谭臻（系副主任）、朱传棨、李砚田、雍涛、黄德华、凌相权、徐瑞康、涂赞琥、司马志纯、林先发、杨庭芳等老师给我们讲过课。胡寿鹤老师调来晚一些，似未给我们78级本科生上过课。刘纲纪老师讲美学，张巨青老师讲逻辑，陈克晶老师讲自然辩证法。后来落实政策，汪国训与程静宇老师伉俪回到我们系任教，我与他们打交道略多一点，程老师协助唐老师教我们古代哲学名著选读的课。中哲史教研室段启咸（教研室主任）、田文军、陈殿云老师也给我们上过课。
我们有幸听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讲授“西方哲学史”（上大课，77、78级及旁听者160多人同听，如醉如痴），又系统地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与四册《哲学史讲演录》，罗素、梯利的哲学史，贺麟先生的一些书及一些西方哲学汉译名著，一点点笛卡儿、休谟、康德的书，才算是入了哲学之门。
遗憾的是，我没有掌握哪怕是一门外语。过去中学学的是俄语，进大学后应选学英语就好了，当时图方便，偷懒，就靠中学学的一点俄语对付了，后来研究生阶段的外语也是俄语。学了多年俄语，听说能力差，也不能用。没有掌握好外语，是我一生很大的局限。
真正热爱起中国哲学，缘于进武大以后听萧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萧先生讲课不多，讲起来常常脱离教材，旁征博引，放得很开。他对思想解放的渴求，对国事民瘼的关切，对人类、民族、人民之命运的叩问与反思，启人良多。
大三的时候，我修“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课，使用的是中哲史教研室编的数册油印本《中国古代辩证法史资料》，我发现了其中因刻印校对带来的问题，有的是版本、底本的问题，我到图书馆遍查典籍，校对出百多条误差，交给老师。这件事被萧萐父先生知道了，他大为赞扬，曾在教研室会议上、在给研究生上课时表扬了我。不过，当时我只是一个本科生，并不知道萧老师的褒奖，事过一年多后才知道的。
当时武大正处在改革的时代，在刘道玉校长的治下，学校制度很灵活。我修满本科的学分，提前半年毕业,等于跳了一级，与77级同学一道考上本校1981级硕士研究生。记得当时找过童懋林副校长和教务处领导谈，说我想提前考研究生，他们都很支持，说我是优等生，学分满了就可以毕业，批准并推荐我报考研究生。好像当时有研究生科，附在教务处，只是在行政楼四层有一间西晒的小房。有一两个工作人员，她们很热情很敬业。我报名、拿准考证都在此。
我于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在武大攻读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正式成为萧萐父教授、李德永教授、唐明邦教授的入室弟子。
这三年对我走上学问之路是最为关键的时期。老师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我们受到基本的思想的训练与文献等方面的训练。我们得益于三门基础课：一是哲学史方法论，二是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导读，三是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学。当时的哲学史方法论课，中西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在同一个班上课，这非常好。这门课领衔的是陈修斋、萧萐父两先生，杨祖陶、王荫庭、李德永、唐明邦等先生也分别参加。同班同学有冯俊、李维武、高新民、黄宪起、黄卫平、蓝岚、舒金城与我等，还有一些青年教师与外校旁听者。这是读书、讨论课，我们学黑格尔哲学史观与方法论原则、普列汉诺夫的五项论等，对于为什么说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史，关于哲学史是否就是认识论史，什么叫“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还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什么是哲学史上的“普遍”“一般”“具体”“个别”，什么叫“社会心理”“哲学无定论”，唯心主义哲学有没有价值等问题，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老师们只是启发、引导、点拨，他们重在培养我们的读书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我们也去选修江天骥先生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课，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与范式理论及当时流行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系统论颇感兴趣。
