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视野中的我国未成年人道德体系建设（未成年人道德体系研究）_杨鸿台　等著_9787511235497

　　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道德重建是一项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时代任务；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重建未成年人道德，需要我们有不同角度的思考和多元化的反思。为此，本书从法治化角度出发，探寻构建未成年人道德体系的内容和途径

　　第一节建国初期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

　　建设的雏形（1949~1965年）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1982通过的《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是首次将全体公民的道德规范用法律文件形式规定下了。可以说，我国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公民道德法治化建设从建国之初就已呈现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反对旧社会遗留的陈旧、腐朽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教育、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建国初期的道德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即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人生观教育，进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教育以及进行劳动和集体主义教育等等。当时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中关于先锋队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当时实施的道德教育具体方法是采取自上而下的灌输教育法。毛泽东对青少年的道德培养一贯寄于高度期望、热情和支持。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在《新青年》发表上“体育之研究”，批判传统教育制度和课程对青少年学生的摧残：“我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恬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毛泽东在文中疾呼：“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毛泽东身体力行，坚持冷水浴、到中流击水、登山越岭，练就了一副强壮的身板。建国后，毛泽东更是把体育作为全面培养青少年的首要环节。1953年，他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文中说：“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毛泽东把“身体好”排在“三好”中的第一位，这与后来他所强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排序有所不同，是有深意的，从关心青年以及道德培养的根本宗旨来说，身体好是首要前提。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全党十分重视全国上下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和战胜自然灾害，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国分忧、艰苦奋斗，宣传“延安精神”，缅怀革命前辈和先列的光辉业绩，加强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提出了“树立标兵”、“典型引路”等工作方法。相继树立起郝建秀、向秀丽、邢燕子、刘文学、焦裕禄、王进喜、王杰等先进个人典型，为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树立了一面又一面旗帜。毛泽东同志于1963年发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更是广泛和有力地推动了用先进典型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未成年人的学习榜样。

　　第二节“文革”时期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建设的

　　破坏与虚无状态（1966~1977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当时尚未成年的红卫兵与知识青年受害最深，他们既是“文革”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又是当时法律虚无主义特定年代的道德畸变者。究其当时的道德畸变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种动因：

　　第一，法律虚无主义造成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严重破坏。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提出砸烂公检法，大搞形“左”实“右”的法西斯专政，使我国经济、政治、文化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社会道德建设也受到严重的损失。林彪、“四人帮”鼓吹“一切为了权”的道德观，推行法西斯式强权道德；污蔑道德修养就是不讲阶级斗争，就是“修正主义”；煽动“打砸抢”风气，宣扬“文盲”、“痞子流氓”道德观；在树立先进典型时，把先进经验绝对化、公式化、模式化以致弄虚作假。从而导致人们的道德是非观念混淆，道德判断失准，心理失衡，道德和信仰危机加剧，并且对此后我国道德建设产生重大消极影响。

　　第二，未成年人对领袖的极度个人崇拜。未成年人对领袖的极度个人崇拜也是道德崇拜。由于毛泽东在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失误，加之林彪、康生等人的极力鼓吹拔高，使得全国上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迅速蔓延，尤其在天真幼稚的广大未成年人中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在绝大多数未成年心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唯一正确、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化身。毛泽东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有理”等造反言行，不仅是最高指示，也是未成年人在社会上冲冲杀杀的道德楷模和行为依据。

　　第三，革命功利主义成为道德价值评判标准。为达到革命胜利的目标，凡是符合这个目的的行为就是善的、有价值的行为，凡是不符合这个目的的行为就是恶的行为，这种以革命功利主义作为道德价值的评判标准，自然而然地内化为未成年人的价值观。

　　第四，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革命情操。由于环境的封闭和教育的片面，未成年人很难了解到现代文明和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全貌，容易以偏概全，把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看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只进行新旧社会的纵向对比，缺乏与发达国家的横向的客观对比；只注意正面的灌输，缺乏对自身存在的消极阴暗面的客观认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在学校开展的各种学英雄、求进步的活动中，掺杂了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

　　第五，绝对化的集体主义教育。“文革”期间片面地宣扬集体主义精神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所有人都必须服从集体利益，所谓“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动辄狠批“私字一闪念”，“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理所当然地应当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其实质是否定个人利益的价值正当性，从而误导并形成了一代未成年人的非理性道德观。

　　第六，狭隘的阶级道德教育。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下，把许多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问题去认识和对待，结果是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是非。在阶级教育的内容上，只讲“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广泛宣传“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将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及他们的子女划入另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精神上甚至肉体上进行凌辱、摧残甚至是消灭。

