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套装上下卷）_[英] 阿诺德·汤因比著；[英] 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杜挺广，梁洁等译_9787208088580

　　在《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历史研究（套装上下卷）》中，作者阿诺德·汤因比和D·C·萨默维尔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二十余种存活或已经死亡的文明形态，并对它们的各自发展作了综合比较，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历史研究（套装上下卷）》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和单一历史线性发展的史观，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发挥作用的力量并非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有着更广泛的动因。这些力量对每个局部都发生了作用，除非对作用于整个社会的这些力量加以全面考察，否则就无法认识在各个局部发挥作用的力量。一种同一的、总的动因会对不同的局部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每个局部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同样动因所驱使的各种力量做出反应并起到自己的作用。我们可以说一个社会在其存在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不得不采取最好的方式自行加以解决。每个问题的出现，都是一种需要经受考验的挑战。经过一系列考验，这个社会的各个成员逐步使自身与其他成员区别开来。在整个过程中，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其他成员的类似或不同行为，如果没有把接二连三的考验看作是整个社会生命中的连续事件，那么要把握在一种特定的考验之下任何一个特定成员的行为具有什么重要意义是不可能的。
　　这种解释历史事实的方法，借助一个具体的例证，或许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这个例子引自公元前725—前325年间，也就是在4个世纪期问的古希腊城邦的历史。
　　这一时期开始后不久，由这些为数众多的国家构成的社会便面临着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问题。当时的希腊人显然几乎完全靠他们本土的各种农业生产来获取生活资料，满足自身的消费。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与危机进行抗争。某些城邦，如科林斯与哈尔基斯，依靠夺取并移民海外农业区域——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色雷斯和其他地区——来安置自己的过剩人口。这种希腊的殖民地只是扩大了希腊社会的地理范围，没有改变它的特征。另一方面，某些国家谋求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异的解决方案。
　　例如，斯巴达通过攻击和征服它的希腊近邻，满足了该国公民对土地的渴求。结果，斯巴达仅仅获得了必要的附加土地，代价是同自己治下的邻人进行顽强、不断的战争。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斯巴达的政治家被迫将斯巴达人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为此，他们恢复和改造了一些希腊社会所共有的某些原始的社会制度，而当其时，在斯巴达，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这些制度正处于行将消亡的状态之中。
　　雅典以不同的方式对人口问题做出了反应。为了出口，它使自己的农业生产专门化，并开始制作供外销的手工业产品。随后它又改进了自己的政治制度，赋予因经济更新而滋生的新阶级以公平的政治权力。换句话说，雅典的国务活动家通过成功地推行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得以避免了一场社会革命。他们由影响他们自身的问题而发现了解决共同问题的方法，顺便为整个希腊社会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当伯利克里在他自己的城邦发生物质财富危机、宣称雅典是“希腊的学校”的时候，他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从这个观察角度出发，把整个希腊社会而非雅典、斯巴达、科林斯或哈尔基斯。作为研究的领域，我们便能够理解在公元前725—前325年期问这些社会的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能理解由这一时期向下个时期过渡的重要意义。倘若我们孤立地在哈尔基斯史、科林斯史、斯巴达史或雅典史中寻求能够加以理解的研究领域，那么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可能找到答案。从这一点出发，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哈尔基斯的历史和科林斯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正常的历史，斯巴达和雅典的历史则是因采取了不同的方向而脱离了常规的历史。我们无法解释发生这种脱离的原因，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由于在希腊历史的初始时期便具有一些先天的特殊品质，因此与其他希腊人有所不同。这无异于说斯巴达和雅典的发展是因为它们压根儿就完全没有发展；这两支特殊的希腊人从故事的开头到结尾都与众不同。然而，这一假设却与现成的历史事实相矛盾。以斯巴达为例，设在雅典的英国考古学院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已出土了惊人的证据表明，直至大约公元前6世纪中叶，斯巴达人的生活与其他希腊社会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之处。在所谓的希腊化时代，雅典传输到整个希腊世界的特点（与斯巴达相对立的那些特点，其特殊的转变证明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同样是后来通过努力获得的，这些特点的起源从一般角度观察才能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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