除教学外，老师们忙于编教材和出席各种学术会议。萧先生作为学科带头人，特别敏感，对哲学界各种讨论及相关学术会议的新信息、动态都非常关注，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哲学史上“两军对战式的对子结构”与“螺旋上升的圆圈结构”，中国哲学范畴与范畴史研究，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关于孔子、《中庸》和宋明理学的再评价，唐兰、冯友兰、张岱年、冯契、王元化、李泽厚、庞朴、汪澍白先生的新观点，《未定稿》上有什么新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考古》《文物》上介绍的新发现，马王堆与银雀山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等，他都提示给我们，让我们去关注、理解、参与。他还把汤一介、庞朴、刘蔚华、陈俊民等先生请来给我们讲课，打开我们的思路。黄卫平同学写了一篇文章与萧老师商榷，萧老师表扬了卫平，还把这篇文章推荐发表。
老师们对我们非常关心，耳提面命，手把手教我们。萧先生亲自批解我们的习作，告诉我们如何修改完善，每每涉及文章架构、资料搜集、鉴别与理解等，特别细心、耐心。他指导我重点读王夫之的《尚书引义》。萧先生也放心地让我与维武、卫平、金城等整理他的关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与王夫之哲学方面的讲义、文稿等，这种整理也是一种学习。我记得我整理过他关于王夫之认识辩证法论文的初稿。他有时把他最后的定稿再返回给我们看。他与唐先生带学长萧汉明兄、蒋国保兄、李汉武兄等与我们这届硕士生（带着经他们修改了的我们的论文）出席了1982年在衡阳举行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让我们参与讨论，拜访专家。我最初关于王船山的几篇习作，都是经萧先生悉心指导、认真修改、热心推荐发表的。这即是80年代初我在萧公主编的《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和在《中国哲学》《江汉论坛》上发表的几篇习作。这些事已过了30多年了，其细节却仍然历历在目，永远也忘不了，而且已化为我今天带学生的行为。
我读本科生时，旁听了萧公为研究生开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讲到近世，他偶然提及黄冈熊十力先生有《体用论》等书，值得一读。我就到校图书馆去遍查熊先生的书（主要是《新唯识论》《十力语要》等）。我对熊十力其人其书渐渐产生了兴趣。硕士阶段，教研室原本让我做司马迁的历史辩证法方面的硕士论文，后来我提出想做关于熊十力方面的硕士论文。在当时，老师们确定我做这个题目（“熊十力的认识辩证法初探”）是要有勇气的。记得教研室全体老师出席了我们的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会，有的老师善意地同时又是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对唯心主义哲学家熊十力评价过高。但萧先生有定力，最后还是支持我按自己的思路去做。他让我参加他与汤一介先生主持的《熊十力论著集》的搜集资料与点校工作，这一套书三卷本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他指引、支持、帮助我与友人到湖南、北京、上海等地搜求熊先生著作、手稿、信札，通过写信推荐等方式，让我与友人遍访与熊先生有关系的前辈学者。萧老师指导我写熊十力哲学的研究综述，我通过广泛搜集资料，又对资料条分缕析，整理出来，作为研究的背景与基础。我又通过对认识论、直觉论和唯识学的学习来诠释熊氏认识论。在萧老师、唐老师、李老师的指导下，通过撰写硕士论文，特别是通过他们对论文的点拨、指导、批评，我基本上掌握了做学术研究的步骤、方法、规范等要领，开始学会对文献的解读与诠释，从事哲学学术研究。
萧先生、唐先生、李先生指引我们走上学术之路。1984年12月，我留校任教，直接在三位老师的带领下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我毕业之后，又多次重听萧先生给研究生的讲课，在哲学史方法论、史料学等课程上，他真是与时偕行，讲课时时有新的材料和新的思想，例如关于文化反思，源头活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历史接合点的思考，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古史研究与马恩对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古史祛疑，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与泛化问题等，都是在我们硕士毕业之后他反思的新成果，亦成为他的课堂教学新增加的内容。在重听这些课程后，我也帮助他整理过几篇相关讲义与访谈等。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处处离不开三位老师的指点与关爱。数十年来萧、李、唐三师有意无意，看似不经意地，其实是有意在提醒我，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启发我，让我在做人、治学和善处各种关系方面更加健康、合宜与完善。我从内心感谢恩师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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