　　第七，片面的价值观教育。理想的价值观教育理念应该同事具备科学和人文两种精神特质，但“文革”时期所体现出的价值观教育却与之相悖。具体表现为：一是对人文精神的背离，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缺乏人文精神的政治价值取向教育，使未成年人的价值观教育失去了理性基础，除了陷于政治狂热，很少有人对自己人生的意义有人文精神的理性思考。二是表现为对科学精神的否定，科学精神旨在追求客观真理，并通过实验、观察事实加以验证，“文革”时期“左倾”理论的践行者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以政治化的实用主义，压抑、打击了科学精神的教育，体力劳动被奉为神圣、高尚的第一劳动，知识分子精神的创造活动及教育活动则被视为异端邪说，导致许多未成年人形成“知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大老粗光荣”等非理性、被扭曲的价值观。

　　第八，提出绝对化的集体主义道德取向。“文革”时期提出的绝对化的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概念，忽视乃至否定了正当和必须的个人利益，在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下，只能压抑个性，迷失自我，来迎合、顺从集体主义道德取向的高压。

　　“文革”时期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是非颠倒和歪曲异化，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历史教训：其一，构建未成年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离不开法律保障及实施道德法治化，这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和深刻思考的课题。其二，教育应保持相对独立性，一旦教育被政治所渗透或替代，必然会造成完整社会的失衡。其三，教育应以对人的关怀为前提，未成年人社会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塑造其独立人格的过程：“社会化的正式定义就是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戴维?波谱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第三节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步入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开始步入正轨，但是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一、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1978年至1986年上半年），其特征是广泛开展群众性思想道德活动，此项活动持续多年，有声有色、影响广泛、深入人心，使人际环境日益和谐，未成年人的社会道德风尚逐渐提高。

　　第二个发展阶段（1986下半年至2000年），其特征是蓬勃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9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6年10月）的精神指引下，广泛开展以文明创建为载体，群众性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城区、文明社区、文明村等文明创建活动，有力地提高了未成年人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

　　第三个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其特征为公民道德建设。2001年1月，党中央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同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4年3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是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共28条，分为十个部分，包括：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扎实推进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充分发挥共青团和少先队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和发展家庭教育；广泛深入开展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重点的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建设、使用和管理；积极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净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领导。《意见》提出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从确立远大志向做起，树立和培育正确的理想信念。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全国中小学教育领各中小学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开始步入正轨：全国各中小学德育课程标准被修订，思想品德、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管理得以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校教育质量考核评价办法进一步合理化；中小学生守则、日常行为规范以及教师行为规范被重新修订，新时期学生道德行为要求和教师育人职责更加明确，班主任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为祖国明天更美好——我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综述》，《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9日。

　　二、社会转型期未成年人道德失范现象分析

　　自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都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党和政府乃至全社会社会最为关注、最为重视、最令人忧虑的社会重大问题之一。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也是我国当公民道德建设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因为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不仅直接关乎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直接关乎我国的未来和命运。相对于成年公民道德建设而言，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难度更大,效果更难显现。正由于此，党和政府从战略高度出发，颁布了一系列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纲要和意见；全国人大立法机关先后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预防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社会各界也才如此深刻地认识到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重要和急迫。

　　（一）目前我国未成年人道德体系建设研究的诸种缺陷

　　综观目前我国未成年人道德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可以发现至少存在如下不足：

　　1?研究方法问题

　　很多学者及有关工作者在分析寻找未成年人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时，往往只是众口一词地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定性角度，罗列和分析千篇一律、众所皆知的笼统原因，然后从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地构筑道德教育防线，自认为已经找到了问题存在的根本症结和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缺失对该问题的定量实证分析研究，尤其是缺少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长期跟踪调查研究和比较研究，因此此类论著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参考价值均十分有限。

　　2?脱离社会转型实际的浮夸性研究色彩浓厚

　　所谓浮夸性的研究，较多地表现在对上级意图的领会和贯彻落实，停留在空泛宣传教育的层面，缺少对未成年人道德体系建设的学理研究深度。笔者遍查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据大致统计，截止2011年底，被CNKI全文收录的其内容与未成年人道德体系建设有关的论文共901篇，其中青少年道德建设（28篇）、青少年伦理（10篇）、未成年人道德（126篇）、未成年人伦理（1篇）、青少年道德教育（205篇）、未成年人道德教育（49篇）、青少年伦理教育（1篇）、伦理体系（73篇）、道德体系（406篇）、道德规范（1篇）、伦理（249篇）。专著部分共260种，其中道德建设（10种）、道德规范（1种）、伦理（249种），而直接研究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专著则付诸阙如。在已发表的论著中，对未成年人道德体系建设的研究多停留于纯理论思辨，直面探究中国“社会转型”深刻影响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为数甚少，反映出研究者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与社会转型或社会变迁的重大现实背景的忽视、脱离和割裂，未能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诸多问题给出深刻的解释。“譬如在传统社会本来并不存在的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为什么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才如此明显和必然地凸现出来?为什么在中国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如此地密切相关?一句话,为什么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在中国蓦然间成为整个社会热议的‘问题’?对于诸如此类严肃的问题,脱离“社会转型”这一重大现实背景,是无法得到全面和深刻阐释的。”廖小平：《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研究及其路径的批判性审视》，《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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